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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跨国追逃中引渡措施的困境及其应对
【英文标题】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xtradition in Transnational Fugitives Repatriation
【作者】 熊安邦【作者单位】 湖北警官学院国际警务系
【分类】 国际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跨国追逃;引渡;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英文关键词】 transnational repatriation of fugitives; extradition;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on criminal matters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8)044-04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43
【摘要】

在我国目前开展的跨国追逃行动中,真正采用正式引渡程序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引渡合作中存在诸如条约前置主义、本国国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死刑不引渡、酷刑不引渡等拒绝引渡理由;另一方还因为存在调查取证困难、司法程序复杂、中外司法理念差异、办案能力和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对此,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引渡合作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如签订更多的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及执法合作协定,扩大引渡法律依据的范围,简化引渡程序或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加强追赃,切断外逃人员的经济来源,加强各部门分工协作,加强人才培养,建立相关外国法律专家库,加强法治建设,树立司法公信力等。

【英文摘要】

In the course of repatriation campaign, the formal extradition procedure is seldom used in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extradition is restricted by some law principles, the person sought shall not be extradited in the following case, the lack of extradition treaty, political offense, nationals of being requested country, possible death penalty or risk of suffering cruel torture and so on. On the other hand, extradition is limited by the following element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taking evidence and investigation, the complexity of legal proced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no-foreign judicial ideas and the capability of law enforcemen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dilemmas,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uch as signing more legal cooperation treaties to expand legal basis of extradition, simplifying extradition procedure, strengthening the return of illicit money to cut off fugitives’ financial sources, intensifying the di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sectors, training mor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establishing a bank of experts at foreign law, enhancing the rule of law to establish public confidence on jus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43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2014年6月,我国设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截至2017年8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339人,追回赃款93.6亿元[1]。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在人员追逃方面,我国目前主要采用四种方式,即劝返、非法移民遣返、引渡和异地追诉。然而从有关数据来看,这四种方式中采用最多的是劝返,如“猎狐2014”行动共追逃680人,其中投案自首的就达390人,占比50%;“猎狐2015”行动抓获外逃人员857名,其中投案自首366名,占比42.7%[2];其次是非法移民遣返,而引渡和异地追诉属于采用较少的措施。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引渡措施的采用以及应如何应对此困境,则是本文主要内容。
  一、引渡条约的缺乏
  对于引渡的义务问题或者说前提条件,国际社会存在两种立场,一种是以互惠为基础,一种是以存在条约义务为基础。以互惠为基础开展引渡的国家要求引渡请求国曾经提供或者承诺提供对等的引渡合作,如根据我国《引渡法》规定,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也可以引渡,但请求国应当作出互惠的承诺。但有些国家则坚持条约前置主义,即要求引渡请求国与本国缔结了专门的引渡条约。如美国就是典型的引渡条约前置主义国家,《美国法典》第209编第3181条规定本编与移交外国犯罪人有关的各条款,仅在与该国政府签订的任何引渡条约存续期间有效。”[3]所以,一旦犯罪嫌疑人逃往这些国家,而引渡请求国与这些被请求国又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则引渡合作无法开展。
  为了克服条约前置主义的偏狭性和机械性,许多国家希望在缔结关于打击某些犯罪行为的国际公约时能够将某些公约确定为缔约国间开展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但美国等坚持条约前置主义的国家则反对将公约作为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如在谈判缔结《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过程中,中国等国代表团要求将该公约作为开展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但美国等国表示该公约能否作为开展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其决定权在被请求国,所以目前中国和美国等国虽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并且该公约已经生效,但美国等国并没有根据该公约开展引渡合作的强制性义务。
  目前,中国已经与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在内的4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不过目前中国仍然未和美国、加拿大等中国外逃人员主要目的国签订引渡条约,这应该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引渡合作的最主要的障碍。
  二、引渡法律原则的限制
  目前在引渡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拒绝引渡的强制性理由和任择性理由,学者们还将其中的一些理由上升为引渡法律原则。根据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引渡示范条约》,国家拒绝引渡的理由有任择性和强制性两种,其中任择性理由有8种,强制性理由有7种。下面选择几种常见的拒绝引渡理由进行论述。
  (一)本国国民不引渡
  关于本国国民引渡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对此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允许引渡本国国民,另一种是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同意引渡本国国民的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英联邦成员国等,其理由主要是,由犯罪地的国家审理案件是最适合的,因为证据和证人都在那里[4]。坚持本国国民不引渡的国家主要是基于本国国民在国外可能得不到公正审判的考虑,此类国家主要是欧洲大陆各国和拉丁美洲国家,此类国家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国民相对不引渡,这类国家主张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将本国国民引渡给外国;另一类是本国国民绝对不引渡,其主张一律不将本国国民引渡给外国。
  关于本国国民引渡问题,我国《引渡法》采取的是本国国民绝对不引渡原则,该法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应当拒绝引渡。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一般采用的也是本国国民绝对不引渡原则,但也有部分引渡条约采用的是本国国民相对不引渡原则,即被请求国有权决定是否引渡本国国民,如中国与泰国、柬埔寨、韩国、菲律宾、南非等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均是采用相对的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随着近年来各国相继放松移民政策后,一些外逃人员可能会通过投资移民、难民申请、结婚等手段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或国籍,而如果外逃人员新的国籍国是一个坚持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的国家,那么这一原则就构成了引渡请求国在请求引渡方面的法律障碍。在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件中,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的妻子先是通过偷渡组织取得联系,由偷渡组织为她们办理了结婚证,同时“嫁”到了美国,然后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5]。虽然目前还未见以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为由而拒绝引渡中国外逃人员的案例,但也有一些外逃人员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
  (二)政治犯罪不引渡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政治犯罪不引渡是国际引渡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各国基本上都予以承认。很多引渡条约对此都做了明文规定。如《欧洲引渡条约》第3条规定:“如果被请求国认为被请求之罪行系政治罪行或与政治罪行有关的罪行,应不予引渡”。中国与泰国、罗马尼亚、柬埔寨等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均规定政治犯不引渡。中国与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则未规定政治犯罪不可引渡,但是因政治信仰等原因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事判决,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会因政治信仰而受到损害的,则构成应当拒绝引渡的理由。
  目前,虽然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一项引渡原则,但对于什么是“政治犯罪”目前还没有一个能为各国所共同接受的定义。因而,一些外逃贪官就利用这一法律漏洞,声称自己回国后可能会遭受政治迫害,以逃避被引渡的命运。加上一些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状况的偏见,因而就草率地利用这一理由而拒绝引渡。
  (三)死刑不引渡
  虽然目前还很难说死刑不引渡已构成国际引渡法的基本原则,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内立法和引渡条约中已将死刑作为拒绝引渡的理由。我国自《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罪名仍有46个,而且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均保留了死刑,而外逃贪官绝大部分都犯有贪污罪和受贿罪,而且数额特别巨大,依照我国刑法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可以说死刑问题不仅是我国对外请求引渡犯罪嫌疑人的主要障碍,而且也是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一大障碍因素。目前我国《引渡法》对死刑问题并没有作规定,中外签订的引渡条约中,也只是在近年来与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签订的引渡条约才对死刑问题做出了规定。
  我国与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对死刑问题的规定是,如果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依照请求方的法律应当判处死刑,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予执行。这就较好地解决死刑与死刑不引渡原则之间的矛盾关系。此外,我国《引渡法》五十条还对此类附条件的引渡作了规定,根据该条精神,不判处死刑的承诺属于量刑承诺,此类承诺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对被引渡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应当受所作出的承诺的约束。这为我国引渡中的不判处死刑的量刑承诺提供了国内法律依据。
  (四)酷刑不引渡
  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各国法律和国际法均绝对禁止,并且规定一个被请求引渡的人如果面临酷刑的风险,应当拒绝引渡请求。如我国《引渡法》规定,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在请求国曾受到或将会受到酷刑或者其他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则不予引渡。《欧洲引渡公约》和我国所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也有此类规定。《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要求,“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
  对于酷刑中国一直是坚决反对态度,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均构成犯罪,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体罚虐待也构成犯罪,致人伤残、死亡的,还将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但一些外逃人员为了逃避处罚,往往采用污蔑中国司法制度和人权状况的方式,声称自己被引渡回中国将会遭受酷刑以及其他非人道的待遇,并以此为由拒绝被引渡。
  (五)双重犯罪原则
  所谓双重犯罪原则就是指引渡请求所指行为依照请求国和被请求国法律均构成犯罪。这一原则几乎构成了引渡中的基本原则,我国所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对“可引渡的犯罪”均规定是指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可处一年以上监禁或其他形式拘禁或任何更重处罚的犯罪。我国《引渡法》规定的向国外引渡的条件之一就是“引渡请求所指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请求国法律均构成犯罪”。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各国刑事法律的差异,在适用双重犯罪原则时,引渡条约一般并不要求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在引渡所针对的罪名或犯罪构成要件方面一致,所以在我国对外签订的引渡条约中一般都规定“在决定某一犯罪根据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均构成犯罪时,不应因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将构成该项犯罪的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使用同一罪名而产生影响”。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2条第2款(2)项也规定:被请求国在根据双重犯罪原则进行审查时,“应对请求国提出的作为或不作为作整体考虑,而不论根据缔约国法律规定该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是否有区别”。
  双重犯罪原则对引渡的另一个限制就是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的处罚程度的要求,我国对外签订的引渡条约均要求是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可处一年以上监禁或其他形式拘禁或任何更重处罚的犯罪。不过一年以上刑期的限定,对我们真正想引渡某一犯罪嫌疑人障碍并不是很大,因为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最低刑期一般都超过一年。
  虽然在采纳双重犯罪原则时,引渡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在罪名和罪行分类可以不同,但是这一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罪名与行为的对应性问题。例如,我国《刑法》186条规定的违法发放贷款罪中的“关系人”一词的含义不是很确定,这也很难为其他国家所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实质类似”的方法,也很难符合双重犯罪标准,这势必影响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引渡方面的刑事司法合作。
  三、其他阻碍引渡合作的因素
  (一)调查取证的困难
  无论是双边引渡条约还是各国引渡法对引渡的证据材料和程序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我国《引渡法》规定请求国请求引渡,应当在出具请求书的同时提供必要的犯罪证据或者证据材料。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引渡条约一般也规定,在为追诉一项犯罪而请求引渡该人的情况下,引渡请求所附文件应载有被请求方法律所要求的证据材料的说明。然而,在一些跨国追逃的案件中,由于时间久远,犯罪嫌疑人外逃不能归案,加上犯罪行为、证据可能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使得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
  如以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为例,该案涉及三任行长,历时8年,涉案人员共有几十人,犯罪行为涉及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调查取证的工作量十分巨大。据介绍,中国警方仅收集的物证就装满了几间屋子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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