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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论刑事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
【作者】 陈虎【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制度角色;制度能力;证明标准;降格适用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05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往往会被降格适用,法律制度上的“高标准”并没有在实践中做到“严要求”,造成这一悖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裁判者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们期待裁判者能够严格掌握证明标准,以防止错判无辜,另一方面,裁判者的制度能力又无力实现这一制度角色期待。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等改革方案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之间的鸿沟,从而可能加大刑事司法错判无辜的风险。司法改革应重视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的互动关系,以避免表达与实践的悖反现象,真正实现改革的目标。
【英文摘要】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is lowered frequently, so the “high standard” in the law is not strictly applied in practice. The fundamental cause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role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ence of adjudicators. On the one hand, people expect adjudicators to strictly grasp the standard of proof to avoid convicting the innoc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ence of adjudicators cannot meet the expect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ole.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apital cases enlarges the gap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role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ence, which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convicting the innocent. Judicial refor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role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ence, so as to avoi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and truly achieve the goal of refor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352    
  一、问题的提出:刑事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据此,刑事案件的法定证明标准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凡是无法达到该标准的案件都应对被告无罪释放。但是,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法律制度上的“高标准”却并没有在实践中做到“严要求”,在证明标准的话语表达与司法实践之间、在“无罪推定”的先进理念和司法实践的强大惯性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悖反”现象:一方面,在话语层面上强调“客观真实”和事实认定的“绝对确定”,以保护无辜者不被错误定罪;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根据各种政策因素的考量而实质性地降低这一标准,其直接表现就是大量无法达到法定证明标准要求的案件被以“疑罪从轻”的方式加以处理,法院无罪判决的数量极其有限。根据2018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在2013-2017五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按照陈瑞华教授的分析,公诉案件被判无罪的案件分摊到每个省份,只有不到19人,自诉案件则只有不到13人。两者结合起来,每个省份一年被判无罪的人只有区区31人。保守估计,每个省份假如平均有15个地市州,则每个地市每年被判无罪的人数只有2人。[1]尽管我们无法就每个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进行详细的数据统计,但是除去那些事实上无罪的案件,如此稀缺的无罪判决数量至少说明了实践中大部分证明不足的案件,都未能按照证明标准的要求作出无罪判决。[2]
  如果说以上分析还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证明标准被降格适用的现象可以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第一,在一些命案的审理中,法院倾向于将一些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既能回应被害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又可以防止错杀无辜造成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从而在定罪问题上实际降低了对证明标准的要求。毫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曝光的误判案件表明,留有余地的判决已经是法官面对疑罪时一种普遍的裁判方式。200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通报了七起在原审中已判为死刑或死缓,而经被告人上诉或申诉后被改判为无罪的典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总结,在把握刑事诉讼定罪证明标准时,没有做到“排除合理怀疑”,是酿成错案的重要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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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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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34人   │17   │50%    │10   │29.41%  │6[1]  │——   │
├────────┼────┼─────┼────┼─────┼────┼─────┤
│中院27人    │6    │22.22%  │17   │62.96%  │3[2]  │——   │
├────────┼────┼─────┼────┼─────┼────┼─────┤
│县层法院15人  │2    │13.33%  │12   │8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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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76人    │25   │32.89%  │39   │51.32%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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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份有关证明标准的实证研究,[4]课题组就证明标准问题对某省三级法院刑庭法官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关于疑罪处理方式问题上所得的调研结果如图所示。问卷问及“对于证据达不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重大案件如何裁判?A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在量刑上从轻;B作出无罪判决;C如果您有其他答案请填在这里”。可以看出,即便考虑到受访法官会倾向于掩饰自己真实想法这一因素,认为达不到证明标准的时候可以作出留有余地的从轻判决的法官也高达32.89%之多,而且,在这一问题上,省法院显然又比下级法院更为愿意承认“留有余地”这一裁判方式,而且这一数字竟然高达50%。
  不仅如此,与刑事诉讼领域里其他“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不同,“留有余地”这种对法定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还因为规范性文件中的语焉不详而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正当性。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07年3月9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35条指出:“……定罪的证据确实,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处刑时应当留有余地。”尽管这一规定将“留有余地”限定在量刑证据存有疑问的场合,其本意并非降低定罪证明标准,但在官方文件中使用“留有余地”这一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概念,却极为容易导致人们对“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正当性的概括认可,量刑阶段的留有余地往往因此异化为定罪阶段的留有余地,从而实质性地降低证明标准。[5]
  第二,在普通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为了减轻法院的查证负担,防止过分追求证明确定程度,纠缠细枝末节,浪费司法资源,在严打期间曾出现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崭新表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6]但因为始终没有规范性文件对“两个基本”的准确含义进行权威解释,而是一直以“两个基本”这一缩略语的形式在实践中广为流传,因而往往造成“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的庸俗理解,从而成为法定证明标准降格适用的另一种典型形态。[7]其实,“基本事实清楚”这一理解只是通过限缩证明对象来降低指控难度,但并未实质性地降低证明标准;而“事实基本清楚”这一理解则实质性地降低了证明标准,二者具有质的区别,对刑事司法事实认定正当性的影响也不可等而视之。
  第三,可能更为普遍的是,在诸如毒品、贪贿类犯罪案件的审理中,由于法官并不担心此类案件会出现命案中“亡者归来”、“真凶再现”的情形,没有承担错案责任的心理压力,因此在实际掌握证明标准时会比其他案件更为宽松,从而降低法定证明标准的要求。这一判断并非只是逻辑推演,很多辩护律师以毒品类案件证明标准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进行辩护,其实际成功率非常之低,因为实务中法院对此类犯罪的证明标准的掌握本来就要较其他案件更为宽松,“如果命案证明标准规定是100分的话,毒品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可能60分就达到证明标准了。”[8]
  可能会有人提出反驳:现在法院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已经日趋严格,至少在命案审理中,对于缺乏直接证据的案件判决都是极为谨慎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反驳并不成立。姑且不论这些要求仍然只是规范性文件层面的一种话语表述,而并不能反映实践的真实状况。即便放在实践领域观察,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严格的证明要求其实约束的只是量刑问题,即“只有间接证据的时候,判处死刑应当格外慎重”,而并非针对定罪问题的严格要求。可以说,相比于这种话语表达,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数量和分布才是测度法定证明标准是否得到严格贯彻的最为直观和准确的指标,结合上文最高法院公布的无罪判决的数据,不难发现,证明标准被降格使用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出现根本的转变。
  对于上述证明标准降格适用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不同的进路:第一,立法层面的制度进路。这种进路认为,证明标准在操作过程中总会和法定证明标准存在一定的落差,因此,解决降格适用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提高法定证明标准,以达到“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实践效果,这种改革进路在死刑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9]第二,司法层面的操作进路。这种进路认为,之所以出现降格适用的现象,是因为裁判者对证明标准的具体内涵并不清楚,因此致力于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语义分析,或对“证据确实充分”进行操作式的分解。[10]但是,这两种研究都把目光聚焦于证明标准本身,似乎只要对证明标准的含义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和规定,甚至提高了法定证明标准,赋予其更为严格的操作标准,降格适用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这两种研究路数都陷入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式思维,非此即彼地把中国的法律等同于立法表达或司法实践的任何单一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种二元思维模式,而站在表达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去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诚如黄宗智教授所言,中国法律传统中的表达和实践(行动)其实应该这样理解:“……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是,两者合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11]按照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恰恰在这些表达与实践的悖反之处蕴含着丰富的实践逻辑,因而也蕴含着理论创新的机遇,学者应该以这种“悖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发展既有的证明理论。[12]因而对这种悖反现象,不能从其中任何单一方面入手加以研究,而必须放在更为宏大的制度背景下才能理解这种实践逻辑。
  正是出于这种方法论上的反思,本文拟选择“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这一对概念作为分析框架,[13]对刑事法定证明标准和实践操作标准之间这种“常态性悖反”做一尝试性的探讨。据此,本文对于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提出如下理论假说:法定证明标准和实践操作标准之间的悖反源于立法者和司法者对法官制度角色定位的落差,而非法治理念的差异。法官对证明标准降格适用的原因在于法官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之间的错位,而非裁判技术的缺失。围绕这一假说,本文论证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以立法者与司法者对法官制度角色定位的差异为中心,对悖反现象作出初步的解释;其次,从法官完成刑事证明的制度能力入手,分析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之间的张力如何影响到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再次,以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的互动关系为框架,对刑事证明标准改革的若干思路进行评价;然后,通过比较法考察,探讨缓解法官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紧张关系的若干思路;最后,对程序失灵现象的发生提供一种基于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互动关系的解释。
  二、法官的制度角色
  本文要在本部分提出并加以论证的假设是:立法者对法官具有一种制度角色的期待,而受制于司法生态的影响,法官又无法满足这一角色期待,从根本上决定了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张力,从而形成表达与实践的悖反现象。
  在立法层面,我国“逆向推进式”的错判防范机制对证明标准科加了更多准确认定事实的责任,因此倾向于提高法定证明标准以保护无辜者不被错误定罪的实体权利。应当承认,尽管“不枉不纵”是一国诉讼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但在实践中却因为各种原因的制约而无法达到,因此,任何诉讼程序的设计都要面对如何减少事实误判的问题。在刑事案件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的前提之下,提高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将有利于增加控诉成功的难度,避免在尚存疑问的情况下作出有罪判决,因而有利于防止对无辜者的错误定罪,[14]同时使被告承担尽可能低的错误风险。[15]因此,较高的证明标准往往为立法者所青睐。我国也不例外,由于“逆向推进式”的错判防范机制的独特设计,我国立法者提高证明标准的需求更为突出。所谓“逆向推进”的错判防范机制,是指主要依靠审判后的救济程序而非审前程序控制案件判决质量,减少事实误判的制度设计。它主要表现为:
  第一,我国审前程序更为重视程序的吸入功能,而不太关注对无辜者的分流,因而程序要求较为宽松,权力控制也较为薄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对于不批捕率和不起诉率都会进行严格的控制,由于补充侦查制度的存在,对于一些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很多辩护律师也倾向于把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保留到法庭审判环节再行发表,以防止控方进行程序和证据的补正和补充,正是因为审前程序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分流措施,立法者才更期望通过提高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尽量避免对无辜者的错误定罪。
  第二,由于我国独特的弥散化的事实审模式,[16]使得我国救济审程序倾向于通过事实复审而非法律复审保护无辜者不被错误定罪的实体权利。在我国,对救济审程序并没有进行严格的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区分,四级法院均可进行事实复审,因此可以称之为“弥散化的事实审模式”,因此,这种通过对事实认定的多次复审避免事实误判的制度模式,就必然要求初审法院在事实认定的依据上具有客观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如果法官不是根据证据事实,而是根据某些非证据事实如经验法则作出裁判,救济审程序就无法对初审裁判进行审查和检验,从而在审前和审后这两个环节上都失去对事实认定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必然要求提高法定的证明标准。
  第三,为了减少死刑案件的事实误判,我国并没有着眼于完善审前程序的诉讼构造,而是通过收回死刑复核权,要求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等方式加以推进,这种逆向式的错判防范机制势必要求提高法定证明标准。理由很简单:至少有一部分案件的误判并非源于审级过少,而是证明标准设置过低导致的结果。如果证明标准不加以提高,即使增加案件审级,仍然会在事实认定上根据同样一个标准延续同样的错误。[17]
  综上,在发生冤案,造成刑事司法正当性危机的时候,立法机关总是倾向于通过提高法定证明标准的方式加以回应。在这种逻辑之下,立法者自然希望法官能够严格贯彻这一法定证明标准,以防止无辜者被错误定罪,扮演人权保障者的制度角色。
  但是,这一对法官制度角色的期待可能注定要落空。我国“后果主义导向”的法院职能定位对证明标准寄予了更多社会控制的期待,因此倾向于在事实认定中加入非证据因素的政策考量并降低证明标准,以防止放纵罪犯危害社会利益。[18]与侧重于保护无辜者的立法思维不同的是,法院作为一个政治性机构,往往要配合各种刑事政策和法外任务的实现,因此,保卫社会安全、防止错误释放是其考虑的首要价值。在这一思维影响下,法官往往趋向于降低证明标准,以实现制度运作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实效性。社会防卫派学者——意大利实证派犯罪学家菲利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出于社会防卫的考虑,菲利甚至反对无罪推定原则。他认为,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况,在遇到疑义时一律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将是在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同时损害了社会其他大多数守法公民的正当安全利益,因而是不足取的。其实这种思想在英美法系也不乏支持的声音。比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克逊大法官就认为,如果最高法院不在其教义逻辑中考虑实践智慧的话,就会把权利法案变成一份自杀契约。波斯纳法官也主张,可以对恐怖主义嫌犯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而不用保护其基本人权。[19]据此,菲利主张恢复古罗马时代“证据不足”的判决形式。他承认在证据不足的时候,被告人的确享有不被定罪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当犯罪嫌疑不能被合理排除的时候,社会同样也没有义务宣告他绝对无罪。因此,在确定无罪和确定有罪之间,应该有一个中间状态,即作出证据不足的疑罪判决,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公正裁决。[20]在无罪推定原则之下,只要没有达到有罪证明标准,就应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决被告人无罪,因此,无罪判决其实就是未达到有罪证明标准的一种反射性说法,本身并无独立的证明标准。按照菲利的观点,刑事诉讼将分为“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以及证据不足的疑罪判决”这三种判决形式,并分别享有独立的证明标准。而“证据不足的疑罪判决”实际上就是为刑事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应该说,菲利的这一思想特别能够迎合强调社会防卫的法官心理,而这种心理在我国独特的司法制度环境下体现得更为突出。
  第一,公检法机关实行的业绩考评机制强化了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思维定势。尽管法院内部并不会对作出无罪判决予以直接的否定或惩罚,但是作为控方,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却会因为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而遭受业绩考评上的不利对待,从而失去评选先进、晋升职务等各种机会,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如果法官严格按照法律要求作出无罪判决就等于是在挑战整个政法体制,因此,只要案件具有一定的证据基础,即使存在某些疑点,法院一般也会作出有罪判决,或是隐含式的无罪判决(如定罪免刑、缓刑或实报实销的判决)。[21]
  第二,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决定了法官并非纯粹的中立裁判机构,而是犯罪控制的天然斗士,由于侦审机关在实践中的相互配合,传闻证据规则的尚付阙如,以及侦查笔录中心主义的盛行,法官往往带有警察的侦查思维,以破案线索代替定罪根据,以情理推断代替客观证明,从而实质性地降低证明标准。
  众所周知,司法错误由错误释放和错误定罪两部分组成,立法者提高证明标准的改革方案只是考虑了减少错误定罪的需要,但其后果却是增加司法错误的总体比例,法官因此被迫承担了重新分配司法错误比例的制度角色。在证明标准设置的问题上,有罪和无罪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证明标准设置得越高,定罪就会越困难,也就越能保护无辜者不被错误定罪的实体权利。[22]但同时,过高的证明标准也会增加对有罪者定罪的难度,从而增加错误释放的风险。因此,在设定证明标准时,立法者就应分配好两种司法错误的合理比例关系,而不是仅仅关注较高证明标准对于避免错误定罪的正面作用,而有意忽略其放纵罪犯的负面后果。但是,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提高证明标准将会增加司法错误的总体比例,“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证据的证明标准……,将导致被错误释放的真正罪犯的数量与被错误定罪的无辜者的数量之间的比率增加一倍左右。”[23]而降低证明标准,在被告人是真正罪犯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率不变的前提下,将会减少司法错误的总体比率。但遗憾的是,由于立法者对法官制度角色的期待,它只能选择在死刑案件中盲目提高法定证明标准,甚至提高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绝对确定”程度,而由此造成的司法错误比例失衡的问题只能交由法官在操作过程中加以重新分配,这就势必造成证明标准降格适用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制度层面上,立法者更为关注理念的先进和逻辑的自恰,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护无辜者不受错误定罪的实体权利是其考虑的首要价值;而与之相对的是,司法者则更为关注制度的社会制约条件和可能产生的实践后果,如何通过实践运作有效地惩罚犯罪是其考虑的首要价值,保护无辜者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只不过是准确惩罚犯罪的另一种提法和反射性效果而已,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在立法与司法层面对法官制度角色定位差异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立法思维和司法思维的重大区别——立法者更为关注制度制定的正当性问题,坚持“向前看”的“法治主义”立场,其推动力往往是“保障人权”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司法者则更为关注制度实施的实效性问题,往往采取“向后看”的“后果主义”立场,其推动力往往是“社会防卫”的后果主义思维。两者之间在制度设计和运作中几乎必然形成持续的张力,形成制度反对实践和实践反对制度的悖反现象,并在实践中创设出“证据不足的疑罪判决”这种判决形式,对法定证明标准予以降格适用。
  三、法官的制度能力
  历史经验证明,法官往往无法满足立法者的制度角色期待,同时,如果法律对证明标准的设置过于严格,以致于法官的制度能力无法完成证明和定罪任务时,必然会出现对法定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这一点在死刑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死刑案件具有最高的证据要求,但是13世纪的学者仍然认为,在证据不足的条件下从轻量刑也是可以接受的。正如达马斯卡教授指出的那样:“温和的刑罚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当法官不能收集到充分的法定证据,但是主观上已经认为被告人犯罪时,法官不再被迫作无罪判决,他们能够对被告人定罪并处以温和的刑罚。”[24]比如,在法定证据制度时期的代表性法典《加洛林那法典》颁布后不久,德国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很多案件,在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对被告作出了从轻的判决,而不是无罪释放。这种疑罪从轻的做法在法国也同样存在,只是适用要比德国略显宽松。[25]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定证据制度所规定的严格证明标准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只是作为一种书本上的法律而继续存在,在实践中,早已被废弃不用。可见,当立法者对法官的角色期待决定了其必然要提高证明标准时,法官是否具有满足这种角色期待的制度能力,将是决定立法与司法悖反与否以及悖反程度的重要标尺。
  第一,在证明对象上,我国四要件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对认定犯罪科加的证明负担过重,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运用事实推定的方法加以规避。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三阶段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普通法系的犯罪成立条件则包括犯罪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的双层要求。而我国,由于历史和理论上的各种原因,采取的是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完全不同的平面式构成要件理论。与其他两种犯罪论体系相比,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控方科加了过高的证明负担,具体表现在:首先,由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缺乏推定机制,导致控方必须要对全部要件举证。按照大陆法系三阶段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内在理论逻辑,控方只需要先就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客观事实进行证明,一旦证明成立,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只有在被告方对违法和有责问题提出质疑时,控方才需要进一步就其加以证明。[26]而按照我国平面式构成要件理论的要求,则缺乏在各要件之间必要的推定机制。控方必须就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进行全面举证才能认定犯罪成立,这就决定了我国证明犯罪的成立要面对比西方国家更为艰巨的任务。[27]其次,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下主观构成要件的可证明性较差,难以依据有限的法律推定完成证明任务。与德、日刑法不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判断犯罪成立的唯一依据,而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现行刑法中的犯罪几乎都以过错责任作为主要责任形式,而很少规定严格责任。为了解决控方证明负担过高的问题,立法机关制定了许多推定规范,但毕竟范围有限,难以满足实践中各类犯罪的证明和审理需要。实践中法官往往运用所谓事实推定的方法对其加以解决,即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仅仅根据某些基础性事实的存在就直接推论某一要件事实的成立,这种事实推定混淆了推定和推论的区别,省略了证明过程,从而改变了客观证明机制,转移了证明责任,也因此降低了证明标准,因而不具有正当性。再次,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导致证明责任未能得到精细划分,控方几乎承担了刑事诉讼中的全部证明责任,在面对辩方提出的“幽灵抗辩”时几乎无力查证。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理论导致一旦被告方提出这类抗辩,控方就将陷入证明困难的尴尬境地。在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幽灵抗辩如:针对犯罪构成要件当中的主观要素,抗辩自己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不具备“明知”要素;针对财产类犯罪,抗辩自己持有的物品是“善意取得”;针对职务犯罪,抗辩钱财已经“用于公务支出”,等等。
  第二,在证明模式上,我国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对证据充分性的要求过高,因而司法实践中往往放松对证据锁链封闭性的要求。根据龙宗智教授的研究,我国的司法证明属于印证证明模式,该模式要求具有客观性和相关性的证据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佐证、印证,才能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待证事实的真实性。[28]印证证明模式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在实践中面临法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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