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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再论合同案件管辖规范中的合同履行地规则
【副标题】 《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的反思
【英文标题】 Another Study on the Rules of Place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for Norms of the Jurisdiction of Contract Cases
【英文副标题】 Reflection on Paragraph 2, Article 18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刘文勇【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合同履行地;诉请义务说;特征义务说;诉讼请求;诉讼标的
【英文关键词】 place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the theory of file for duty; the theory of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litigation claim; object of litigation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8)04-0094-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94
【摘要】

《民诉法解释》第18条对合同履行地规则进行了统一,该条规定与《合同法》第62条第3款的规定大体一致。在《民诉法解释》第18条施行后,司法实践对合同案件的管辖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这一问题,诉请义务说试图进行回应,以提供一个简洁明晰且逻辑自洽的适用方案。通过与特征义务说的比较,诉请义务说实际上存在逻辑不自洽、适用上也不简洁等问题。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应当回归其根本一特征履行地规则。

【英文摘要】

Article 18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unified the rules of place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this provision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aragraph 3, article 62 of the contract law. After the enforcement of article 18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dicial practice still ha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jurisdiction of contract cases. Aimed at the problem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theory of file for duty trying to respond, in order to provide a clear and logically self- consistent solutions.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lsory, the theory of file for duty is actually logical inconsistency, and the application is not simple, etc. The determination of place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should return to its basic一the rule of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3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8条是确定合同案件“履行地”的一般性规定,其第2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民诉法解释》已施行将近3年,对于该款的适用,司法实践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这究竟是因为《民诉法解释》刚实施不久,此前众多的相关司法解释未被明确废止而导致司法实务中适用混乱[1]?还是该款规定本身就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此,有必要进行分析,只有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对合同履行地的规定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本文主要是针对王亚新、雷彤的《合同案件管辖之程序规范的新展开——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8条的理解适用为中心》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的论点和基本论据展开的[2]。指出王文的可商榷之处并非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对诉请义务说和特征义务说的分析和比较,加深对合同履行地确定标准的认识,促进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的研究。
  王文立足解释论的立场,深入分析了《民诉法解释》第18条的规定,梳理了该条施行后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试图对《民诉法解释》第18条关于合同履行地的一般条款进行说明,并对该条所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其文可谓是论点鲜明,论据丰富,不乏对我国民事诉讼适用现状的精辟论述。但是其论述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值得商榷与探讨。
  一、实体法上合同履行地与程序法上合同履行地的关系
  《民诉法解释》第18条的出台明显受到了《合同法》61条、62条第3款[3]的影响,两者之间联系密切。因此,在讨论《民诉法解释》第18条的规定之前,有必要先对实体法上合同履行地和程序法上合同履行地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探讨。实体法上的合同履行地的确定依据的是《合同法》61条、62条第3款,根据上述规定,实体法上合同履行地应依如下顺序确定:第一,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合同履行地;第二,在合同对履行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达成补充协议确定合同履行地;第三,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履行地;第四,通过以上方式均无法确定合同履行地的,则需要根据给付内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对此,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给付内容为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二,给付内容为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三,给付内容为其他标的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实体法上合同履行地点对缔约人双方之间分担履行费用、转移风险等合同事务的安排具有重要法律意义[4]。在合同法上,单务合同一般具有一个合同履行地,双务合同则有两个合同履行地。
  与实体法上合同履行地不同的是程序法上的合同履行地,其目的在于确定合同案件的管辖法院,其合同履行地应当具有唯一性,不因合同属于单务合同抑或双务合同而有所区别。因此,程序法上的合同履行地与实体法上的合同履行地不仅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区分也是明显的。例如,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确定实体法上的合同履行地首先要看合同双方是否有明确的约定,包括达成补充协议;其次,在合同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形下,对合同有关条款和交易习惯进行考察后确定合同的履行地;最后,在以上方式均不能确定合同履行地的情形之下,买方支付房款应当在卖方住所地履行,而卖方交付房屋则应当在房屋所在地履行,此时存在两个合同履行地。
  程序法上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则只需要根据合同的特征义务或者是原告的诉讼请求等进行确定,不需要也不能适用《合同法谨防骗子》的相关规定。因此,即使《合同法》62条第3款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也并不意味着在民事程序法上也需要相应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前半段)。即使实体法上和程序法上关于确定合同履行地的规则表述大体一致,其内涵也并不相同,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实体法上的合同履行地点仅具有实体行为的导向意义,并不具有确定地域管辖的程序功能[5]。认为《民诉法解释》关于合同履行地确定的规则实现了与《合同法》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的统一,不仅对程序法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对程序法上合同履行地和实体法上合同履行地概念认和适用上的混乱。
  二、诉请义务说的观点、论据及存在的问题
  (一)诉请义务说的观点及其论据
  王文认为合同履行地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情形下,其确定原则上应依据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义务(诉请义务说)[6],而非由合同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者特征义务(特征义务说)来确定履行地[7]。诉请义务说的优点在于一般条款的设置能够整合引领合同案件的管辖,能够推导出有关合同管辖地确定的基本逻辑和大致顺序,把对此条文结构的解释与诉讼的动态过程中确定合同履行地的不同程序阶段结合起来,为实际的程序操作提供明确的指引,以减少合同履行地管辖的争议。关于王文的诉请义务说,其论据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合同履行地为典型的特殊地域管辖在解释适用上应适当向原告倾斜,以诉请义务说来理解和适用合同履行地时,争议标的为货币时,原告所在地往往成为合同履行地,因此诉请义务说符合了特殊地域管辖的价值或者政策取向。第二,相对于特征义务说高度依赖实体法的框架辨识合同的性质或类型,并据此确定合同履行地;诉请义务说主要是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确定合同履行地,能够避免特征义务说带来的在程序早起介入设立案件实体内容的处境以及早起程序性裁判在合同性质认定上与最终的实体判决相互冲突的风险,实现“程序的归程序、实体的归实体”。第三,诉请义务说从程序法的角度把握合同履行地,在操作上更加简便,易于掌握;而依特征义务说需要对一个个具体的合同类型辨识其特征义务,结果则经常产生分歧,因此陷入合同履行地确定的困境。
  针对诉请义务说在适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王文提出在坚持程序法原则的同时注重实体法视角,必要时应适当结合特征义务说中的合理因素。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有关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被告应履行的义务,识别上会产生一定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合同义务作为争议标的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标的物。例如王文所举的买方追究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中,其认为无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指向的责任承担方式如何,被告的义务都在于履行瑕疵担保责任,因而本案的争议标的应为“其他标的”。与此相同,对于原告方要求被告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也应当根据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应当履行的实体义务来进行判断[8]。此时,合同类型或者性质的判断能够为识别诉请义务从而确定合同履行地起到辅助作用。第二,合同案件为形成之诉或者确认之诉时,无法通过诉请义务说确定合同履行地。对此,解决方法可以是将此类情形的争议标的视为“其他标的”,从而根据合同性质来确定履行地[9]。第三,在原告提出多个诉讼请求时,可能涉及到多种诉讼标的或指向不同的标的物,产生了依据哪个诉讼请求指向的“争议标的”来确定合同履行地的问题。王文认为并列型的多个请求可以比照牵连管辖的原理,由原告选择;主从型的多个请求则应根据主要的或基础性的请求来确定履行地。
  此外,针对合同履行地在诉讼程序动态中的确定问题,王文认为采用诉请义务说还是依据特征义务说,将会带来争议的范围大和小、争议的焦点多和少等等明显的区别。其认为,采用诉请义务说在管辖权争议中的范围比采用特征义务说会明显更小,争议焦点也会明显更少;而采用诉请义务说时,管辖权异议能够集中在原告诉请被告应承担的义务为何、原告的多个诉请是否有主从之分或者何为主从之分等焦点问题,法院对管辖争议的处理也将趋于稳定、逻辑一贯和可以预期。
  (二)对诉请义务说观点和论据的质疑
  笔者认为,对诉请义务说观点和所持论据的质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民诉法解释》第18条规定的“争议标的”的理解;第二,诉请义务说概念的理解;第三,诉请义务说所持论据存在的问题;第四,诉请义务说难以克服的困境。
  1.关于《民诉法解释》“争议标的”的理解
  对争议标的的理解,王文认为将其理解为诉请义务说更加合理,即通过原告的诉讼请求来确定合同的履行地。首先,关于争议标的的理解,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争议标的,应理解为诉讼标的,即当事人所争议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10]。具体到合同关系纠纷,即具体到个案的哪种类型或者性质的合同纠纷,也就是说争议标的的理解,涉及到合同的类型或者性质,这也是特征义务说存在的根据。其次,即使将争议标的理解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也离不开对诉讼标的的理解。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个案当中都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之上的具体的请求,诉讼请求不能脱离诉讼标的而存在。
  一般认为,诉讼请求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具体的权益请求;而诉讼标的则是当事人根据实体法的规定直接提出的较诉讼请求更为抽象的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张或声明。离开了诉讼标的,当事人便不能凭空向法院提出任何具体的权益请求(诉讼请求);当然法院也通过诉讼请求去把握隐藏在其背后的诉讼标时[11]。当事人在个案中的诉讼请求不是抽象的请求,而是具体的请求。以买卖合同为例,作为卖方的原告,其诉讼请求不是抽象的请求支付价款(给付货币),而应当是卖方基于买卖合同请求买方支付购房款100万这样具体的请求。因此,诉请义务说中所谓的原告诉讼请求,在具体个案中其本身即是建立在合同的性质或者类型基础之上,不存在抽象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直接与合同的性质或者类型相联系。因此,诉请义务说也需要考察合同的性质或者类型,这与特征义务说并不存在区别,两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诉请义务说在考察合同性质或者类型后进一步考察的是原告的诉讼请求,而特征义务说考察的是合同的特征义务。
  2.关于诉请义务说概念的理解
  诉请义务说的含义是指“原告诉讼请求中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例如“接受货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解释,这里规定的“接收货币”是指实体合同上的义务,而非诉的声明中的给付内容,也不能以作为救济的违约损害赔偿金替代合同中的非金钱给付义务[12]。但是如果持这样的理解,问题就出现了,即在合同案件中原告起诉一般是被告违约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原告诉讼请求指向的是被告所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此时所谓的“给付货币或者交付不动产等”已经不再是义务而是责任,准确来说,“给付货币或者交付不动产”是违约责任中“继续履行”的具体表现形式。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对应的只能是被告的违约责任,而不是被告应履行的义务,诉请义务说应当称为诉请责任说才更加准确。
  要贯彻诉请义务说,就应当以诉的声明的给付内容作为判断标准,只要是以给付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就应当由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非给付货币形式的都由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一般都是被告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情形除外。实际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是以实体合同上的义务为判断标准的话,那么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合同的性质或者类型,那么该规则不仅要遭遇到特征履行地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会加剧合同管辖地判断上的争议。因此,诉请义务说的理解实质上要保持其逻辑上的连贯性就必须从程序法上的诉讼请求出发,不能掺杂合同实体法上义务的识别等因素。
  3.诉请义务说论据存在的问题
  上文已经提及诉请义务说主要有三点论据,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充分考虑到了原告方利益;第二,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更加简便易行。
  针对第一点论据,笔者认为,特殊地域管辖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其符合有利于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审理、执行的原则。“因为合同履行地是系争案件之主要事实所在地,以合同履行地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法院,既有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又利于法院的审理和执行,而‘两便’原则恰恰是法院确定管辖的重要原则。”[13]特殊地域管辖向原告倾斜,只能说是其一方面的考量因素,但并非是唯一的考量因素。特殊地域管辖也要考虑被告的利益和法院的审判、执行等多重因素。从诉请义务说出发,不少案件中的合同履行地将确定为原告所在地,尤其是“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案件,从原告在原告住所地进行诉讼可以节约应诉的时间、成本方面来说,对

  ······
夫妻本是同林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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