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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民事知识产权类案件诉讼监督实证研究
【作者】 元明李大扬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厅长(原第六检察厅厅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检察官助理}
【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诉讼监督;民事检察;实证研究
【英文关键词】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supervision; civil procuratorial work; empirical study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0
【页码】 16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形成了国家层面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机制。面对知识产权诉讼的新变化,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知识产权诉讼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通过对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院办理的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监督案件实证分析可知,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工作有待进一步落实、规范,对知识产权诉讼的发展变化仍需加强应对。接下来,检察机关应当通过优化办案理念、规范监督制度、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完善专家辅助制度等方式,健全对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的法律监督机制,履行好法律监督职权。

【英文摘要】

The “Provisions on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a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1, 2019, forming a unifi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eal mechanism at the State level. Facing the new chang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actively perform the duties of legal supervision, to ensure that the re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would proceed smoothly. Analyzing the civi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s supervis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and local procuratorates in recent years, it is noticed tha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further implement and standardize their work of litigation supervision quicken responses to the everchanging situation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From now o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optimize the concept of handling cases, standardiz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teams, improve the expert assistance system, and by all means to complete the leg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civi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and perform the legal supervision du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948    
  
  

为应对国内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要求,进一步统一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保障“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顺利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之后的首起案件开庭,也正式宣布了我国新的知识产权诉讼体系正式运行,国家级的知识产权上诉制度正逐步建立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调动拥有知识产权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产权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权。”2019年7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要求检察机关健全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律监督机制。面对全新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和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需求,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建设水平。本文试从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监督案件的情况入手,以实证分析的方式展开研究,发现检察机关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监督案件之现状分析

(一)检察院与法院办案机构对比分析

从机构设置来看,自201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南京、苏州、青岛、武汉、西安、成都等共21个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3家知识产权法院,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增设了知识产权法庭。[1]近期,部分基层法院也试点成立知识产权法庭,以加强本地区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2]与法院不断增加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相比,检察机关设置的专司知识产权监督的机构可谓屈指可数。以北京为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约为1.7万件,结案约1.4万件,案件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北京市检察机关并未设立与之对应的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监督机构,满足与案件数量相适应的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目前为止,在北京范围内负责办理知识产权诉讼监督案件的,只有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设立的知识产权检察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设置的“知识产权行政检察研究和实践基地”,仅是负责知识产权行政检察专业化建设工作[3],并不具体负责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的办理。而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设立的知识产权检察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设置的知识产权检察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设立的知识产权检察官工作室等寥寥几个专司知识产权案件的办案部门。

(二)检察院与法院办案数量对比分析

2018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901.7万件,其中知识产权案件28.8万件,知识产权案件占所有民事案件比例为3.2%。与此相对,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受理裁判结果监督案件共计5.8万余件,其中知识产权纠纷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约140件[4],仅占比0.24%。2015年至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民事行政检察厅共办理涉及民事知识产权纠纷裁判结果监督的案件约20件,占全部民事案件总数的3%。

(三)民事检察部门办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与其他案件对比分析

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案件5.8万余件,其中知识产权纠纷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约140件,占全部裁判结果监督案件总数约0.24%,远低于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至2018年办理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约700件,其中知识产权纠纷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约20件,占全部办案总数约3%,远低于建筑施工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上述案件,有5起案件提起抗诉,提起抗诉比例为20%。但因为知识产权案件总数较少,提起抗诉的知识产权案件比例,仅占4年间全部抗诉案件约2.1%。

(四)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的级别分析

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受理的约140件民事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约10件,省级检察机关受理一百二十余件,市级检察机关受理不足10件,基层检察机关没有受理此类案件。而在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受理的约100件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程序监督案件当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受理,省级检察机关受理二十余件,市级检察机关受理约50件,基层检察机关受理二十余件。通过对案件受理机关的层级分析可知,基层、市级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监督案件,多为诉讼程序监督案件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省级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案件,多为对民事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这种案件层级的分布,与法院审理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级分布大致相同。

(五)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的地域分析

从案件的地域分布来看,根据法院统计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有关数据,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占全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70%左右。检察机关办理的民事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也集中在上述省市。民事知识产权检察监督案件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态势,具体表现为案件数量东部多西部少,经济强省案件多、经济欠发达地区案件少的格局。在我国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全省(区)检察机关甚至没有办理过一起民事知识产权检察监督案件,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距。

(六)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的案由分析

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受理的民事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中,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约50件,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约80件,不正当竞争纠纷、垄断纠纷合计约10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数据分析,2015年至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民事行政检察厅办理的全部约20件民事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约5件,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约15件。对案件的权利内容进行分析,全国民事知识产权检察监督案件以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等传统类型知识产权为主;而对于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软件等新型知识产权案件,检察机关几乎没有办理经验。

(七)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的来源分析

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受理的约140件民事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约130件是当事人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至2018年办理的约20件案件,全部来源于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的申请,具体为:有约8件案件是由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省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有约8件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当事人直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案件;有约2件案件是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该省检察机关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后,当事人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复查的案件。检察机关依职权办理的民事知识产权检察监督案件较少,案件基本上来源于当事人的申请。

二、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监督案件之问题检视

(一)尚未健全案件成案机制与全国2018年审结28.8万件知识产权案件相比,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数量只有约140件,比例明显失衡。即便是在知识产权纠纷高发的省份,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责也未完全显现。以北京为例,2018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结案1.4万件,而北京检察机关办理的知识产权监督案件数量只有十余件。案源匮乏,除了源于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少外,还与基层、市级检察机关“成案难”有关。检察机关对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的监督,90%以上的案件是来自于当事人的申请,但知识产权案件通常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5],检察机关并未建立起适当的案件线索发现机制,依职权实施监督的案件数量极少。再者,当事人申请基层、市级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监督,通常是事中的、程序上的监督,部分基层、市级检察机关会以检察监督是事后监督、裁判结果监督为由,阻却当事人的监督申请,忽略了知识产权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不同的公益属性,导致案件数量进一步降低。

(二)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化能力不足

相较办理普通类型民事案件案件而言,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少,案件地域分布不均,实践经验欠缺,存在专业化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由于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审法院通常是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所以基层、市级检察院很少办理知识产权案件裁判结果的监督案件,难以通过司法实践积累办案经验。省级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承担了大部分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工作,但因案件总数不多,且大部分是商标权、著作权等非技术类案件,办案过程中未与普通民事案件区别对待,亦未能形成专门化的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机制,造成检察机关办案的专业化程度不足。

知识产权案件中的各种技术性问题,考验的是检察官难以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今后,检察机关将会面对复杂程度更高、专业性更强的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案件,凭借现有的知识储备将难以有效开展监督工作,这无疑会成为检察监督办案的障碍。如今,各地知识产权法院均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技术调查官,作为审判辅助人员参与知识产权诉讼活动,在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提供技术咨询,为法官判断专业技术问题提供依据。[6]与之相比,检察机关自身不具备判断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也未建立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技术问题的配套制度。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至2018年提起抗诉的知识产权案件来看,没有一起是因为终审判决对技术问题的认定存在错误。对于技术性较强的案件,检察机关只能依靠法院审判中形成的庭审笔录、鉴定意见、技术调查意见等证据材料等进行判断,很难在审判内容以外查明新的案件事实。

(三)办案力量仍需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技术问题专业化、法律关系复杂化的发展趋势,法院系统为此设立了若干个知识产权法庭、知识产权法院,以强化专业的办案力量。与此相比,检察机关成立的知识产权检察部门屈指可数,各地更是几乎没有组建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化办案团队,办案组织建设存在滞后性。知识产权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复杂程度高,专业性更强,当前检察机关负责知识产权监督工作的办案力量,尚不能满足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需求。通过招考、遴选、交流等方式,聘任具有技术专业背景的人员进入检察机关还存在一定难度。在检察机关内部,民事部门与刑事、行政部门相对独立,在知识产权案件履行监督职能方面尚需协调统一,共同组建专业办案团队存在一定制度壁垒,难以形成合力。知识产权案件的高要求与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办案队伍之间的落差,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检察机关对民事知识产权诉讼监督履职的缺位。

实践中,市级、基层检察院民事检察办案力量较为薄弱,有的甚至没有专司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办案组。[7]即便市级、基层检察院受理了当事人的程序监督申请,且该程序事项足以影响裁判结果,但是由于基层办案部门力量不足,导致监督效果大打折扣。《规定》实施后,大部分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仍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院进行办理,而市级、基层检察院仍很难有机会对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结果进行监督,这将进一步加剧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倒三角”的分布模式。根据当前的制度设计和案件分布现实情况,有必要在高检院、省级院加强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的办案力量,基层院、市级院要充实知识产权诉讼程序监督案件的办案力量。

(四)案件办理周期有待压缩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至2018年办理的知识产权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的周期来看,平均办案周期约为10个月,最长的超过1年,最短的也有5个月。办案周期长,一方面体现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慎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效率不高。检察机关的案件办理方式以书面审查为主,听证制度的适用并不普遍,[8]案件的亲历性不强,短时间内难以客观全面地掌握案情,必须通过调取审判卷宗、向行政机关调取相关证据、询问当事人等方式,才能充分查清案件事实。由于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尚未建成,政法机关之间信息共享存在壁垒,导致案件调取卷宗、调查证据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客观上延长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办案周期。

此外,检察机关内部的案件审批流程,也在客观上增加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办案周期。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在近期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简化办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试行)》,但该规定主要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和复查案件中,拟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案件的程序简化。对于抗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仍要经过两个办案组共同会议、检察员联席会议、专家论证会等多个环节,才能提出抗诉。而省级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都要根据《关于严格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案件办理程序的通知》的要求,提请专家委员会进行讨论。这些程序上的规范虽然有助于提高抗诉的审慎性和精准性,但也延长了办案周期,给当事人及时获取救济造成一定的程序障碍。

(五)应对新情况能力亟需加强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受理知识产权纠纷裁判结果监督案件共计约140件,其中属于技术类案件的有:技术合同纠纷20件、特许经营合同纠纷8件、专利侵权纠纷21件、垄断纠纷3件,共计52件,主要由省级检察机关办理。《规定》实施后,对上述案件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均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当事人对二审判决不服,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9]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无论作出再审判决还是驳回裁定,当事人都可以继续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预测,知识产权法庭的年收案数量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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