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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司法改革试点再认识:与实验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启示
【作者】 何挺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改革;试点;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循证评估;试错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65
【摘要】 试点对于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具有独特的功能。近年来司法改革试点进入“活跃期”,呈现出从自发分散试点到整体规划授权试点的变化。试点与社会科学实验都建立在实证经验的基础之上,共享“改变带来效果”的基本逻辑,通过适用于多数对象实现可重复性,并都具有将局部结论外推到更大范围的强烈倾向。但试点并不仅仅是实验研究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试点内容的整体复合性明显有别于实验研究内容的单一性,试点难以达到实验的严格规范要求,试点还具有实验所不具备的功能等。应当借鉴实验研究方法,理性对待试点的验证功能,全面认识试点的其他功能,建立试点的实证数据基础与开展第三方循证评估,并从多方面改进试点的具体操作。
【英文摘要】 Pilot plays a unique role in China’s judicial reforms. Recently, judicial reforms enter into fast track and show a remarkable change from initiative and scattered pilots to integral and planed pilots based on central legislature’s authorization. Both pilot and social science experiment research are based on empirical experience and share basic same logic “changes bring effects”. Both of them are applied to partial majority objects and strongly inclined to extrapolate partial conclusion to a larger scale. Significant distinguishes also exist between pilot and experiment research: contents of pilot are much richer than experiment; pilot cannot reach standard requirements of experiment research; pilot has extraordinary functions beyond experiment research. Learning from experiment research methods, it is necessary to regard verification function of pilot rationally, understand other functions of pilot comprehensively, establish empirical data foundation, launch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by third party and improve pilot’s opera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353    
  一、问题的提出
  “试点”通常指的是在正式进行某项工作之前,先进行小型试验,以便取得经验。试点通常具有时间上的暂时性、地域上的局部性和内容上的创新性三方面特征。试点在我国司法改革历程中由来已久,有关试点的争议之前主要集中于试点突破现有法律规定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是否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持质疑论者认为,司法和法制的统一性决定了司法改革不具备在局部地区进行制度试验的条件,因而试点不合法,并可能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1]也有研究者试图跳出传统的合法性界定来论证试点所具有的合法性。[2]但试点在探索适合我国的司法制度和积累经验方面确实具有独特的功能,即使是质疑论者也不否认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基于对试点的积极效果和正面功能的肯定,才有必要讨论其合法性问题。有的观点甚至从改革方法论的角度断言,未进行任何试点性工作检验的改革方案的推广和实施,都是不严谨、不慎重的,甚至可能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3]研究者还进一步从型塑中国诉讼模式的高度肯定了试点的作用。如陈瑞华教授从我国传统的“立法推进主义”的不足出发,认为应当走向建立在“自下而上、自生自发的改革试验”基础上的“司法推进主义”。[4]
  在已有研究中,一种常见的分析思路则认为试点接近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实验研究,或者将试点视为实验研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5]研究者认为,试点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其实是一种关于法律制度效果或效力证明的“实验”,同样具备研究领域实验方法的基本特征。有的则直接指出试点是我国司法领域运用实验方法的主要形式。[6]甚至有研究者断言,本次司法改革以实验论证代替经验认知是方法论层面的历史性跨越。[7]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针对我国司法改革试点的现状提出了批判。例如,认为当前的司法改革试点有着对过程、条件的严格控制,因而缺乏客观性。[8]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的实验研究,都是通过人为的干预与控制来达致超越自然状态的更为有效的观察,实施过程中的严格控制本就是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试点是实验研究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前提成立,那么试点过程中施加严格的控制实属理所当然。可见,实验研究的一些要素与规范性要求似乎并不能完全照搬类推适用于试点,试点与实验除了共享“改变带来效果”的基本逻辑框架外,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如果试点与实验不能完全划等号或者试点不仅仅是实验研究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我们在审视试点的规划设计、开展适用、评价试点的效果及推广试点经验时又应当采取哪些不同于实验研究的视角,实验研究在因果关系推论上的优势及相应的方法上的规范性要求又能为试点的有效开展提供哪些有益启示呢?
  近年来,我国司法改革迅速进入了“快车道”,试点被视为推动司法改革的重要甚至必备的手段,试点的具体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试点之于司法改革的特有功能和积极作用已获公认的基础上,在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和司法者在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对试点的期待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司法改革中的试点再次进行科学的审视,而以试点与实验研究方法异同的比较为视角,或能为正确全面认识司法改革中的试点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并为新背景之下试点的有效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二、司法改革试点的发展:从自发分散到整体规划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司法领域的试点即进入“活跃期”并持续至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的分散试点。这一时期的试点多数是地方实务部门自发进行,目的是为了解决法律具体适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探索法律适用的地方经验,或者是为了完成本系统内的改革要求,整体呈现出分散与各自为政的状况。[9]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时期的试点开始呈现出一定的整体性,即根据中央的整体部署,围绕中央提出的改革任务而开展试点。[10]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地方实务部门的试点开始与学者相结合,呈现出理论指引与规划、多地点同时对同一问题进行试点并同步开展相应实证研究的特点,并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吸收规定了许多来自地方试点的经验而达至顶峰。
  第三阶段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规模的整体规划试点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包括司法领域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分三批覆盖了全部省份。同时,一系列具体的司法制度改革,也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的选定地区,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央机关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开展试点,包括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益诉讼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试点。在这一时期,虽然不排除各地仍然存在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自发开展的试点,但整体规划的试点无疑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之前争议较多的试点合法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随后于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增加规定了13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为突破现行法律规定开展改革试点提供依据。《立法法》的这一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这一规定此后的逐项授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试点的合法性问题。[11]
  与之前的阶段相比,近年来整体规划性试点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内容上不再限于对具体制度的小修小补或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完善具体工作机制,而是直指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甚至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带有变革性的诉讼制度,试点所带来的改变更为宏大整体;第二,正是因为试点内容的变革性和突破性,大多数采取由立法机关的常设机关授权,由中央司法机关具体负责并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开展试点,因而是一种“顶层设计式”的试点,这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定的我国今后改革路线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基本路线;第三,与顶层设计相关,这一阶段的试点对于尽快检验改革方案效果的追求更为明显,并有明确的时间和进度的规划,一般为期两年,并要求具体实施的机关向授权机关提交中期报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多项授权决定也都明确了“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第四,试点的整体规划性不仅仅体现在授权后再行开展,而且体现在试点是建立在中央机关所发布的授权决定、试点方案、实施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基础之上的,而这些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前试点边开展边摸索的探索属性;第五,通常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定数量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省份或城市开展试点,试点的“点”已经不再是零散、个别的“点”,而是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化效应的“面”,这实际上使试点的“由点到面”发展为“由面到全面”。第六,多项大规模试点同步展开,有的地区同时成为多项试点地区,试点所导致的改变存在重叠的可能性。
  同时,在试点的内外差异方面,这一阶段顶层设计的试点及其规模化效应在客观上还导致了以下两方面有别于之前的状况:一是试点地区内部在具体开展试点时存在差异。以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为例,根据研究者对试点地区的文本考察,试点的四个城市在案件范围、证明标准、审理方式和法律援助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12]这种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的再次创新实际上形成了“试点内的试点”或“大试点内的小试点”,即在整体的试点中在不同地点尝试不同的具体操作方法以形成各自的地方经验。
  二是试点地区以外的非试点地区也会受到试点及其具体实施方案的影响,从而形成“试点外的试点”,产生试点的扩散化效应。试点及其具体实施方案对非试点地区的影响通常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试点本身就代表了司法改革的整体方向,非试点地区参照试点方案进行一些符合司法改革整体方向的探索无可厚非,甚至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其次,非试点地区可能同样面临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试点方案本来就旨在解决此类实际问题,参照试点方案进行探索是为了应对司法实践的实际需求;再次,基于对试点验证效果之后将上升为普适性法律的预期,非试点地区需要为此进行适当的准备;最后,能否尽快参与试点常常被视为各地的工作成绩甚至“政绩”,因此在未被列入试点地区的情况下也会进行相应的同步探索。当然,与正式的试点地区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后可以适度突破现行法律不同,这些“试点外的试点”只能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探索。
  可见,新的司法改革背景对如何认识试点提出了超越试点合法性争议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看待顶层设计的整体规划性试点与自下而上的自发试点之间的区别;多项大规模试点同步展开的情况下,如何明确每项试点所带来的改变及相应的效果;如何避免尽快验证试点效果的倾向所可能产生的“人为干扰”;如何看待试点内容的整体宏观性与“大试点内的小试点”;如何充分利用大规模试点所产出的大规模实证数据,以为法律和政策的完善奠定更为扎实的数据基础。同时,之前并未得到重视与充分探讨的有关试点具体操作的客观性、科学性及技术性问题却随着试点本身的规模化而被放大了。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对司法改革试点再次进行深入审视。
  三、试点与实验的共性:基于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基本原理的分析
  (一)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基本原理
  实验方法对于科学的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建立了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而社会科学要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作出解释、预测和控制,有时也只能进行实验研究,很多社会科学都发展出相应的实验分支,例如实验经济学、实验管理学和实验政治学等。实验是一种受控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实验的方式控制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变化来测量对其他一个或多个变量产生的效应,进而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简单而言,实验一般就是研究者有意识地、人为地改变某种情形,然后把情形改变以后的结果与改变之前的结果相比较的过程,通过这种比较可以发现情形改变对结果产生了哪些影响。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归纳了实验的基本构成。巴比认为,实验基本上包括:(1)采取行动;(2)观察行动所造成的因果关系。[13]纽曼则提出一项实验包含三个步骤:(1)实验开始前要提出因果关系假设;(2)改变情况或引入变化;(3)比较有改变或无改变下的结果。[14]上述两种归纳实质相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尝试任何改变或新措施前都会假设改变或新措施将会带来相应的变化,而实施改变或尝试新措施后的观察,目的就在于确定之前有关行动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是否得到验证。换一个角度来说,实验研究的基本逻辑就是由实验主体通过相应的设计,来观察实验对象的“刺激(改变)—反应”的过程,以确立刺激(改变)与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基本目标是决定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15]实验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因果关系的最好甚至唯一的方法。
  上述实验研究的基本逻辑对于一项规范有效的社会科学实验研究而言并不足够。鉴于实验研究的核心在于建立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并非通过日常、简单的观察即可推断,尤其是社会现象中影响因素众多,存在多因一果、一因多果或互为因果等极为复杂多变的情况。“现实中的社会现象,要么多个因素同时变化,要么很难发生变化,使得基于经验观察的因果推论不太可靠;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观察难以排除不可观测或未知的干扰因素,使得自我选择、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问题困扰因果推论。”[16]研究者进一步指出了实验研究推断因果关系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1)原因(自变量)必须先于结果(因变量)发生;(2)原因与结果之间必须具有联系;(3)研究者必须保证没有其他关系能够解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17]因此,为了满足严格的因果推断逻辑,社会科学实验研究一般还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第一,精心的事先设计和实验过程中的严格控制。为了满足推断因果关系的三个条件,研究者需要在实验开展前进行精心的设计,而不是将刺激(改变)立即付诸实施。事先的设计包括如何选择具体的实验对象、实验的时间长短、是否需要建立以及如何划分实验组与对比组、如何防止实验对象获知实验主体的实验目的以避免实验对象的主观倾向干扰实验结果、能否对刺激(改变)实施前后的因变量进行测量以及测量的时间点及具体方式等一系列内容,而且这些设计必须与拟实验的问题、已有的理论以及具体的实验环境相适应。在实验的过程中,则要按照事先的设计进行严格的控制,保证实验严格按照设计展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把实验对象“保护”起来,避免因实验对象接受了其他变量的刺激而出现对因变量发生变化的替代解释。实验研究的逻辑要求小心的控制好实验环境的各个方面,实验环境中没有控制好的任何方面都可能成为因变量变化的替代解释,并削弱证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能力。[18]实验过程中的严格控制还包括避免实验对象(样本)的流失与损耗,避免实验的整体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等。通过事先设计和过程中的严格控制,实验甚至可以带来“纯粹”、“极端”和“人造”的经验。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实验研究是一种“人工制作”式的研究方式。[19]
  第二,实验的可重复性。推断因果关系不可能建立在对原因与结果单次观察的基础之上,实验的可重复性是实验结果具有高度确定性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区别于日常生活实验的本质属性之一。实验的可重复性通常表现为样本数量上的要求,因此可以作为实验对象的必须是多数主体,而不是单一、独特的存在。在具体实验中,实验的可重复性或实验样本的多数性通常表现为实验刺激(改变)作用于多数的实验对象,以及实验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多次开展。
  第三,实验研究的总结归纳围绕因果关系是否被验证展开。通过实验过程中的测量与数据收集,实验结束后需要经由统计分析来检验实验开始前理论假设中的因果关系是否得到验证。实验的结果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理论假设中的因果关系在实验中得到验证,则需进一步考虑能否将在这一实验研究中验证的因果关系概化或推广适用于更大的范围,通常需要考虑实验环境与真实情境之间的差距、本项实验研究在方法上是否存在局限以及实验中是否可能存在一些独具的因素影响到因果关系的建立。另一种情形则是实验未能验证理论假设中的因果关系,此时则需要反思实验过程中哪些因素可能最终影响了结果以及是否需要对之前的理论假设进行修正,例如将这一理论上的因果关系修正适用于更为特定的群体或者更为特定的情形之下。[20]一般而言,实验研究总是源自良好的设想,研究者只有认为某一做法或措施能够导致相应的变化时才会将其置于实验中进行验证,而且这种设想也往往建立在理论的推演、之前研究发现的基础之上而非凭空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验研究的结论必然是验证之前的假设。
  (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不同分类与设计
  社会科学中的实验研究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一种最为重要的分类是根据实验空间的分类,分为实地实验和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是在自然状况下的一种实验研究,实验室实验是一种标准化的实验,是在人工环境下或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21]与实地实验相比,实验室实验的环境和变量更易于控制,不可预知或偶然因素的影响更少,实验对象更易得到“保护”,能够更好地满足上述精心设计和严格控制的要求,因此其通常有着较高的内部效度。但同样由于“人工制造”的环境,实验室实验与真实情境不可避免存在差别,因此其结论在概化和可推广性上往往较差。与此相反,实地实验由于在真实情境和自然状况下开展,控制性较差,常受到不可预知或偶然因素的影响,内部效度相对较低,但外部效度相对较高,较易于结论的概化。
  实验研究还可以按照因果关系推论的逻辑严格程度的高低区分为不同的实验设计。其中,真实验设计(true-experimental designs)是所有实验设计中最为严格、推论因果关系最为可靠的实验方法,其核心特征是要求通过随机分配产生实验组与对照组,也被称为随机分配对照实验。真实验设计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经典实验设计、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和所罗门四组设计。其中经典实验设计是实验要素最为齐全的实验设计,包括三方面要素:(1)自变量与因变量,其中自变量是实验中的刺激或改变因素,是有待检验的会引起因变量变化的原因,而因变量是受自变量刺激后发生变化的情况,是实验中需要测量和解释的内容;(2)实验组与对照组(也称为控制组),其中实验组是接受自变量刺激的组别,而对照组则是不接受自变量刺激的组别,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配应当随机进行;(3)前测与后测,其中前测是指在实施实验刺激以前对实验对象的测量,后测是指在实施实验刺激后对实验对象的测量,前测与后测之间的差距就是因变量受自变量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在经典实验设计中,实验组和对照组一般均需进行前测与后测,以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是指没有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前测,其余均与经典实验设计一致的实验设计。
  真实验设计虽然最为符合因果关系推论的逻辑要求,但在社会科学中常受到客观条件、平等伦理等因素的影响而较少适用,尤其是在实地实验中。为了适应社会研究的特殊性,研究者逐渐在经典实验的基础上,降低随机分配的要求或者省去一部分要素,形成了准实验设计(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和前实验设计(pre-experimental designs)。准实验设计与真实验设计的主要区别在于准实验的对照组不是通过随机分配产生的,而是通过配对等非随机方法产生的,或者索性没有对照组而采用多时间段设计,随着时间的变化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准实验设计通常包括时间序列设计、非同等对照组设计和多元时间序列设计等。[22]在实地实验中,由于随机分配常常难以实现,因此准实验设计较之真实验设计更为常见。前实验设计则严格程度更低,通常包括仅有未经随机分配而产生的不等同组的仅有后测设计、有前后测的单组设计和仅有后测的单组设计。前实验设计有时也被称为非实验设计,原因是通过前实验设计推断因果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根本无法推断因果关系。
  (三)司法改革试点与实验研究的共性
  考察我国司法改革试点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之前的分散自发试点还是这一阶段的整体规划试点,其实都遵循着相同的基本逻辑与步骤。首先是存在并发现问题,即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同时国家立法或政策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不能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正如研究者所观察到的,“地方性的试点改革异常活跃,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层面的司法改革指导意见并不能完全满足地方司法的实际需要”。[23]第二步则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方案,通常通过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或者借鉴域外的经验来形成试点方案。试点方案既可能是对现行做法的改良,也可能是用一种新的方法取代现行做法,但无论如何,创新或改变是试点方案的核心特质。第三步则是将试点方案付诸实施,考察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效果,重点关注于这一创新措施是否解决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存在的问题。最后则是总结试点中的经验并予以推广。对于被认为实现了预期、解决了实践问题的试点,都希望将试点的具体做法推广适用于更为广泛的范围,甚至被国家政策或立法所吸收采纳。
  比较司法改革试点的基本步骤与实验研究的基本构成可以发现,试点与实验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相同的逻辑框架之上:试点(实验)主体有意识地改变某种情形,并观察改变对结果产生了哪些影响,而在实施改变之前,试点(实验)主体都假设这种改变很有可能产出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而在实施改变之后,则希望将结果的变化归因于措施上的改变。如果进一步分析试点与实验的构成要素,还能发现如下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恰能为审视试点的具体方法提供来自实验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第一,试点与实验都围绕创新与改变这一核心进行建构。试点所尝试的与实验所检验的都是在之前的日常环境中未曾发生的,试点与实验都通过引入新的措施来实现改变,并进而观察新措施引入后的影响。缺乏创新,试点将不复存在;同样,缺乏改变,实验将“沦为”在推论因果关系方面效度较低的其他研究而丧失独特功能。创新与改变是试点与实验无可争议的核心。这一方面共同点要求试点要如同实验研究一般明确改变的具体内容,使创新措施与日常情况明确区别开来,正如实验研究中自变量必须能够很好地被“孤立”一样。[24]
  第二,试点与实验都通过适用于多数对象实现可重复性。如上所述,实验研究基于实验对象的多数性和在多数对象上的重复操作。与此类似,司法改革试点方案同样适用于一定数量的案件或人。试点方案要解决的问题绝不会只存在于个别案件之中,从改革的目的来说,只有时常遇到且具有迫切性的问题才会成为试点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同样,只是在个别案件中获得成功的试点方案亦无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律实施在数量上的规模性与时空上的持续性还为试点适用于多数对象实现可重复性提供了最基本条件,包括试点方案在内的“规范”的适用必然具有一定的规模,而近年来的大规模试点则进一步保障了试点方案适用对象的数量。
  第三,试点和实验都在限定的局部范围内开展,并都具有将局部结论外推或概化到更大范围的强烈倾向。虽然实验在限定的范围内开展,但研究者开展实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普适性的理论,而非仅满足于实验范围之内。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结论外推与概化的倾向,研究者才特别关注实验在特定范围内得出的结论能否“照亮”实验之外的其他角落。“所有实验都有一个根本不足,即该实验是在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由实验设计规定的具体条件下完成的。实验就像探照灯,亮度很高却只能照亮很小的一块地方。”[25]同样也基于这种强烈的外推与概化的倾向,实验研究的方法论才会采用“外部效度”这一衡量指标,以专门对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以及从被研究的实验样本推广到更大总体的概括性进行评价。[26]与实验相同,试点也具有时间上的暂时性和地域上的局部性特征,而试点的结论与经验也同样被希望适用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27]试点这种由点到面、在局部先行尝试以取得经验的方法论,核心内容就在于将部分地方获得的局部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整体政策或法律,从而实现对原有政策或法律的渐进调整,这一点在近期的大规模整体规划试点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但是,早有学者对我国整体改革过程中地方试点结论能否外推提出过担忧:一方面是局部性经验与当地自然、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离开当地的条件盲目进行经验推广的可行性较低;另一方面是许多地方政策试验的成果本质上是特殊政策支持的结果,如同“温室里的花朵”而不具备推广的可能性。[28]
  第四,同样非常重要的是,试点与实验都建立在实证经验的基础之上。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的独特价值,除了在“发现”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论,更重要的其实在于这种“发现”是研究者自身经验的直接而非间接的发现。[2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是实证研究中“等级”最高的形式,其结论的得出完全建立于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按照研究设计所直接收集的数据基础之上,归结于研究者的自身经验。同样,试点之所以被认为在探索适合我国的司法制度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能够将法律改革方案置于真实司法情境中予以尝试并产生“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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