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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若干影响
【英文标题】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Forms
【作者】 周东平李勤通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
【中文关键词】 法律形式;问答体;义疏体;《唐律疏议》;佛教
【英文关键词】 forms of law; fictitious dialogue form; explanation form; Tang Code; Buddhism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4-0127-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27
【摘要】 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影响可从义疏体、问答体、法律语言及图表规范等方面来思考。佛教传入中国后,为疏解经义,很早就向中国传统注疏方式学习,在其获得发展后反而以自身的“义疏”语词影响了《唐律疏议》的表达。对比秦汉律、唐律与佛教的问答体结构,可以发现《唐律疏议》的问答体结构与佛教更为相似。此外,相较于前代法律,明律的语言表达方式具有简洁性与通俗性,此固与其传播的内在需求有关,也与佛教因为传播教义的需求而在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影响有关。
【英文摘要】 The Buddhism's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forms c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planation form, fictitious dialogue form, legal language, and diagram display. When the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order to explain its scriptures, it learned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annotation form. However, as it evolved its own style, its wordings of “explanation” in turn affected the expression of Tang Code. As long as one compares the fictitious dialogue forms amongst codes of Qin and Han, codes of Tang and Buddhist scripture, it will be noticeable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is form in Tang Code is more similar to that in Buddhist scriptures. With regard to codes of Ming, their expressions were more precise and simp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des of its former dynasties.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inner demand of dissemination, but the reason also lies in the influence of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Buddhism due to its demand for promulgating its religious dogma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08    
  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有着深远影响已为学界共识,但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内容影响的分析上,有少数学者开始注意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等也存在影响。[1]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形式的组成部分,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达特征、建构模式以及特殊规范形态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笔者试图探析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形式中的义疏体、问答体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丰富和深化佛教与中国传统法律关系之研究。
  一、佛教对《唐律疏议》义疏体的影响
  自《唐律疏议》以来,“义疏体”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但关于义疏体究竟是受什么影响而形成的,尚未形成定说。有论者认为义疏体主要来自魏晋以来对权威文献进行解释的文体习惯。[2]刘俊文在《唐律疏议》卷一“校勘记”中称:“昔者,圣人制作谓之为经,传师所说则谓之为传,此则丘明、子夏于《春秋》《礼经》作传是也。近代以来,兼经注而明之,则谓之为义疏。疏之为字,本以疏阔、疏远立名。又,《广雅》云:‘疏者,识也。’案疏训识,则书疏记识之道存焉。”[3]但也有论者以为,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义疏体更多地受到佛教义疏体的深远影响。[4]
  之所以存在这种观点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学者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对形式和实质的不同侧重。由于学者所考虑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所以关于义疏体究竟是源于中国本土还是基于佛教源流,便有了极大的不同。
  第一,侧重形式的学者往往从“义疏”之名出发,认为义疏最早应该是由佛教僧侣在注解经典过程中使用的,嗣后儒家学者因之,那么《唐律疏议》自然也就是学习佛教而来。这一观点自近代以来就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如本田成之提出:“通三国六朝四百余年间,政治上变动激烈,文学上又空前的发达(古文除外),然而经学却没有客观的东西。经学要之是在两汉完成的学问,以后只是如何咀嚼、如何应用的问题。如王弼的《易注》,就是老庄哲学儒教化了的东西。到南北朝,佛教盛行,对于一切经论的席位的研究流行,撰成注疏。儒教不知不觉仿效之,于注上更加义疏,把两汉的简单的训话,更纵横微细地疏通证明,这是训诂学上一大变迁。”[5]梁启超亦称:“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其著名之诸大经论,恒数家或十数家之科判;分章分节分段,备极精密。(道安言诸经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为言科判者之始。以后日趋细密。)推原斯学何以发达,良由诸经论本身,本为科学组织的著述。我国学者,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故条例愈剖而愈精。此种著述法,其影响于学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人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互相之影响,则可断言也。而此为著述进化一显著之阶段,则又可断言也。”[6]牟润孙则谓:“昔者,先师胶州柯凤荪先生尝告润孙:‘群经义疏仿自释氏者也’……前年重读南北史与高僧传,豁然得其端绪,而后知先师之说诚确然不可移易。撰疏一事,非仅为诂经之书创辟新体例,即在我国学术史上思想史上亦为大事因缘,影响极为深远。至于其中关键所系,厥为儒家讲经之采用释氏仪式一端。”[7]后之学者也多从这些观点出发,认为佛教义疏早出,儒家义疏紧随其后。当然,这种观点不仅从形式出发,而且也认为在实质上儒家之所以会学习佛教义疏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形式上学习佛教敷座讲经[8]的仪式进而学习讲经之法的结果。[9]
  第二,侧重实质的学者则多从义疏体的本质出发,强调义疏本质是一种经典解释学,义疏体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中不同阶段的表现。从以训诂、章句为中心的汉代经学,到以经义之学为主的晋代经学,再到以义疏为主的南北朝乃至隋唐的经学,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经学发展阶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阶段的经学发展有不同的实质诉求,因此“由汉儒的训诂、章句之学而发展至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只要儒家经典不停留于训诂、章句之学,便会发展到义疏之学。佛经传自印度,翻译多由中土僧人所为,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其翻译与诠释过程中袭用中国原有儒家经典的体裁与方法,合乎情实,亦无可厚非”。[10]论者或由此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仅凭释家义疏出现早于经典义疏,以及儒家义疏文体与释家有相似之处等方面,尚不足以得出经典义疏仿效自释家义疏而产生之结论。总之,南北朝义疏之学是两汉魏晋章句、传注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11]陈寅恪甚至直接指出:“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渐染儒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与天竺诂解佛教之方法殊异。”[12]那么,一旦认为义疏体本质上是延续汉代经学传统而来的话,则《唐律疏议》的义疏体显然不可能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
  哪种观点更具合理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对于形式观点存有三点疑问:其一,以义疏为名的著作始于佛教,但以名代实地将义疏视为绝对独立的新文体是否合理。对此,虽然基于不同的哲学观点会有不同的态度,但以名代实地将之视为事物的本质恐怕令人难以接受。这意味着,如果想要认同义疏体始于佛教,还需要证明义疏体与传统经学注解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异。其二,佛教敷座讲经的方式是否能够建立起义疏体的独特性。敷座讲经是始自佛祖释迦牟尼阐明佛法的仪式,如《摩诃僧祗律》卷三载:“尔时世尊往众多比丘所,敷座而坐告诸比丘:向瓶沙王来至我所,为我作礼于一面坐。而白我言:世尊,我先曾祖治罪人法以手拍头,正化相承乃至我身。我即问言:大王,盗至几钱罪应至死,乃至应罚。王言:十九钱为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以为四分,若盗一分若一分直罪应至死。我为瓶沙王随顺说法,欢喜而去。”[13]
  尽管有学者指出:“敷座说法,本于佛教,南北朝时,佛教盛行,论经亦从而效之,于是而有升座说经之例。”[14]但这种做法本质上与儒家甚至一般的教育方式究竟有何区别?如果仅仅因认同其仪式性,就断言其产生知识的方式存在独特性,恐怕殊难令人信服。由此衍生出下一点疑问即其三,因讲经需要而诞生的义疏体是否具有独立性。“什么是义疏之学?‘义’字兼有二义:一谓经之意旨,一谓义理之意;‘疏’字亦兼有二义:一谓条录之意,一谓疏通之意。而义疏之体裁,实为系统全面疏解、串讲经书之书。”[15]或以为佛教义疏体的特征在于注释的细密与全面,即“注重完整,不遗漏经句”。[16]那么这种义疏体与中国传统经典注解方式的差别在哪里?事实上,汉代章句的疏解经义达到了极为琐碎的程度。[17]同时,与佛教义疏体具有相似性的是,中国传统经典注解方式也是在讲学中产生的。[18]两者都是为了深入解读经典或前人所作的解释等,至于在形式上存在程度、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就能够直认两者不同,恐怕殊难令人信服。简单来说,义疏体与前代训诂、章句等,本质上属于教科书,只是由于时代差异,教科书存在不同而已。因此,侧重形式而径认包括《唐律疏议》在内的义疏体源自佛教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但形式性的观点却指出一个重要的层面,即从名称上看,义疏之名确是佛教最先提出。因此,义疏体可能源自中国传统,但又借名于佛教。
  实际上,从佛教经典传播的切实需要出发,对佛典进行义疏具有现实性的需求。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早期,“通佛法有二难,一名相辨析难,二微义证解难。中华佛教,进至什公之时,一方经译既繁,佛理之名相条目,各经所诠不一,取舍会通,难知所据。远公问什数十事,大概属于此类。故什公答书,亦只往往取经论所言,互为解譬。故佛法之深义大旨,不能由之而显”。[19]即由于文化差异,佛教经典进入中土之后并不容易为人们理解,这与佛教的内在传播需求相悖。因此,需要寻找合理的方式将佛教理论通俗化,增强其传播能力。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解释经典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继承佛教传统的解释方式,二是向中国传统经典的解释方式学习。虽然佛教也有经典解释方法,但一来佛教义疏类经典向中土传播的程度有限,[20]二来佛教义疏(如《大乘唯识论义疏》)的“义疏”之名,显然不可能直接从佛教传来而更可能是格义[21]的结果。
  正如范文澜所言:“僧徒承受师传,为佛教做注,这是儒家给僧徒的影响。僧徒推衍佛旨,为佛经作疏,解释比注为周详。后来儒家也为儒经作义疏,这是僧徒给儒家的影响。”[22]故佛教向中国传统经典的解释方式学习的可能性更高,只不过佛教对其进行更合乎时宜的改革后,反过来又影响儒家。那么,如果承认义疏体根源于儒家传统,只是兼受佛教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就可以认为《唐律疏议》的义疏体从本质上说可能根源于中国传统经典解释模式,但也受佛教后来对中国传统经典解释模式之改革的影响,尤其可能受到佛教律疏的影响,[23]更受到佛教所谓“义疏”之名的形式性影响。
  二、佛教对《唐律疏议》问答体的影响
  “问答体”是《唐律疏议》的重要表达方式,而佛教经典亦经常采取问答体的形式来解释问题,因为佛教只有采用更接近日常对话的形式,才使其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中国传统法律形式中也有问答体,典型的就是《唐律疏议》及受其影响的《宋刑统》等。一般认为,《唐律疏议》中的问答体很可能受到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形式的影响。[24]但问答体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兹举出“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唐律疏议》以及佛教经典与佛教徒论著中的问答各一例予以说明:
  《法律答问》载:“父盗子,不为盗。今叚(假)父盗叚(假)子,可(何)论?当为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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