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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夫妻身份权优于股东的身份权
【副标题】 兼论民法分则增加家事代理
【英文标题】 The Marital Statu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hareholder
【英文副标题】 From the Aspect of Family Agency【作者】 朱程斌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股东权利;家事代理;夫妻共同财产;股权转让
【英文关键词】 shareholder rights; family agency; joint property of husband and wife; equity transfer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8)04-0087-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87
【摘要】

司法实践中,多数观点认为有限公司的股权应属于商法的私权范畴,其股东转让股权不需要股东配偶的同意,只需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种考量或忽视了夫妻身份关系的特殊性,或以建之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的股权,而排斥夫妻身份所应包含的法定财产共有原则。身份权所涉及的财产权利,应优于其他商事私权,司法实践以股权优于身份权的做法,从规范层面看,不合时宜。

【英文摘要】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opinions hold the view that the equity of a limited company should regulate by commercial law as a private righ. The shareholder’s transfer of equity does not require his or her spouse consent, but only the consent of more than half of the other shareholders is required. This kind of consideration either is ignoranc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or built on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of the partnership which excludes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property common to husband and wife. From the normative perspective, the idea that the property rights involved in the right of identity should be superior to the private rights of other commercial righs, and the practice of equity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is superior to the right of identity are not accurate and appropriat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36    
  
  对未经配偶同意的股权转让协议法律效力的认定不统一,直接源自于对夫妻共同财产认识上的混乱,具体一点,是源于对人身关系和商事关系的混淆认识。共同共有中的夫妻财产共有,不同于其他共有,但理论和实务界对此认定较混乱。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夫妻财产共有与其他形式的共有一同被规定在《物权法》第八章中,应废除此类立法上的区别。理论界和实务界多有人认为,夫妻财产共有与其他共同共有,甚至是与其他按份共有性质相同,至少是相似,对不同共有形式作出区分无甚必要;另外,夫妻财产共有形式,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符,既不利于保护夫或妻的权利、夫妻权利,亦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安全,应予以修改或废除[1]。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就财产立法而言,婚姻法关于财产的规定应属特殊立法,应严格区分基于人身关系的夫妻财产和其他经济生活的产权。但根据我国既有的民事立法体例“把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关系与家庭关系溶入一部法律,适用同一种基本原则”[2],混淆了人身关系和商事财产关系;同时,婚姻法及其他现有立法对夫妻财产共有规定不够详细且不太具有实操性[3]。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分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但《民法总则》实施后其兴许会得到改善。《民法通则》囿于历史背景,其条文规定较为粗线条,因此在解决人身和商事竞合法律关系时,得综合运用特别立法和司法解释。尽管如此,这种先天的缺陷不仅导致了理论上对此问题认识存在差别,而且即便有规范的路径可供援引判决案件,实务中法院仍是偏向依据直观上较为便捷的路径进行判决。《民法总则》以及以后通过的民法分则,可能对于属于身份权的配偶权做较为详尽的规定,其时对夫妻共同财产取得和处分的规定肯定会较现下规定更为条理化,可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一个规范的指导。
  股权在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时,因夫妻财产共有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共有,买受人在交易时应特别注意出售人的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能简单的从结果意义出发,只考虑维护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和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我们试从具体个案出发,对这一行为作出规范分析,期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也对民法总则和分则对配偶股权转让造成的影响做一个规范的预测。
  一、法院判决股权的财产属性优于夫妻身份权
  甲男于2012年3月参与成立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占有公司30%股权,实缴80万。公司其他两位股东为丁(占股67%)和戊(占股3%),公司章程未对公司股权转让和章程修改作其他特别约定。2013年5月,甲与乙女登记结婚,双方未对财产归属情况作出特殊约定,婚后甲用经商所得交齐认缴出资。2016年5月,甲与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公司经营良好,且公司购得的房产涨价,故甲拟将股权作价200万售予丙,丙询问了股权和甲个人的基本情况,甲如实告知。合同约定股权价值为205万,甲应在合同签署后30日内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协助丙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股权过户至丙名下,丙通过支付宝支付甲5万元立约定金(收款账户为甲的个人账户),约定余款在变更当曰付清。甲签订协议后,股东丁不同意甲出让股权,并表示自己愿意购买,戊同意甲出让股权。2016年6月24日,甲将实情告知丙。丙因此联系丁,与丁协商,请求丁召开股东会同意修改章程。适逢该市房价飞涨,公司所购房屋市价已翻番、股价上涨,丁当即表示不愿配合办理。
  2016年12月,丙将甲诉至法院,诉请法院判令甲履行合同;乙申请加入诉讼,诉请法院确认合同无效,驳回丙的诉求。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同意乙加入诉讼。庭审中,甲称其愿意履行合同,但现在丁不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且股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需要乙配合;乙认为,该股权为夫妻共有财产,甲出售股权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应属无效;丙认为,甲的财产属于婚前财产,甲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法院应判令甲继续履行合同;另外,根据甲的陈述,其卖股权是为了去澳门“玩玩”,据甲出示的港澳通行证显示,甲经常去澳门。
  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既有判决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一种认识是·.将股权纳入商法私权范畴予以认识,认为股权权利属于股东本人,股东行使股权权利不受他人干涉。股权在财产权利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在考量股权时,实践和立法都将股东的个人品质考虑其中,股东人格权、身份权与股权中的财产权一同构成了股权。加之,依《公司法》规定,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主体是股东本人,股东所在的家庭并不依法具有此等主体资格。因此,该观点认为股东的家庭不是股权转让的一方当事人,股东本人才是股权转让的法律主体,股权转让并非必须征得股东配偶的同意。“未经配偶同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无效。”[4]此判决所表明,在股权转让的纠纷中,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讼,“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调整股权转让交易的法律规范,而不应适用调整婚姻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5]夫妻本是同林鸟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既有判决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识是,“现没有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股东配偶的同意,即使未经其配偶同意,也没有法律依据确认其转让无效。”[6]即便出资行为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出之资为夫妻共同财产,鉴于法律明文规定的股权的股东私权性,“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宜被认定为夫妻对股权有平等的处理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识在各省高院中并非孤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299号》认为,此类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7]。因为夫妻对共有财产有平等处理权属于夫妻内部法律关系仍应受制于股权转让外部法律关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受让人也有理由相信夫妻一方有权处分股权。
  通过以上司法判决,我们可以看出,判决未经配偶同意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理由,均视股权为特殊的财产权,认定股权的处分只需股东个人的意思表示。即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为股东,另一方当事人为受让方,出让方的配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因而,在法律适用上,或只考虑调整此种合同关系的《合同法》和《公司法》,或优先考虑《合同法》和《公司法》。至于调整夫妻身份的法律,在此种法律关系中或不被考虑,或直接适用推定配偶同意转让的相关司法解释。
  二、夫妻身份权的特殊立法价值对股权财产属性的限制
  我们认为,上述判决对调整婚姻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的处理方式存在问题。道理很简单,首先,从规范层面来看,我们看待合同订立的双方时,并不能只考虑调整合同的合同法。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主体应该是我们首先加以考虑的。身份权的重要性优于财产权[8],主体的适格是法律关系成立的起点,适用法律时不应以调整内容的法律代替规范法律主体的法律。即便是在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当代社会,也不会因为某一具体的主体是人,而肯定其所为的法律行为就一定有效,其行为能力的有无是具体法律行为效力有无的前提,其受托的权限是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关键因素。其次,调整法律关系标的的法律间并不存在排斥适用的情形——除非不同的法律规定间存在冲突[9],其适用顺序应以立法法的规定为准,在不存在特殊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不应以调整该争议的主要法律来排斥适用其他同位阶的法律。
  (一)股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近代以来,夫妻财产制的主要类型有妆奁制(嫁资制、并吞制)、统一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由于前三种财产制与男女平等原则不符,已为各国废止。夫妻共同财产制属于法定共同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10],为我国大陆采用,即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夫妻另有约定的皆为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依据《婚姻法》17条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五种情形的财产取得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劳动所得的工资、奖金;(二)因生产、经营而产生的收益;(三)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益;(四)因一方或双方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以及(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根据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二)》第11条规定,婚姻法第17条所列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应包括: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财产投资而取得的收益;夫或妻一方、或夫妻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包括实际取得的或者应当取得的;夫或妻一方、或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包括实际取得的或者应当取得的。
  对于前述案例的婚前入股,但婚后利用共同财产缴清出资的,按照现行司法实践,该股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规定的,夫或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被认定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可以认定股权的增值部分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二)不应排斥适用调整婚姻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
  上述案例的法律适用,应根据《立法法》规定的特别法优先适用来处理,即“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相较于《公司法》对股权的规定,《婚姻法》有关财产权利义务的规定属于“人法”范畴,是特别规定。在二者处理同一财产权益问题上出现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不应以“与人身和人格有关的财产权益”对抗《婚姻法》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规定。
  主体特殊性导致对其进行特殊立法保护,在涉及特殊主体的法律关系中,应优先适用此特殊立法[11]。因为,一方面,法律主体的不同,法律对其权利和义务范围的规定是不同的。我国对特殊的法律主体进行单独立法,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即便不是针对特殊主体立法,法律也“不满足于只看到某种人的行为或不行为组成义务或权利的内容,必须还存在某个具有义务或权利的人物”[12],法律通过赋予主体以权利和义务构建出抽象的法律主体。法律主
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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