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地方立法研究》
面向实践的中国立法学
【副标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立法学的成长
【英文标题】 The Practice-Oriented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英文副标题】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Growth of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作者】 封丽霞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立法;中国立法学;规范立法学;后体系时代
【英文关键词】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legislation in China,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normative legislative science, the post-system Er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8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中国立法蓬勃兴起、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中国立法学应运而生并获得源源不断的成长力量。中国立法学四十年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其作为一个法学独立学科确立和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回应中国立法问题、逐步面向中国立法实践的过程。当代中国立法学大致经历了1978-2000年的创建与初步展开、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的“规范立法学”以及“后体系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立法学的学科体系、组织形式与学术载体也随之建立和发展。未来中国立法学的发展进路,应当实现从阐释性立法学转向建设性立法学、从封闭式立法学转向开放型立法学以及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英文摘要】 Over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legislation in China has been booming and progressing rapidly, with this background, the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and gets a steady stream of growing power.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and growth as an independent legal discipline, but also a process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China's legislative problems and gradually facing China's legislative practice. The contemporary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from 1978 to 2000, the “normative legislative science” and the “post-system era”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Legislation Act in 2000.In this process,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academic carrier of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accordingly.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ve science in China should shift from interpretive legislative science to constructive legislative science, from a closed system to an opening-up system, and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politics and academic research.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539    
  
  当代中国立法学的发展正式起步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以来,在中国立法蓬勃兴起、突飞猛进的背景之下,中国立法学应运而生并获得源源不断的成长力量。可以说,中国立法学研究的起点和动因,源自中国民主政治、社会治理以及开展立法工作的现实需要。正是中国立法制度的变迁与立法实践的全面恢复与展开,强势推动了中国立法学的萌生与发展。“1978年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元年,而且是法治建设的元年,是法学研究的元年。”[1]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中国立法学的创建历程、发展脉络及其研究主题的转变,并以此展望中国立法学的未来发展走向,有着深刻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2]
  一、1978-2000年:中国立法学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列宁曾经说过:“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3]。依循此理,任何一个学科只有找到时代所赋予的角色与任务,才能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并积极地服务于这个时代。“一门学科的形成和独立往往要经历一个萌生、形成、发展、成熟和进一步发展的悠长的历史过程。立法学也受这一规律支配。”[4]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以及不同时期法治建设重点的转移,中国立法学从无到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默默无闻到不断繁荣壮大,日益成为中国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立法时代”亟须立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撑
  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无法可依”的历史性问题和尽快实现“有法可依”目标,中国立法得以全方位的姿态突飞猛进。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当代中国立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国立法学正是孕育、催生于这样一个立法重建与大跨步发展的伟大时代。随着立法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普遍意识到立法实践对于立法理论的迫切需求,需要以科学的立法理论来解释和说明各种立法实践中的问题。显然,“把创建立法学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实践结合起来,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实践的基本问题形成体系。这才能完成立法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实践服务的使命”[5]。
  陈守一教授曾在《九十年代我国法理学的展望》笔谈中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法学研究的状况,“法学理论离法制实践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整个法学界的研究气氛远不够活跃,有的学科甚至还有冷清之感”,而“立法学是一个新学科,论著不多,研究有待深入”。[6]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情况来看,目前找到的最早关于“立法学”主题的论文是1982年陈中绳发表于《现代法学》的《我国应当重视立法学的研究》一文。该文提出,“立法也是一门学问。立法学是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搞好立法工作,必须重视研究立法学”。作者之所以强调我国应当重视立法学的研究,是由于“笔者有机会看到一些法律草案,聆听过一些立法工作报告,参加过一些法律草案的座谈。在这一过程中,我感觉有些问题是在讨论不同领域的法律草案时多次重复提出的。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看法:我国应当加强立法学研究,为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各领域服务的立法工作,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探求出其共同规律”。而且,“将有许多缺乏立法经验的同志从事具体的立法工作;因此,通过加强立法学研究,以推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水平,将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值得引起各方面的重视”[7]。
  吴大英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加强立法学的研究是发展我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一文,从发展中国政治学的角度提出加强立法学研究。文章大意是,随着法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立法的科学要求也日益凸显。“为了使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更为科学,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有利于当前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特别重视从理论上展开对立法学的研究。”该文提出,研究立法问题,不仅对于法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的发展之所以迫切需要研究立法学,是因为“国家的各项活动都应该以法律为依据,而开展立法学研究和搞好立法工作就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前提”[8]。
  1988年,《法学评论》发表高帆的《关于加强立法学研究的几点意见》。文中指出,“立法学是法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立法学研究的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立法工作,而且还会对整个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论文谈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立法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立法学日益受到法学界和实践工作部门的重视”。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法学还处在襁褓中。立法学的研究工作落后于立法工作实际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转变。近几年立法工作的丰富经验有待于认真总结,进行理论概括;近几年立法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也有待于立法理论的说服和指导。在整个法学研究中,立法学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9]就此,论文从加强立法资料收集整理、加强立法学研究队伍建设、编写立法学教材、重视立法管理工作研究等方面提出加强立法学研究的建议。
  同年,周旺生在《法学评论》发表题为《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学》的论文。他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首先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立法。研究立法问题,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学……应成为法学研究领域重大的、亟待认真对待的新课题”。因此,创建中国立法学是发展和完善整个法学体系所必需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完善。”该论文对当时中国立法学的研究状况的评价是,“如果说立法学目前在世界范围还是薄弱的学科,那么应当说立法学目前在中国连薄弱的学科还远远算不上”[10]。文章还对立法学研究的对象进行了确定,以立法思想、立法原理、立法制度与立法技术为主体构建了立法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1990年,谷安梁在《法学杂志》发表题为《创建立法学是法学改革中的一项紧迫任务——立法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他在开篇指出:“随着立法实践的发展,几年来我国法学界已进行了大量的关于立法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但相对而言,我国的立法理论研究还相当落后,还不能适应立法实践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大步赶上,大力加强立法理论研究,抓紧探讨创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法学。”[11]
  199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赛得曼在《中外法学》发表《开展立法学研究 适应时代需求》,结合当时中国面临大量立法需求的时代背景,对吴大英和曹叠云合著《立法技术论纲》的重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该文提出,“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要求大量立法,但又没有立法理论适应这一时代需求”。然而,“要更为明智及有效地使用立法这一工具就要求对工具自身有更多的了解。就像工匠必须了解他所使用的木材性质和其工具的功能和局限一样,立法者也必须了解全部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即立法学”。对立法学研究的忽视,“将导致令人遗憾和糟糕的立法局面——产生无效的、病态的立法,并伴随着各种不合人意和难以逆料的结果,以至在许多国家,立法和法律已不再是解决贫穷与压迫问题的对策一部分,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具体到中国,“由于历史的安排,中国作为一个寻求迅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塑造新的法律秩序的历史性任务。它需要在全国、省、地区和市县各级制订新的法律和法规。这将需要有多少立法起草者来从事这一工作啊?很清楚,中国的法学院系必须关注这一问题,培育更多的学生以担当起立法起草者的角色。这要求设立立法学专业,开设立法程序、法律社会学和立法起草语言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课程。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立法起草者,历史的紧迫性要求法学院系着手从事这种培训”。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而它必须产生于历史赋予中国法律学者的社会需求之中”[12]。
  (二)立法学论著与教科书的问世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立法问题渐渐进入中国法学学人的视野,立法学研究领域的论文与专著相继出现。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5部立法学专著出版:孙承谷《立法权与立法程序》(1983),吴大英、刘翰合著《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1984),吴大英《比较立法学》(1985),郭道晖《中国立法制度》(1988),周旺生《立法学》(1988)。最早出版的《立法权与立法程序》是一本只有数万字的小册子,而且是作为政治学知识丛书出版的。它主要是从政治学知识的角度阐述立法权与立法程序问题。吴大英的《比较立法学》最早介绍了国外立法制度,郭道晖的《中国立法制度》也是放在政治学知识丛书中出版的。
  1988年,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出版《立法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将立法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加以阐述并且直接称为立法学的专门著作。”[13]该书从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技术三个主要方面对立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基本确立了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技术“三大块”的立法学研究基本范式。其中,立法原理主要指与立法有关的普遍规律的理论表现;立法制度是指关于立法的各种实体性规则总和,譬如立法体制、立法主体、立法程序、立法监督等方面的制度;立法技术是指立法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技巧的总和。周旺生教授关于立法学体系构成的“三要素说”逐步成为立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之后的大部分立法学教材基本上都采纳了“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技术”研究架构。199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专门发文《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法学著作》,对1988年出版的这本《立法学》进行了高度评价。文章提出,该书“开创性地初步确定了立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为立法学成为法学中一门独立的新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基础”。文章最后提到,“总之,《立法学》一书把理论性、学术性、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好地结合了起来,是我国法学在立法研究领域的补白佳作。它的问世,对于立法学的形成,对于推动立法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对于进一步搞好立法工作,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1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一系列立法学教材陆续出版。主要有:孙琬钟《立法学教程》(1990)、张善恭《立法学原理》(1991)、张根大《立法学总论》(1991)、黎建飞《立法学》(1992)、谷安梁《立法学》(1993)、于宪《立法学》(1994)、周旺生《立法学教程》(1995)和《立法学》(1998)、刘和海《立法学》(1995)、吴光辉《立法学》(1997)、薛佑文《立法学学习指要》(1998)等。其中,周旺生《立法学教程》和《立法学》被确定为全国统编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版,不仅为全国各大政法院系的师生提供了学习和讲授的范本,而且也使得立法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逐步得到法学界的认可,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知识领域,有力推动了立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的诞生。
  (三)立法学创立初期的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立法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相关专著与论文的出版与发表。从1978至2000年间,以“立法”为题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搜索到260余种专著。[15]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发表情况来看,从1978至2000年间,以“立法”为主题的论文共计13811篇,以“立法”为篇名的论文共计7032篇。从相关论著的主题来看,主要是涉及创建中国立法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立法的基本概念与原则、立法学体系的基本构成、立法权限划分等基础性问题。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内立法学专著除了周旺生《立法学》和《立法论》、张根大《立法学总论》、张善恭《立法学原理》、孙琬钟《立法学教程》等教科书之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的综合性专著主要有:吴大英《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1984)、蓝全普《三十年来我国法规沿革概况》(1980)和《立法工作初论》(1988)、顾昂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1989)和《新中国立法概述》(1995)、郭道晖《中国立法制度》(1988)和《当代中国立法》(1998)、谷安梁《立法工作概论》(1990)、李培传《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1)、宋汝棼《参加立法工作琐记》(1994)、李步云《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1998)和《立法法研究》(1998)。这一时期,学界开始了关于立法权、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出版了孙承谷《立法权与立法程序》(1983)、徐承敏《立法理论与立法技术》(1989)、孙潮《立法技术学》(1993)、曹叠云《立法技术》(1993)、史敏《立法项目实例评析》(1998)、吴大英《法规草案的设计与研究》(1998)、周旺生《立法技术手册》(1999)、徐向华《中国立法关系论》(1999)、马怀德《中国立法体制、程序与监督》(1999)等专著。
  鉴于当时中国立法学研究理论贫乏、基础薄弱的状况,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系列专门介绍国外立法制度的专著。譬如,吴大英《立法制度比较研究》(1981)和《比较立法学》(1985)、曾济群《中外立法制度之比较》(1988)、法仑德《美国宪法的制订》(1987)、李林《立法机关比较研究》(1991)、石泰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法》(1994)、曾繁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1998),以及介绍苏联立法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纲要汇编》(1982)、《苏联宪法和苏维埃立法的发展》(1987)。在译著方面,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岩井奉信《立法过程》(1990)、边沁《立法理论》(1993)。在立法史研究方面,出版了蒲坚《中国古代行政立法》(1990)、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1993)、张善恭《中国立法史论》(1994)、张希坡《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立法》(1994)、谢扶民《中华民国立法史》(1996)等。
  1979年《地方组织法》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揭开了中国地方立法的序幕。尤其是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经济特区立法权之后,我国地方立法一直开展得相当活跃和高效。20世纪90年代,有关地方立法的著作大量出现,主要有:唐孝葵《地方立法比较研究》(1992)、郝思恭《地方立法实践与探索》(1992)、陈洪波《中国地方立法概论》(1992)、王盛林《地方立法概论》(1993)、孙启明《中国市场经济与地方立法》(1996)、许俊伦《地方立法论》(1998)等。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立法经验,整理出版《改革开放的轨迹:广东省十年地方立法》(1991)、《深圳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9)、刘云亮《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研究》(1996)。地方立法方面还出版了《海南十年立法实践与探索》(1998)。民族地方立法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孙继文《民族立法与实施》(1998)、吴宗金《中国民族立法理论与实践》(1998)、周礼成《民族立法的理论与实践》(1999)等。
  1978年以来,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各个部门法也都面临基本法律制度的立法创制与完善问题。从部门法角度研究立法问题的专著大量出现。譬如,《中国土地立法研究》《中国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若干问题》《行政立法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事立法专论》《刑事立法导论》《中国证券监管与立法》等。
  综上所述,以系统集中阐述立法问题的立法学教科书和法学院系、学术机构开设专门课程为标志,中国立法学逐步从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而非政治学专门学科。这一时期的立法学研究虽然还很粗陋,但是完成了构建中国立法学研究基本体系的历史任务,为中国第一部《立法法》的制定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和学术铺垫。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法学界对于立法学研究的投入还非常有限,与指引立法实践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可以说,立法学研究还远未达到未雨绸缪、高屋建瓴指引中国立法实践走向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的高度。
  二、2000年之后:中国立法学的规范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立法学基本完成了《立法法》等立法制度构建的学术准备任务。2000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立法法》。以此为标志,中国立法学研究有了正式的法律文本依据。这也意味着中国立法学研究有了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
  (一)全国立法学教材的统一修订
  2000年之后,立法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对新制定的《立法法》进行解读和阐释。关于《立法法》等现行立法制度解释和实施问答方面的著作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立法法实施问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立法法条文释义》《立法法及其配套规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释义》等10余种。《立法法》出台也推动了立法学教科书的全面修订与重新编写。《立法学》教材的种类和数量更加繁多,主要有:周旺生《立法学》(2000、2004、2009)和《立法学教程》(2006)、孙敢《立法学教程》(2000)、刘和海《立法学》(2001)、朱力宇《立法学》(2001、2006、2009)、刘明利《立法学》(2002)、黄文艺《立法学》(2002、2008)、池海平《立法学研究》(2003)、马新福《立法论》(2005)、张永和《立法学》(2009)、刘国福《立法学理论与实践》(2008)、侯淑雯《新编立法学》(2010)、徐向华《立法学教程》(2011)。在立法学辞书方面,出版了罗传贤的《立法学实用辞典》(2004、2014)、周旺生主编的《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卷)(2010)。
  《立法法》的颁布也带来了立法学人才培养和学科教育发展的大好契机。自1998年起,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开始招收立法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成立并很快成为中国立法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创办了《立法研究》杂志。《立法研究》是国内第一份集中系统刊登立法学研究成果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从2000年至2007年,《立法研究》每年一期,共连续出版了七卷,刊登了这个时期中国立法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逐渐成为立法学的权威论坛和立法学研究者与立法实践工作者学习交流的园地。
  (二)立法学研究进入“规范立法学”阶段
  在有了国家法律作为统一、权威的研究文本之后,立法学研究除了关注立法的一般原理之外,对现行《立法法》所涉及的具体立法制度、程序和立法技术的精细化、实证化研究迅速升温。中国立法学研究逐步开始偏重法教义学或曰法释义学的研究思路,分析与实证主义色彩渐趋浓厚。鉴于《立法法》实施的现实需要,关于《立法法》法律文本的解释也成为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的主题。显然,立法学研究开始从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建构的价值论、认识论研究转向以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和立法后工程为中心的方法论、解释论研究。
  根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的图书资料来看,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以“立法法”为题名的著作有37部。根据“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情况,以“立法法”为主题的论文共计3627篇,以“立法法”为篇名的论文有603篇。论文大部分围绕《立法法》的相关概念和条文的具体阐释、修改和完善等问题展开。这种研究范式使得立法学几乎成为一种“规范立法学”“描述立法学”或“立法解释学”。以至于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误解,即把立法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仅限于《立法法》,甚至认为立法学就是研究《立法法》的学问。
  《立法法》颁布之后,关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立法与国情、立法的历史发展、立法体制等宏大主题的综合性论著并不多见。[16]
  立法制度、立法程序与立法技术等专门性问题进而成为立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即“立法学研究历经基础研究阶段,正在逐步转向专题研究阶段,并呈现出哲理化、实证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17]。“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立法制度”为主题的论文共计6328篇,以“立法程序”为主题的论文4129篇,以“立法技术”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525篇。
  在立法制度与立法程序方面,主要著作有:《立法程序论》(2001)、《立法质量研究》(2002)、《地方立法质量研究》(2002)、《立法听证研究》(2003)、《立法决策论》(2005)、《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2005)、《立法程序与技术》(2008)、《国外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2008)、《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2008)、《正当立法程序研究》(2009)、《立法过程中的公共参与》(2009)、《立法过程:制度选择的进路》(2009)、《公众参与立法》(2010)、《地方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研究》(2011)、《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与整合机制研究》(2011)等。在立法技术方面,出版《立法效益研究》(2003)、《地方立法技术手册》(2004)、《立法语言学导论》(2005)、《完善地方立法立项与起草机制研究》(2007)、《行政立法成本分析与实证研究》(2008)、《地方立法框架下立法技术研究》(2009)、《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2010)、《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2010)、《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研究》(2011)、《地方立法质量跟踪评估制度研究》(2011)、《立法用规范词研究》(2011)等。在立法监督方面,出版《国内法律冲突及立法对策》(2003)、《立法不作为问题研究》(2008)等著作。
  三、2011年:“后体系时代”的中国立法学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立法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立法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年3月,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一个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就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成就。”[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也意味着中国立法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后体系”时代。
  “后体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立法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历史重任,与那个无法可依的时代渐行渐远。与此同时,立法工作面临的任务与压力依然繁重。“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立法工作也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依然很重。”[19]我们深刻认识到,“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也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问题。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2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基本上属于数量增长型的“粗放”式发展。与“量”的显著增长相比,“质”上的进步并不突出。为此,“后法系时代”的立法应当实现从单纯的立法数量到立法品质、从追赶立法速度到追求立法实效的转变,以及从立法扩张到立法审慎的态度转变。
  立法的这种发展变化,也直接引发了立法学研究的主题、内容与领域的转变。尤其是在党与法的关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问题的共识之下,立法学开始广泛关注“立法之外”的政党政治对于立法过程的影响,也更为关注与立法质量密切相关的立法决策、立法效益、立法后评估、备案审查等领域的具体问题。简言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奋斗目标之后,立法学研究进路大体呈现从立法原理的认识论、立法价值的价值论、立法制度设计的本体论转变为以立法技术为中心的方法论研究。在立法技术方面,由注重立法形式结构的立法规范技术向以立法实效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立法评价技术的转变。[21]
  (二)“后体系时代”中国立法学研究的新主题
  进入“后法系”时代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提法深入人心。[22]立法之于全面依法治国的特殊重大意义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立法工作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与之相适应,中国立法学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气象与面貌。以“立法”为主题词,国家图书馆共收录2012至2018年出版的立法类著作351部。粗略统计一下,比较专业的立法学方面的著作或文献大致有300余部。[23]
  在立法学教材方面,新出版或再版了曾粤兴《立法学》(2014)、朱力宇《立法学》(2015)、杨临宏《立法学》(2016)、邓世豹《立法学》(2016)、徐向华《立法学教程》(2017)。在立法原理与立法制度方面,出版徐向华《我国立法制度实践观察》(2011)、潘伟杰《当代中国立法制度研究》(2013)、雷振斌《当代中国立法变迁机制研究》(2014)、曹海晶《中外立法制度比较》(2016)、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2016)、刘松山《中国立法问题研究》(2016)、宋远升《立法者论》(2016)、刘克希《当代中国的立法发展》(2017)、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与实践》(2017)、刘平《立法原理、程序与技术》(2017)、鄢斌《立法理念与制度逻辑》(2018)等。从专著与论文的主题与内容来看,立法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多与新时代中国立法的重大实践主题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研究板块。
  1.党领导立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24]。由此推理,当代中国立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党领导立法的问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首先就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其次才是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到立法工作的全部过程,统领立法工作的全局。因此,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完善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方式、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统一等问题成为新时代立法学研究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
  围绕该主题的专著主要有:陈俊《政党与立法问题研究》(2008)、张恒山《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2012)、田侠《党领导立法实证研究》(2016)。截至目前,“中国知网”共收录以“党领导立法”为主题的论文94篇(党的十八大之后84篇)、以“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为主题的论文359篇(党的十八大之后343篇)、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为主题的论文4459篇。
  2.立法与改革
  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因此,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依法治国,都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新时代中国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立法与改革相衔接、相统一,强调立法应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结合起来,确保重大改革举措依法有序推进。在立法保障之下推进改革,在深化改革中完善立法。其中,“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25]。进入新时代以来,关于“立法与改革”问题的讨论也成为这一时期立法学研究的热点。“中国知网”收录以“立法与改革”为主题的论文共计339篇(党的十八大之后187篇)。
  3.民主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立法公众参与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民主立法是现代立法的基本要求,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应贯穿立法的全过程。这是因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作为主权者,其管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代议民主制,即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再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行法律,以此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因此,立法民主问题一直是中国立法学研究的经典命题。
  新时代提出更高的民主立法和立法的人民性要求。“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就是实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立法理念的制度保障。这是直面当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行政主导”“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053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