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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之路
【副标题】 基于司法改革进程的考察
【英文标题】 The Road of Judicial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Russia
【英文副标题】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Reform
【作者】 王海军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中文关键词】 俄罗斯;司法改革;司法现代化
【英文关键词】 Russia; judicial reform; judicial modernization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4-0135-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35
【摘要】 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始于其借鉴西欧法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彼得一世对法制的欧化改革开启了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秉承彼得一世的改革遗愿,在“开明专制”之下继续推进俄罗斯司法现代化,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则是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重大飞跃。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是在专制君主推动之下完成的,然而专制国家的体制性局限阻碍了司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但是近代俄罗斯的司法改革和司法现代化努力却对现代俄罗斯国家的法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英文摘要】 The judicial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Russia began with its judicial reform based on western European legal system. Peter I's Europeanized reform of the legal system initiated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modernization in Russia, and adhering to Peter I's will, Yekaterina II continued to modernize Russia's judiciary under enlightened autocracy, and the judicial reform carried out by Alexander II in 1864 was a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Russian judicature. The modernRussian judicial modernization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f the autocratic state hinder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judicial modernization. The judicial reform and judicial modernization efforts in modern Russia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Russi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13    
  
  俄罗斯对外交流从基辅罗斯时代已经开始。公元8—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就同拜占庭、中亚、东北欧地区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了其法制的发展。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谋求融入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文化范畴,所以在俄罗斯史上与西欧的交流较为频繁,并通过战争、贸易、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逐渐推动了国家法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西欧的司法文化逐渐被俄罗斯所接受,并成为其法制发展的主要外因,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也逐渐展开。从俄罗斯司法现代化进程来看,从彼得一世开始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司法改革都是重要的努力和尝试,而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则是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最集中体现,虽然最终并未实现,但却为现代俄罗斯联邦国家的司法现代化、法制现代化以及国家法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司法现代化的开启——彼得一世的司法改革
  彼得一世开启了俄罗斯的一个新时代,“可以基于这个国家及其统治者的新的称呼而称之为帝国时代,也可以基于新首都的名称之为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时代,又可以称之为全俄罗斯时代”。[1]对于俄罗斯司法而言,彼得一世的司法改革则开启了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进程。
  (一)彼得一世所面临的困境
  彼得一世继位前,封建主义在欧洲已经日益衰落,并开始集体走向瓦解。在欧洲重商主义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具有世界性规模的经济流通已经显现出来,西欧出现了荷兰、英国等几大资本主义强国。直到17、18世纪,俄罗斯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制层面上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在落后和残酷的农奴制之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奴的生产积极性受到限制,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在工业领域,没有完整的手工业体系,大量商品需要依赖进口;17世纪的俄罗斯还没有海军,也没有正规的陆军,而且武器装备上也很落后,战争多以失败结束;大部分俄罗斯人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和半文盲的数量极多,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和其他事务的发展。总体来看,当时的俄罗斯要比同时代的西欧国家落后近200年。[2]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国家事务上也处于被动局面;另一方面落后的俄罗斯也在缓慢发展。17世纪时,俄罗斯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商业发展、市场活跃,商人阶层的形成使孤立、分散的市场逐渐融合统一,对外贸易也相应发展起来。城市人口增加,早期的商人资本家随之出现,但是“新兴的商人资本家开始出现时,势单力薄,处于依附地位,必须在封建农奴制的卵翼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要求通过改革,为继续前行开辟道路”。[3]彼得一世早年曾出访西欧,他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被西欧国家的制度和文化所吸引。他在英国时甚至说过:“如果不学习英国人,我永远只是当个木匠。”[4]可以说,彼得一世效仿西欧进行改革的意识和决心早就已经埋下。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俄罗斯处于“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通过公私机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期把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都需要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5]的关键性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落后、富国强兵,彼得一世坚定了其改革决心和打算,改革之路也从此开始,这是“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最初尝试,也是俄国向西方学习的开端”。[6]
  (二)效仿西欧进行司法改革
  1714年,俄罗斯在芬兰击败瑞典,双方于1721年签订了《尼世塔特合约》,确认了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归属俄罗斯,从此俄罗斯打开了通往西欧的门户。彼得一世开始仿效西欧进行司法改革,创建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司法体制。
  第一,尝试将司法和行政分离。1719年,彼得一世开始尝试行政和司法分离改革,他因此被称为“沙皇俄国尝试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开的第一人”。[7]可以说,这是近代俄罗斯司法现代化的首次表现,也是在专制俄罗斯实践资产阶级司法文化的一次尝试,“但是,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早熟的和不现实的”,[8]强大的专制制度导致这次改革在1727年以失败告终。
  第二,创建了新的法官制度和法院体系。彼得一世于1713年模仿瑞典的诉讼制度在各省设立了法官职位,并同时设立了宫廷法院和地方法院。宫廷法院由首席法官、副首席法官和几名陪审员组成,管辖民事和刑事案件。地方法院的审判分为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司法委员会和参政院作为更高级别的司法机关存在。此外,彼得一世还设立了两种专门法院,即军事法院和宗教法院。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触及俄罗斯法院的阶级—等级性质。法院依然是封建的,为保护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主的利益服务”,[9]沙皇作为最高法官的地位不可动摇,“几乎所有重大案件或复杂案件均由参政院送沙皇亲自审批”。[10]
  第三,创建了俄罗斯的检察制度。彼得一世仿照西欧,主要是学习法国建立了俄罗斯的检察制度,设立总检察长,形成了一个各级检察长都听命于参政院总检察长的统一检察机关体系,同时颁布法令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内行使法律监督权。严格地说,这是沙皇在“综合法国的检察制度,瑞典的巡视官制度,瑞士和德国的检察官制度之后结合俄国的传统而创建的一种全新的制度”。[11]
  第四,开始运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在彼得一世司法改革前的侦查式诉讼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秘密和书面的诉讼程序使得案件的审理工作拖延严重。为了解决这些弊端,彼得一世于1723年颁布了《关于审判程式的法令》,宣布放弃民刑案件中的侦查式诉讼程序,规定了新的诉讼程序,即实行口头辩论、原告和受害人在阐述申诉时必须明确指出被告应答复的控诉要点、扩大代理人的范围、规定双方当事人出庭的日期等。
  从彼得一世的整体改革层面上观察,其以西欧化的改革方式,运用了一种类似于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的物质,[12]将俄罗斯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巩固了专制制度经济基础的同时,司法改革使得俄罗斯在18世纪开始成为“西方法制文明”的一部分,彼得一世也以其独特的做法开启了后发地域司法现代化的先河,“使得俄国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后的所有新举措中都赋予了司法改革最具西方化的式样”。[13]
  二、司法现代化的推进——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司法改革
  叶卡捷琳娜二世是继彼得一世之后又一位具有开创精神、欲求与西欧诸国交流的沙皇。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之前,俄罗斯曾经历了“宫廷政变”时期,但这段时期并非完全有悖于改革,因为“上层的悲喜剧并不能掩盖那些充分影响了整个国家的重要的事态的发展”。[14]这也被历史所证明:“1740年以后,俄国政府完成了对彼得一世改革的适应期,开始新一轮的改革。改革不仅运用西方现成的模式,而且运行西方先进的社会经济思想。尽管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许多改革的意图没有实现,但它毕竟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15]基于此,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在司法改革中推进了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
  (一)“开明专制”下的改革
  1762年7月,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政变成为沙皇。她针对当时的形势,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对内推行“开明专制”,扩大贵族特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通过两次对土耳其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战争,大大扩张了俄国的领土,打通了黑海的出海口,使俄国国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状况,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生于德国,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对西欧文化具有极高的认知和情结,这些都反映在其执政后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接受当时欧洲大陆尤其是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潮,但同时“坚信专制制度是唯一能把庞大的俄国统在一起的不二法门”。[16]她即位之后经常与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思想家通信,听取他们对改革的意见,以实现“君主和哲学家的结合”。在司法领域,当时俄罗斯的司法状况十分糟糕,“刑狱司法可以买卖。不论是犯弥天大罪,或是稍有过失,都要受到严刑拷打和残酷惩罚,因此民心怨愤。全国到处是行贿、贪污,各种舞弊行为和执法不公现象,怨声载道”。[17]有鉴于此,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开明专制”思想的主导下开始进行改革,首要措施就是编纂新法典。她曾亲自下了一道《给立法委员会的圣谕》,其中大部分内容为孟德斯鸠、狄德罗和贝卡利亚等人的著作原文,并基于此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三权分立”原则以指导立法起草工作。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圣谕”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法律规范、论证君主专制等重要问题,其中充满了自由、平等、慈善、公正、理智等措辞,谴责肉刑和死刑等等,但是很多都没有实现。
  (二)司法改革的成绩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的司法改革秉承了彼得一世的改革遗愿,在“开明专制”指导下继续向西欧法制靠拢,取得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司法改革成绩。
  第一,建立等级式法院。彼得一世对法院进行改革后所留存的等级性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所继承。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对俄罗斯法院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分别为贵族、城市商人、农民设置了县级法院和省级法院,其中体现出来的等级性质十分明显。[18]
  第二,辩论式诉讼模式被确立。基于对彼得一世所确立的辩论式模式的继承,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5年宣布所有案件均采用辩论式诉讼程序模式。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依然根据案件性质采用侦查式诉讼程序,“但是在侦查式诉讼程序中出现了辩论式诉讼程序的特点,而在辩论式诉讼程序中也包含着侦查式诉讼程序的特征”。[19]两种诉讼程序模式已经开始相互融合或者是相互渗透了,这种形式上的诉讼程序在俄罗斯形成了。
  第三,检察制度再度发展和完善。由彼得一世建立的检察制度在“宫廷政变”时期式微,表现为检察机关的地位下降、检察长的职能很难实施,甚至在实质层面上被闲置。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后,俄国检察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通过一原列立法活动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提高检察机关在维护俄罗斯法制方面的威望,“形成了组织严密的、不知疲倦的捍卫封建国家利益的检察机关体系”。[20]从此,检察机关获得许多新的职权,大大扩大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第四,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被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明确分立,表现为专门的刑事和民事审判机关建立起来,县高级法院、省议会和高级农民特别法院都设立了两个司——刑事案件司和民事案件司,省一级司法体系的最高审级是刑事审判厅和民事审判厅。
  从积极意义上看,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彼得一世未竟的改革事业,更是将司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改变了俄罗斯落后的司法面貌,推动了俄罗斯司法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18世纪俄国的君主受到来自欧洲的深刻影响,沙皇想借用当时开明专制的统治模式来加强对俄罗斯的统治。这一时期所盛行的警察国家理论也影响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目标是让自己管理的社会变得更加有秩序,并能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沙皇和行政机构必须要积极监督社会的运行,而完善司法机构将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一种有效工具。
  三、司法现代化的飞跃——亚历山大二世的1864年司法改革
  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成为新沙皇,他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根本性变革。其中,1864年司法改革最为成功,它“不仅使俄国司法制度接近了先进的欧洲模式,而且为形成俄国社会的法制观念建立了现实条件”,[21]这也使得俄罗斯司法现代化进程得到飞跃式发展。
  (一)1864年司法改革的背景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奴制的矛盾成为俄罗斯发展的主要症结。1856年,俄罗斯在克里木战争中以失败告终,这与落后的农奴制一起在俄罗斯社会中唤起了重大变革的期望。[22]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发布了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此外还有《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总法令》《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农民赎取宅园地及政府协助这些农民把耕地购为私有的法令》《关于省和县处理农民事务的机构法令》《关于安顿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家奴法令》等。在废除农奴制的背景之下,1864年司法改革开启,此后的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废除农奴制后所改变的社会关系出的反映。
  当时的俄罗斯在具体的司法领域存在诸多弊害,大大影响了国家前进和发展的步伐,而且也不适应废除农奴制后的俄罗斯社会。首先,行政权过度干预司法权,司法不独立,法官地位低下;其次,司法腐败普遍存在,司法公正严重受损,影响了公众对司法的尊重和信任;再次,司法管理效力低下,审判过程秘密,大大影响了司法公正。[23]正如赫尔岑所言:“俄国法院和俄国警察的无法无天、残暴、专横和腐败,真是一言难尽,以致老百姓进了法院,怕的不是依法惩办,而是审讯过程。他但愿快点被送往西伯利亚——惩罚开始之时就是折磨告终之日。”[24]司法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
  促成这项改革的是一些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贵族,针对法院审判中存在的腐败和拖延现象,他们提出要根据最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司法模式,在俄国确立司法的独立性。制定改革基本原则的工作在司法官谢·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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