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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理性发展
【副标题】 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视角【作者】 杜邈
【作者单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指控犯罪【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2)01-67-06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67
【摘要】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理性发展要以客观公正义务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体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追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刑事审判监督与指控犯罪、审判独立和自我监督的辨证关系。为此,既要针对刑事审判监督的薄弱环节和盲区拓展权力,也要对现有的成功经验予以强化,还要对某些权力进行必要的规范或限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404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所作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以及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包括提出抗诉(包括按照二审程序提出的抗诉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对刑事审判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发出检察建议等。刑事审判监督是诉讼监督的重心,而诉讼监督又是法律监督的重心,这决定了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刑事审判监督。[1]当前,检察权的配置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刑事审判监督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等现象。在理论质疑和现实困惑面前,应当充分尊重诉讼客观规律,理性配置刑事审判监督职权,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一、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理性发展的内涵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理性发展可以概括为“一项义务、双重目标、三组关系”—如果说正确认识和处理三组辩证关系是支撑刑事审判监督的框架,那么客观公正义务就是联结纽带,而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的均衡则是其追求的目标。
  (一)以客观公正义务为立足点和出发点
  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之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指检察官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不应站在当事人立场、而应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活动,努力发现并尊重案件事实真相。[2]随着社会的发展,客观公正义务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奉行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准则,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也规定“检察官应在刑事诉讼中发挥有效、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作用。”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吸收了对抗制诉讼模式的一些特征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在现行诉讼模式下,检察官仍非刑事案件之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检察官回避制度、抗诉效力等程序设计上得到印证。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检察官要妥善处理作为监督者和检控者的角色定位问题,通过监督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包括被告人的利益),不能单纯从刑事原告的角度履行职责,尽量使被告人被判有罪或处以重刑。对于确有错误的法院裁判或审判违法情形,无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都应当及时予以监督纠正。
  (二)体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追求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蕴含着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这两种基本价值追求:前者是指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表现为社会的一般利益;后者是指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表现为个人的具体利益。在过去,我国检察工作带有浓重的国家威权主义色彩,把刑事审判监督更多地看作是犯罪控制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最终目的,对刑事审判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是否侵犯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关注不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以人为本逐渐成为引导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观念。刑事审判监督的理性发展,应当兼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标追求:一方面,人权保障必须置于社会安全的基本架构之内才能考虑。人权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受一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如果在日趋复杂和严峻的犯罪态势下,还以保障权利为名弱化对犯罪的必要控制,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另一方面,在维护安全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加强人权保障。检察机关除了保护被告人的实体性权利之外,要特别注意其上诉权、辩护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是否得到实现。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三组辨证关系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质疑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即刑事审判监督必然会为追诉犯罪的立场服务,与追诉犯罪存在不可调和的角色冲突。[3]二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即刑事审判监督使检察机关实际拥有了高于审判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权力效能,有损于审判中立。[4]三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即检察机关自身的错误无法得到纠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权滥用问题。[5]事实上,上述质疑恰恰体现了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包含的三组辨证关系,本文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总体上、长远上是一致的。
  1.刑事审判监督与指控犯罪
  刑事审判监督与指控犯罪分属不同性质的检察职能。前者属于监督职能,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专门权力,属于单向的、不可逆的;后者属于诉讼职能,与侦查、审判有着承前启后的时空联系,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两者在刑事诉讼中密切联系、相互促进,指控犯罪是刑事审判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检察人员通过指控犯罪,对诉讼中发生的问题有直接的了解,比起其他监督主体,能够对刑事审判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监督;刑事审判监督是指控犯罪的保障,如果检察机关发现审判违法或错误而不能及时监督和纠正,势必无法公正地履行指控犯罪职能。而且,检察机关统一行使这两种职能,并不必然破坏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因为控辩平等不是绝对意义的,主要是指特定程序范围的对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与辩护方的诉讼能力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正如有学者指出:“检察官之职责不单单在于刑事被告之追诉,并且也在于‘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保护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断。”[6]总体看来,指控犯罪职能与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统一于法律监督属性,其特点是通过具体的诉讼职能而实现诉讼监督,而不是一种超脱于监督对象之外的虚置性监督。
  2.刑事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刑事审判监督的发展完善,是否与现代刑事司法所倡导的审判独立相悖?事实上,审判独立并不排斥对审判权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审判权威也不意味错误裁判也要维护。这是因为,司法公正是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所在,审判独立只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技术手段和必要的保障,而公正价值的高位存在,不仅决定审判独立与审判监督的非绝对性,而且也是协调独立与监督两者关系的连结点。[7]在我国,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承担者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任务。司法权威并不是来自于强制力,而是来自公正的审判活动和裁决。如果只体现权威主体的利益和目标,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权威,而是一种司法强权。[8]此外,刑事审判监督不会逾越“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界限,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只是一种同级机关之间的程序性的监督纠错权,是否确认错误和如何纠错的实体性决定权仍在法院,不会对法官的独立判断造成干扰,也不能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造成直接影响。由此可见,刑事审判监督以促进和维护司法公正为基本准则,以不影响法院的审判权为边界,与审判独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3.刑事审判监督与自我监督
  一切权力皆有被滥用的可能,作为公权力在程序运作中之体现的检察权也不例外,在监督者自身也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才能更富权威和实效。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使之偏离了维护司法公正的宗旨,甚至沦为“要挟”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工具,势必难以得到被监督者和社会公众的信服和认同,最终走向解体。自我监督意味着对权力的限缩和约束,防止检察机关过分追求国家利益而牺牲公民权利,或是过分追求主体利益而损害审判权威。首先,检察机关应公正履行指控犯罪、职务犯罪侦查等诉讼职能,如果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瑕疵,势必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进行监督。在此基础上,按照法定的权限、手段和程序进行监督,既要防止监督权的缺位,也要防止监督不到位或滥用监督权。从最近暴露出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错案中发现,这些错案之所以发生,既有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把关不严的问题,也有对审判活动监督不力的问题,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必须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对外监督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真正实现刑事审判监督的发展完善。
  二、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理性发展的必要性
  (一)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刑事案件的形式汇聚到法院,为刑事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无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个人道德和刑事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来看,刑事审判有着出错的较大可能性或者不可避免性。[9]而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经济利益诱惑、权钱交易等影响公正审判的因素还很多,造成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堪忧,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错误适用法律、违反法律程序办案等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应该说,刑事审判监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检察监督之外,我国还有人大监督、社会监督、法院内部监督等,只是检察监督因其专业性、全面性和直接性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为诉讼当事人提供了一种法律程序内的救济方式,通过正当的程序,法院裁判的结果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和接受,即使他们对裁决的内容不满意,也不得不接受程序化了的结果,客观上起到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相反,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当事人将会抱着“法治不如人治”的信念,通过信访渠道乃至极端手段来寻求监督,造成法律权威的丧失。刑事审判监督的完善,将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望与渴求,对于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稳定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符合我国检察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总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创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是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明显的法律移植色彩。从1957年《人民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细则(草案)》、《关于各地人民检察院试行审判监督制度的情况和意见》等可以看出,该阶段将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均纳入刑事审判监督的范畴,混同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影响了刑事审判监督的效果。[10]二是低谷阶段。文革期间,由于“左”倾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检察机关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甚至被撤销,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也遭到了破坏和抛弃,给滥用司法权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基本人权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侵犯。[11]三是发展阶段。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重新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除了在总则中明确了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外,还在刑事审判的具体环节上增强了监督的可操性,但由于该法在我国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适度吸纳了当事人诉讼模式的部分举措,引发了关于刑事审判监督的理论质疑。随着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深化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刑事审判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彰显。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及时调整了工作思路,将“以办案为中心”转变为“依法指控犯罪、强化诉讼监督、提高办案质量”的新工作格局,加大了刑事审判监督的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司法公正。[12]在上述经验和教训的背后,存在着决定刑事诉讼发展道路和实践成败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就是刑事审判监督既不应过份夸大,更不能破坏或撤销,而是要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完善,这是必须尊重的客观事实。
  (三)符合国际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
  各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各不相同,决定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法定权力不完全相同,进而决定了刑事审判监督的模式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国家基于“三权分立”的宪政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组成部分,法院代表了国家权力的重要一极—司法权,检察权只能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下位权力,需要以维护审判权威的形式来保持宪政结构的稳定。但是,刑事审判权也要受到相应的监督和约束: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官具有司法官的属性,对法院错误的刑事判决有权通过提起抗诉或上诉,要求予以纠正。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具有行政官的属性,与被告方同为刑事诉讼之一方当事人,对检察官上诉权的范围、理由限制较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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