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事实”
【英文标题】 Facts in the Objectiv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Fraud Crime
【作者】 郭莉【作者单位】 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文关键词】 欺诈;荒谬事实;真实事实【英文关键词】 fraud; absurd factsl; true facts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4-0090-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90
【摘要】 诈骗罪中的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件或状态。对事实的合理界定需要特别注意事实的形态,以及与价值判断、意见表达和动机的区分问题。根据被害人的理解能力,如果被害人过度轻率地相信了一个明显不合理的说辞,则应排除行为人的责任;但如果根据被害人的领悟力,他相信荒谬言论是正常的,就应追究行为人的诈骗刑责。在被害人怀疑的场合,需要区分的是保护被害人财产安全的义务究竟属于行为人的负责领域还是被害人的权利领域,而这项判断应依社会一般观念确定。诈骗罪中的事实不仅限于虚假的事实,行为人作出符合事实性说明的,仍可能构成诈骗罪中的欺诈。
【英文摘要】 The facts in the crime of fraud refer to the specific events or states that exist objectively. The rational definition of the fact need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orm of the facts, as well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alue judgment, opinion expression and motiv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ictim, if the victim is overly indiscreet in believing a clear and unreasonable speech,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rpetrator should be excluded. But according to the reasonable understanding of the victim if he believes the absurd speech is normal, the perpetrator should be sentenced to fraud. In cases where the victims are suspicious,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 property safety of the victims is whether they belong to the field of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erpetrator or the field of the victims' rights. And this judgment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cept of society. The facts in crime of fraud are not only limited to false facts, when making a factual explanation, the perpetrator is still possible to constitute fraud in the crime of frau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1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尽管立法采用了简单罪状的表述,但学界关于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诈骗罪的逻辑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2]可见,诈骗罪的成立起点是欺骗行为,亦即虚构或隐瞒事实的行为,行为人必须实施欺骗才能开启诈骗犯罪的流程。因此,正确理解欺骗的内容——“事实”是认定诈骗罪的基础与关键。
  一、事实的概念
  所谓“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件或状态。事实通常是外在的,如虚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并对外宣传,号召投资者投资的;但也可能是内在的,一般是指内心的确信,如没有支付意愿的消费者在餐馆消费或旅店住宿,由于对方根据交易惯例和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付款的能力和意愿,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支付对价的消费者即是以默示的方式就其内心不具有付款意图的事实(一种主观目的、内心认知)进行了欺骗。就法规范的意义而言,诈骗罪中的事实需要特别注意事实的形态以及与价值判断、意见表达和动机的区分问题。
  (一)事实的形态
  关于诈骗罪中事实的形态,德国学界及实务界的通说认为,事实只能是可用证据掌握的现在或过去的事件或状态。[3]英美刑法理论也普遍认为,诈骗罪的虚假陈述是关于现在或者过去的事实。[4]与之不同,我国学者对诈骗罪中事实的形态通常作更为广泛的理解,主张即使是将来的事件也可作为事实予以欺骗,[5]因为对将来事实的欺骗也会使人发生错误认识并交付财产,因此,只要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就没有必要区分是过去、现在的事实还是将来的事实。[6]
  原则上,如果行为人谎称的事实完全是未来的事件,那么该事件就是一个不能确定是否发生的不可知的事件,对于这样的事件,被害人选择相信进而交付财物的,由于欠缺发生的必然性及与当前状态的连接性,很难认定为欺骗。更何况,所谓事实,必有真伪的内涵,未来之事于当前无法检验真假,所以对于未来之事无法传递不实的信息。[7]但如果行为人有关未来的陈述也涉及到当前的事实,这种情形就应该另当别论。例如,行为人宣称自己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招聘考试中录用被害人,前提是被害人需支付一定的报酬。事实上,行为人根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帮被害人这个忙。这里行为人虽然是以将来的事实作借口,但他其实是就内心并不存在的招录意愿(当前内在事实)或其具备决定录用名单的地位和权力(当前外在事实)进行了欺骗,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是就当前事实的欺骗。另外,由于基于科学知识和自然规律推导出的未来事件实际上仍以当前的事实为基础,也可视为现在的事实,如行为人谎称根据其地质学的知识,某时某地会出现地震,而向被害人推销防震物品,也有成立诈骗的可能。不难看出,有关未来事实的陈述很多涉及到现在事实的内容(特别是行为人的内在心理),这导致实践中就未来事实进行欺骗而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很少,也变相修正了理论所限定的事实形态。
  (二)事实与价值判断、意见表达
  对司法实务而言,真正比较难以区分的是行为人究竟是表述事实还是仅仅在作价值判断、意见表达。理论上,价值判断并不是事实,就价值判断进行欺骗的,不能成立诈骗罪;同样,纯粹的意见表达也并非是对事实的陈述,也不能认定为诈骗。不过上述结论在具体个案的判断中会变得复杂,这一点在容许的业务精明性与犯罪性诈骗的界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日常生活中,产品的出售者为了推销产品往往美化货物,编造不存在的优点或隐讳其缺陷,这被社会大众认为是可接受的了。[8]然而这种不如实描述产品品质的宣传信息依照表面的文法似乎可以解读为事实,从而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这种有利于业务的价值判断、意见表达与欺骗性事实的界限就存在混沌之处。由德国司法判决发展出来的观点认为,二者间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行为人表述的形式,而在于行为人相应的表达是否产生或者包含了一定的可以客观化的事实核心,表达中包含可验证的事实核心的,属于对事实的表达,否则就只能构成价值判断或者意见表达。譬如,商业广告对产品功效进行了夸张宣传的,原则上并不成立诈骗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声称该产品功效系经科学实验证明了的,则超出了单纯的价值判断或主观看法的范畴,应当成立诈骗罪。[9]我国学界对此问题并未作精细化的探讨,一般认为没有必要区分是事实的描述还是价值的判断,[10]对价值判断进行欺骗的,也可以成立欺骗行为。[11]
  以是否存在客观化的事实核心来区分事实和价值判断在实践中常常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任何事实的陈述必然包括个人的价值判断要素,任何价值判断也同时包含陈述人对其所陈述的事情具有确信,[12]就像商业广告也往往不是泛泛地进行扩大宣传,而总是涵摄了一个可以检验的核心。例如在介绍某产品时夸张地宣称其是全国最好的洗涤用品或者是经医学实验室检测证明拥有百分百疗效的美容用品,这里“全国最好”“百分百疗效”就是一个可检测的事实主张,也就是说,行为人所推荐的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较,它的洗涤效果最佳,或者只要使用就必然能够改善容颜。这样,类似的广告也就成了事实,这导致事实陈述的范围在概念上过于宽泛,也失去了区分事实与价值判断的意义。
  对上述困扰如何理解,事实上存在一个社会相当性的问题。拿商业广告来说,出于扩大市场的需要,产品的售卖者在向潜在的顾客兜售产品时一定会使用尽量美化的语言,但对于接收该讯息的顾客而言,不应该只是从表面上理解这些话,这是因为如果售卖者只是如实地描述产品或提供信息,则很难找到大量的顾客并产生交易,对产品的品质、性能等作夸大的说明是消费者容易理解的事情。换言之,社会生活中正常理解能力的人在面对夸大某种产品功效的宣传时,都不会真的相信该产品一定会达到售卖者所描述的品质,也即这些表述从一开始便会自动降低其效力,人们不可能把它看作是事实的陈述而应认定为一种意见表达。循此思考路径,在对事实和价值判断、意见表达进行区分时,除了传统观点(可验证的事实核心)外,也应纳入一些外在的衡量因素,如表述语境、社会通常理解等去作整体性的考察。
  (三)事实与动机
  与其他侵财类犯罪不同,诈骗罪重点保护的不是被害人对财物静态的占有本身,而是旨在禁止行为人以错误信息误导被害人,致使后者不能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财物,并造成财产损失。[13]然而,并不是行为人虚构的任何错误信息均构成诈骗罪中的事实,实践中有时还需要区分事实的错误和动机的错误。
  案例一[借款诈骗案][14]叶某以帮其他公司偿还银行贷款为由,向张某出具借款人民币120万元的借条,并约定一周内还清。得款后,叶某将借款全部用于偿还自己所经营公司的债务。后叶某逾期未能偿还债务,张某遂报警。
  案例二[泄愤殴打案][15]王某因超生被罚、竞选村委失利,无处发泄心中怒气,便在网上花钱寻找泄愤挨打对象。很快,王某找到了林某,两人约定,王某可以对林某实施殴打(程度限制在轻伤以下),但王某需要支付“酬劳”5000元。王某果真对林某实施了扇耳光、拳打脚踢等行为,可最终林某只拿到2000元。
  以上案例中行为人均编造了不实信息,如案例一中的叶某虚构了替其他公司还债的事实,案例二中的王某虚构了支付5000元“酬劳”的事实,从表面上看,张某和林某均因此遭受了财产损失,那么能否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事实上,诈骗罪中的事实应当限于与法益有关的事实(即法益的种类、范围、危险性等),而不是任意的事实。这是因为类似于目的、动机的错误只是被害人处分财产时额外考虑的因素,被害人对自己财产受损的事实并没有发生错误认识。反之,如果将虚构与法益无关事实的行为人认定为诈骗罪,就会使得仅仅是妨碍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或损害其他利益(如名誉)的行为也会被认定为犯罪,这与诈骗罪的设置初衷是不相符的,也会“损害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进而殃及罪刑法定原则”。[16]具体到以上案例,在案例一中,尽管借款的去向会影响到债权人借款的决心,即倘若张某知道钱款是用于偿还叶某公司债务的话,就未必同意借款,但实际上,无论款项是用于偿还叶某公司债务还是其他公司债务,叶某都是张某的债务人,都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张某并未误认自己财产处分的意义,因此叶某只是通过欺骗妨碍了张某处分财产的自由,而没有损害其财产。在案例二中,情况稍有不同,林某损失的不是现实的金钱而是一种“债权”,因为两人约定的损害程度是轻伤以下,基于被害人承诺的原理,林某对自己身体的伤害拥有自我决定权,王某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同时,王某也不应该构成诈骗罪,除了以身体伤害为代价换取的报酬因违反公序良俗而不能被认定为财产外,从虚构事实的角度看,林某对与法益有关的事实并没有发生误解,因此也不能被认为受到了欺诈。
  (四)小结
  综上,事实的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诈骗罪的成立范围。传统学说通过可检验的核心、存在的形态、法益的相关性来收缩事实的范围,但由于未来事件常常是以现在事实为基础,而陈述中又大多包含可检测的核心,使得上述限制逐渐松弛,这也导致实践中只有很少的陈述无法构成欺骗行为。尽管如此,合理界定事实仍然是认定诈骗罪的重要内容。从目前看,一些外在的因素包括表述背景、社会相当性、通常理解等也应纳入事实的判断基础,亦即诈骗罪中事实的概念朝着更为实质化的方向发展了。
  二、诈骗罪的虚假事实
  作为互动性犯罪,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而陷入错误认识,但是,是否行为人任何的虚假陈述都构成欺诈?换句话说,在造成被害人错误认识的情况下,有无必要对陈述的虚假程度进行限制?关于这个问题,理论上特别容易引起分歧的是至为拙劣的虚假陈述与被害人怀疑的虚假陈述。
  (一)至为拙劣的虚假事实
  当行为人陈述了一个非常容易识破、甚至荒诞笨拙的虚假事实,被害人却在该事实的指引下处分了财产的,能否论以诈骗罪的刑罚,学界存在不小的争议。
  案例三[冒充乾隆诈骗案][17]2012年,被害人郑某(40岁,长期经商)想开办村镇银行,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金融大鳄索罗斯弟子的万某某,同时,万某某还介绍郑某认识了刘某某。刘某某谎称自己是乾隆皇帝,吃了长生不老药,活了300多岁,是全世界27个皇家家族之一,掌握着大清皇家的大量资产。万某某也谎称自己是万氏家族的第九代传人,只有通过他才能将皇家的钱解冻出来。被害人郑某对此信以为真,被刘某某以运作皇家资金以及购买玉白菜为由骗取222万元,被万某某以投资理财产品做诱饵诈骗4000万。
  案例四[假冒孙中山行骗案][18]2003年1月至2004年3月间,朱某某冒充自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国家大业没有真死,一直在海外生活,现在已经130多岁了。朱某某和其“助手”王某某谎称建设国家重大项目需要资金开发,并许诺高额回报,先后骗取了4人(其中包括3位七旬老人)55.4万元。
  在上述案例中,行为人叙述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一般人均不会陷入认识错误,然而被害人竟然相信并处分了财产。对于这样的案件,实务界近乎一致地认为,不管被害人有多么轻信,都不会影响诈骗的成立,即便是再笨拙的欺骗行为都有成立诈骗的可能。[19]德国联邦法院对天王星案[20]的判决也支持了这一看法。与实务界不同,学界对此定性却存在分歧。一种由“被害人教义学”[21]发展出来的观点认为应否定该行为的可罚性。刑法不是用来训练智力和弥补安全的工具,刑法不可能也无力提供给愚笨者和欠缺生活经验者任何帮助,而是应该让他们自己有机会自我训练自己的决断能力。[22]如果被害人相信极其笨拙,很容易识破的诈骗方式时,就不会引起刑法的启动。而主流意见则认为,上述观点具有片面性,最终会导致那些欠缺生活经验、容易轻信他人甚至是智力低于常人的被害人失去刑法的保护,这样的结论在刑事政策上是难以接受的。[23]
  笔者认为,如果被害人过分放任(如出于贪心或轻率等)而误信了明显荒谬的话,可以排除诈骗的刑罚,只进行民法上的处理即可;但如果被害人特别幼稚(如社会经验匮乏、心神耗弱等)相信了明显不合理的说法时,则应例外地保留刑罚的适用。这是因为从前文所述的事实的概念可以推出,对于一个心智和社会经验正常的普通人而言,如果行为人所作的是一眼便可看穿其不正确的陈述,那么就不应该认为这是欺诈。这与实践中对仅仅发布荒谬信息的行为并不认定为诈骗犯罪(包括未遂)[24]的做法是一致的。但是,当行为人发布荒唐信息的对象是弱势人群,如年老、年幼、精神智力上先天耗弱、社会经验极度缺乏的人时,相对于这些人的理解能力,行为人违反事实的意思说明仍然成立欺诈。这就是说,在判断行为人虚假陈述是否构成欺诈时,还需要考虑被害人的因素。行为人所作的违反事实的意思说明严重悖离社会常识和通常生活经验的,对于一个具有普通理解能力的人来说,该意思说明不具有合理引起错误认识的因果性,而对于一个持续或短暂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而言,行为人的意思说明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具有相当性,依然可以认为该虚假陈述对被害人的自我损害具有支配作用,即便他们未遵守对普通人而言自然而然的那些注意规则,也不能剥夺他们在刑法上所受的保护。[25]以此对照上述二则案例,案例三的刘某某便可能不适用诈骗罪处罚,但案例四的行为人却可以构成诈骗罪中的欺诈。
  上述结论可能招致的批评是,由于是否构成欺诈要考虑被骗者自身的情况,这使得对欺诈的界定变得游移,也即同一个虚假陈述可能因接收对象的不同导致其性质截然不同。[26]对此,本文的回应是,这正是关系犯的特质所在。在规范类型中,将犯罪构成要件区分为对等的构成要件和不对等的构成要件。在对等的构成要件中,要求加害人和法益持有人之间具有真实的互动关系,需要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配合,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实现,称之为关系犯(Beziehungsdelikte);而不以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互动为犯罪实现前提的就是干预犯(Zugriffsdelikte)。在关系犯中,法益享有者通过影响危险或自我保护阻止侵害、决定危险强度,其典型是诈骗罪。[27]因此,作为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欺诈受到被害人因素的制约,这是关系犯的构造所必然导致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结论从表面上看似乎靠近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但由于能够相信极其荒谬言论的被害人大部分都属于弱势人群,因此就实际适用效果而论,大部分情况下本文的主张反而与通说立场和判例一致。
  (二)被害人生疑的虚假事实
  与至为拙劣的虚假事实相比,更为复杂的是引起被害人怀疑的虚假陈述。[28]这在诈骗罪中引起的争论是,当受骗者对行为人表述内容的真假性产生了怀疑却仍然作出财产上的处分时,能否认定被害人陷入了认识错误进而适用诈骗罪的处罚。
  案例五[废卡行骗案][29]甲在马路的垃圾桶附近捡拾一张“商通卡”(可在多家大型商场直接消费),甲明知该卡是路人刚刚抛弃的,里面已无余额,仍来到某大型购物中心,隐瞒该卡是捡拾的废卡的真相,虚构该卡是本单位发的“福利”,内有15000元人民币的事实,以6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倒卡人”乙出售。乙表示怀疑,因为在以往的生意中,从未有以如此低的折价出售商通卡,便向甲提出查验卡内余额的要求,甲怕真相败露,便表示自己时间很紧,如果乙不购买就算了。乙怕此桩大生意溜走,便向甲交付6000元人民币。在交付完钱后,即命同伴抓紧时间到购物中心内查验余额,自己则盯住甲离开的方向,以便卡内果真没钱时可以追上甲要回自己的钱。五分钟后,乙的同伴通过电话告知卡内余额为零,乙赶紧追赶甲,但甲已不知去向。
  案例六[假古董诈骗案][30]肖某某是古玩收藏爱好者(粗通古玩鉴别知识),因偶然机会认识了张某,张某告诉肖某某,她家里有“真东西”,都是亲眼看着从墓里挖出来的(实际是张某从潘家园古玩市场和老家低价购买来的),肖某某便将自己的电话给了对方。事后,张某打电话给肖某某,说自己的母亲生病家中急着用钱,想把“东西”卖了。肖某某遂去张某处看货,张某拿出了“青铜鼎”“三角香炉”“青铜盆”“青铜怪兽”等青铜器,肖某某仔细查看后,虽然有些怀疑,但又过于相信自己的眼光,遂以100600元成交。后肖某某请有关部门鉴定后得知,其所购买的所谓青铜器都是仿制品,根本不具有收藏价值。
  案例七[伪名画诈骗案][31]A向B出卖一幅画作,声称该画作可能是名画家X的作品,但自己也不能肯定(实际上其明知该画不是X的作品),现索价10万元人民币,B在犹豫不决中购买了该画。事后鉴定,该画为赝品。
  在以上三则案例中,行为人虽然作出了违背事实的意思说明,被害人也因此处分了财产,但与典型诈骗不同的是,被害人并未完全相信行为人的陈述,而是有所怀疑。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行为人的责任?与至为拙劣虚假陈述的思考路径一致,实务界并不去区分被害人的信任程度,原则上只要行为人表述的虚假事实是被害人处分财物的原因之一,便可认定行为人引起了被害人的认识错误,而论以诈骗罪。不过,学界却持不同看法。德国传统意见坚持,受骗者对行为人的欺骗事项有所怀疑时,也不会影响陷入认识错误的认定。[32]英美刑法理论通说也认为,被骗者的错误并不需要达到肯定程度的确信,只需有直接证据表明欺骗行为影响到他人做出财产处分行为就够了。[33]而立足于被害人值得保护性(Schutzwürdigkeit)和需保护性(Schutzbedürftigkeit)[34]的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则认为,刑法乃国家保护法益所使用的最后手段,如果被害人本身可以经由适当的手段来保护其法益而任意不用时,则刑法自无介入之余地。在诈骗罪中,对诈术已经产生具体怀疑的被害人,却仍然交付财物予行为人或为其他财产处分,可以认为被害人在此情况下并未陷入认识错误,其具有保护自己法益的可能性,因而对其不予刑法保护。因为在评价上,被害人的行为仅属于涉及风险的投机行为,欠缺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因此,并不该当诈骗罪中“陷入错误”这一犯罪构成要件。[35]
  在我国,学界的有力主张是否定被害人怀疑对诈骗定性的作用,“受骗者对行为人所诈称的事项有所怀疑仍然处分财产的,也不妨碍诈骗罪的成立”。[36]“行为人知道对方特别容易上当受骗而加以欺诈的,或者知道对方谨小慎微不易上当而加以欺骗的,只要对方财产处分有错误感觉,就成立欺诈”。[37]不过,受被害人教义学观念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学者认同哈塞默(Hassemer)的观点,将“怀疑”区分为“模糊的怀疑”和“具体的怀疑”,认为被害人存在具体怀疑就不等于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因此不能将被害人财产损失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如“被害人对诈骗行为诈称事实存在具体怀疑时应否认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38]“具体怀疑的场合,行为人不成立诈骗罪”。[39]还有学者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将诈骗的发生领域划分为无需谨慎注意义务的一般生活领域和应当具有谨慎注意义务的市场、投资、投机和违法领域,当被害人有“具体怀疑”时,对于前者实行无差别的、严格的保护,对后者适用被害人自我答责。[40]
  笔者认为,当被害人对行为人诈称的事实表示怀疑时,能否认定构成诈骗罪,应当根据归责理论上的两个步骤进行检验,[41]即先判断被害人是否因行为人的诈术而陷入认识错误(因果关系的判断),倘若因果关系成立,接下来再考证被害人的损害是否在欺诈的可归责范围内(归责的判断)。
  首先,诈称事实与认识错误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学界有观点认为,既然被害人存在怀疑,就难以认定其陷入认识错误。这是因为“怀疑”与陷入错误的“信赖”不是等同的概念和事实,从心理事实来看,“怀疑”与“信赖”是互斥而不能并存的。[42]但是,就人的实际心理而言,已经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思考仍然相信了某项事实的情况是完全存在的。具体到诈骗罪,被害人虽然对行为人违反事实的意思说明有所怀疑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1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