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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求是学刊》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视域下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rldwide Freezing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spute Settlement
【作者】 郭玉军陈文璨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分类】 国际商法【中文关键词】 全球资产冻结令;禁令;执行;管辖权
【英文关键词】 worldwide freezing order, injunction, implementation, jurisdict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72
【摘要】

全球资产冻结令被誉为国际商事诉讼中的“核武器”,其产生与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必然需求和理性选择。对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涉及诸多管辖主体及各方当事人利益,其发布条件和执行许可等须满足严格的条件与程序要求、平衡不同国家法院的关切及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全球资产冻结令目前呈现出执行程序不断便利化的趋势,多国法院对其也持更加开放的接纳态势,其成熟发展有利于增强国际商事诉讼的吸引力,符合公正高效解决争议的价值目标。

【英文摘要】

The worldwide freezing order is known as the “nuclear weap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whos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demand and rational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worldwide freezing order involves the interests of a number of jurisdictions and all parties concerned, and the issuance conditions and enforcement permits must meet strict conditions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and balance the concerns of cour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interests of relevant parties. At present, the worldwide freezing order presents a trend of continuous facilit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What’s more, the multinational courts become more open to accept it. Its mature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and being in line with the value goal of just and efficient dispute resol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548    
  
  全球资产冻结令(Worldwide Freezing Orders)被称为国际商事诉讼军火库中的两大“核武器”之一。[1]近年来,在全球资产冻结令领域出现了一些较为典型的案件,如2016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为支持我国厦门仲裁委做出的仲裁裁决发布了全球资产冻结令冻结被告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又如自2015年英国法院为支持俄罗斯法院做出的判决而发布全球资产冻结令对被告处理资产的权利进行限制,英国高等法院在2017年10月甚至做出判决[2],认定该案中的被执行人不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的行为构成了藐视法庭罪并对其判处拘役。司法实践中,由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所涉资产状况十分复杂,在经过烦琐甚至冗长的争议解决程序之后,所获得的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以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形式对当事人处理资产的权利进行限制能够有效促进将来判决或裁决的执行。但从比较法视野看,关于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尚存争议,主要反对理由包括侵犯有关外国的管辖权,破坏原被告之间利益平衡。从国际司法实践看,既需厘清全球资产冻结令所涉及的不同管辖主体间各自重叠的权力范围,亦需界定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范围与执行对象,更需将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时的具体程序加以完善。本质上,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问题是如何使全球资产冻结令发生实质效力、发挥实际功能的问题,这是发布全球资产冻结令的目的,也是全球资产冻结令制度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本文将以对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定义与定性为基础,结合全球资产冻结令在执行程序中的司法实践,以典型案件为研究对象,对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法律依据、基本条件、执行对象以及执行的方式与程序进行分析,对其价值与趋势做出预估,促进中国法院与中国企业对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之制度体系的了解与有效应对,以期增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应对域外法律风险的能力。
  一、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源起与发展
  全球资产冻结令旧称马瑞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是禁令制度的一种,是指在案件实体争议解决之前或判决做出后,为确保将来判决得到顺利执行,在符合法定情形时[3]由法院或仲裁庭[4]发布旨在具有全球效力的禁止性措施,限制被告处理或转移其资产的法院命令。[5]全球资产冻结令常常在实体争议解决之前发布,目的在于确保将来判决的执行,核心内容在于限制被告转移或处理其资产的权利,因而该命令只为在特定情形下防止将来判决无法得到实际执行,其冻结资产的内容与原告实体诉求获得支持与否无关。有时也会在判决做出后发布,以实现判决上的权利。
  最早有关资产冻结令的规定是英国1925年最高法院法令。[6]该法令第45条规定,若有证据表明争议中的债务是合理的,且可能存在债务人在判决执行前处理其资产的风险,则法院有权在恰当情况下发布中间性措施以阻止被告处理其资产。不过,在该法令颁布后的1975年这一权力才得到了法院的运用。在Nippon Yusen Kaisha v. Karageorgis[7]一案中英国法院依据该法令同意发布资产冻结令。由此,Nippon案成为了英国乃至全球司法实践中资产冻结令首起案件。[8]同年,在Mareva Compania Naviera SA v. International Bulkcarries SA案[9]中,法院再次发布冻结资产令。这类法院命令也因Mareva案而得名,被称为马瑞瓦禁令,之后其又被称为资产冻结令。
  资产冻结令在多国司法实践中经过40年的发展,由国内资产冻结令发展至全球资产冻结令,由对本国诉讼程序有效性的保障发展至对外国司法程序的合理支持,由在有限范围内冻结被告资产发展至在全球领域内对被告乃至第三方资产的冻结,由单一法院的发布与执行发展至以发布法院为中心并涉及全球多个管辖主体的制度体系。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以具有重要价值的案件为该制度发展的关键点。
  1.1975年至1990年,其中关键性的司法实践包括Nippon案、Mareva案、Babanaft International Co SA v. Bassatne[10]案与Republic of Haiti v. Duvalier[11]案。这一阶段的资产冻结令开始成为司法实践中保障将来判决执行的强有力措施,所冻结资产的范围已逐渐扩展至发布法院所在国境外。
  2.1990年至2003年,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件是2003年Motorola Credit Corp v. Uzan and Others[12]案,以该案为标志,资产冻结令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并开始出现为支持外国诉讼程序顺利进行而发布的资产冻结令,甚至在Motorola案中提出了是否能够为支持外国诉讼程序而发布资产冻结令的五项考虑标准,标志着全球资产冻结令在自身定性与发布问题上有了实质性发展。
  3.2003年至2011年,此时以平衡性临时措施保障判决将来执行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典型的案件有2006年的Dadourian Group International Inc.v. Simms[13]案与2008年的Mobile Cerro Negro Ltd v. Petroleos de Venezuela SA案[14]。以Dadourian案为代表,资产冻结令的域外执行问题取得了实质性进步,甚至发布了法院是否能够允许资产冻结令在域外执行的八项原则,同时以Mobil Cerro案为代表在法院管辖权边界的问题上有所发展,开始为支持外国仲裁而发布全球资产冻结令。
  4.2011年至今,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问题日益突出,执行难题逐渐得到解决,执行程序有了更细化的执行措施和相对完善的执行体系。2011年一项由英国法院发布的全球资产冻结令申请在瑞士法院进行执行并得到了瑞士最高法院积极的回应,[15]以瑞士最高法院对执行外国法院资产冻结令的态度为开端,全球资产冻结令在世界范围的顺利流通迎来了一个良好的趋势。
  近几年来,全球资产冻结令执行问题逐渐受到关注,相关发布条件与发布程序已相对完善、细化、体系化,其发展过程是一个在全球多国司法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完善的过程。
  二、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性质及其有关争论
  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是一个需多方管辖主体共同合作的、针对多元对象的复杂程序。对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定性乃是确定其是否具备可执行性以及如何执行的前提,是构建全球资产冻结令执行体系的基础。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一)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性质
  1.以利益平衡性为特征的临时性救济措施
  全球资产冻结令是一种临时性救济措施,发布全球资产冻结令的目的在于防止被告转移资产而致将来判决做出后无法得到实际执行,[16]判决前的全球资产冻结令并不对实体争议的解决与利益分配做出任何保证。而尽管它的发布与执行不对案件争议的实体判决产生影响,却需建立在实体争议基础上,因而它并非一项独立存在的法院命令,而是为支持实体争议解决存在的辅助性临时性措施。从发布的时间而言,全球资产冻结令具有前置性,它一般在案件的实体争议得到终局判决之前便可被发布,是在特定情况下以特殊方式对将来判决得到执行的保障,不需等待实体争议中利益关系的具体分配。从制度功能而言,全球资产冻结令具有平衡性。一方面,全球资产冻结令在侵犯被告财产权利与保障将来判决执行间进行平衡;另一方面,全球资产冻结令在原审法院、发布法院以及执行法院等不同主体的管辖范围与权力界限间进行平衡。
  2.对人效力与对物效力的界定
  对人效力与对物效力的界定既是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发布法院与执行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亦是判断全球资产冻结令效力范围的关键。
  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核心内容在于冻结被告处理或转移其资产的能力,被告及被告的资产是其中两个关键因素,针对前者所发布的命令具有对人效力,针对后者所发布的则具有对物效力,而后者既可能由被告本人持有亦可能由第三方代为持有。一般认为,全球资产冻结令作为一项临时性救济措施具有对人效力,[17]即其发生效力的对象是被告,但在司法实践中,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效力范围并非停留在单一国家法院,也并非依赖法院作为司法主体在域外行使其管辖权,而是以对人效力为基础将发布法院命令的效力由被告扩展至被告的资产。然而,这一定性却使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遭遇难题。面对各国法律发展的差异,全球资产冻结令在执行法院需在相应程序中被转换为该法院自身法律体系中相似的制度才能得到执行。应该说全球资产冻结令具有对人属性,针对被告发生效力,但经转换程序后的执行国法院命令则针对被告资产,[18]即此时其具备对物的效力。
  (二)有关全球资产冻结令的争论
  1.对外国法院管辖权造成侵犯
  发布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法院往往并非解决实体争议的法院,而执行冻结令的法院又可能是第三方法院,因而该制度难免会因其对外国法院管辖权造成的侵犯与对礼让原则的违背遭受诟病。
  对外国法院管辖权所造成的侵犯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当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发布法院并非案件实体争议的原审法院时,发布禁令以冻结资产的行为可能会干涉原审法院的管辖权;其二,随着冻结令所冻结资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它的执行可能发生在全球任何一国,在不认可这一制度的国家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可能被视为侵犯其管辖权的行为。由此可见,全球资产冻结令涉及众多管辖主体,不同主体间存在权力范围的冲突与重叠,既包括审理实体争议的管辖权与发布救济措施的管辖权之间的冲突[19],也包括对被告的管辖权与对被告资产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为此,发布法院面临将来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可能性亦保持着谨慎态度。在1988年Babanaft案[20]中,法官认为,发布法院在行使自身管辖权签发资产冻结令时应考虑发布国与将来执行国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这一衡量实际上是对于管辖权冲突可能带来的执行阻力的考虑。而也有学者认为,既然全球冻结令仅针对被告发布,且仅发生对人效力,则由一国法院所发布的全球资产冻结令便不会对外国法院的管辖权造成干涉,更不会违背礼让原则,而只有在其所限制财产权利的对象为非发布国居民时才会被认为是对相关法院管辖权的过度行使。[21]
  2.对原被告之间利益平衡造成破坏
  对于权利义务关系尚待明确的国际商事争议而言,实体判决尚未做出,当事人间利益关系的分配尚且待定,在一般的法律原则下原告无权对被告的资产主张权利,法院亦无权在此时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做出限制,而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内容却在于限制被告处理资产的权利,因此它的出现被认为在法律关系待定状态下打破了原被告间本应维持的利益平衡[22]。
  对于原告而言,当被告资产存在风险时若单纯等待法院做出终局裁判之后再对被告资产予以执行可能导致原告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对于被告而言,彼时争议尚未得到最终解决,法院亦未就原被告间的利益关系做出确切认定,此时便限制被告的财产权利会给被告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不符合法院应秉持的保护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而一旦将来所做出的判决并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则更将可能对被告权利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然,适用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前提是被告有可能通过转移或处理其资产导致将来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即将来的实体判决有无法得到满足的风险,所以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出现正是为了在争议解决前便通过利益保护上的倾斜以保证将来对实体利益的分配得到实际执行。
  三、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基本条件
  当执行法院对发布法院的命令不承担条约义务时,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会面临更高的门槛与更烦琐的程序,并导致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国际流通面临困难。根据不同国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考虑的重要因素如下:
  (一)申请人具有合法利益
  全球资产冻结令被发布法院做出后,在执行法院获得执行需原告提出申请,并依据执行法院内国的法律体系予以执行,而不同国家面对申请执行的外国法院临时性救济措施有不同规定。以瑞士法院为例,2011年一项由英国法院发布的全球资产冻结令在瑞士法院申请执行,瑞士最高法院所表现出的开放态度体现了全球资产冻结令在执行问题上良好的发展趋势,同时瑞士法院亦将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该执行的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作为是否能够执行的一项重要条件。
  瑞士法院认为,根据瑞士内国诉讼程序法的规定,请求宣告性救济(Declaratory Relief)的申请人需证明自身存在获得该救济的合法利益,而对于何为合法利益则并未有统一看法。瑞士苏黎世原审法院及上诉法院均表示该案中的申请人缺乏合法利益,原审法院认为对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上诉法院认为仅当资产冻结令将在瑞士法院实际申请执行时方具合法利益,但由于资产冻结令不具备终局性所以无法对申请人签发保护性措施,申请人由此无法主张合法利益。[23]而瑞士最高法院则认为,一旦申请人能够从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中获得利益便不应否认其在该执行程序中的合法利益。[24]
  (二)发布法院管辖权合理
  全球资产冻结令涉及的管辖主体包括原审法院、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发布法院及其执行法院,因此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执行不能单纯考虑执行法院的权力行使,而应综合衡量各个法院的管辖权。
  从有关国家司法实践看,发布法院是否有权签发资产冻结令以实质联系为标准,并借助对“礼让”与“有效性”的判断,“礼让”的本质在于尊重外国法院法律体系与法律程序,[25]“有效性”所关注的则是本国法院自身的公正与高效。具体而言,一方面,当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发布法院与被告或其资产之间存在实质联系时该法院方能行使管辖权,发布法院应遵循礼让原则,在管辖权的行使上自我克制以审慎发布,尊重原审法院的管辖权以避免权力冲突;另一方面,发布法院以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实际有效性为核心,对冻结令的可执行性进行预估,并在发布之后仍对当事人利益给予保障。
  1.发布法院

  ······
爱法律,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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