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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制度构建
【英文标题】 Construction of Civil Subject System of Intelligent Robot
【作者】 姜晓婧李士林【作者单位】 华侨大学法学院华侨大学法学院
【分类】 16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义务本位;替代责任
【英文关键词】 intelligent robot; civil subject; obligation standard; substitution responsibility
【文章编码】 1003-9945(2019)01-0071-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71
【摘要】

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向人类发出了挑战。将智能机器人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所导致的法律困境,可以通过赋予智能机器人以法律主体地位得以解决。通过价值分析发现,姑且不论智能机器人可以在自我责任下高效服务人类,单就低调谦卑与人类主体相融合的态度就足以获得人类的主体认同,因而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具有法理正当性。在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制度构建方面,可以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借鉴法人民事主体设立的经验,立足于义务本位的赋权理念,赋予智能机器人限制权利能力,利用救济代理和责任替代的路径弥补其权利行使的不能和责任承担的不足。

【英文摘要】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both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to human society. The legal dilemma caused by treating intelligent robot as the object of legal relationship can be solved by endowing intelligent robot with the status of legal subject. Through valu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only the attitude of quiet and humble towards human subject can help intelligent robot get the subject identity from humans, let alone the efficient service to human under self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giving intelligent robot civil subject status has legal justification.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system of intelligent robot can make use of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n draw lesson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system of legal pers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bligation-based empowerment, intelligent robots could be endowed with limited rights. Their inability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and inadequacy to bea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could be made up for by means of relief agency and substitution responsi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338    
  21世纪是人工智能的时代。自20世纪50年代阿兰·图灵发表《计算机器与智能》之后,“人工智能”一词开始在科学及哲学领域流行开来{1},经过结构模拟、功能模拟,再到90年代信息网络的加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研究势如破竹,成果喜人。然而,人类在创造智能机器人中设定的算法可能犯错误,展现出失控的机器人对社会和他人的破坏,而且被黑客轻易侵入的程序更可能作为人类的对手,制造“恐怖谷”。机器人没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人类的价值观需要被编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从而控制他们可能带来的危害,但是现存法律条文的制定都是以人类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机器只能作为冰冷的法律关系客体被人类控制。如今,被沙特授予公民身份的索菲娅已然宣告人类的惊悸和愕然都无法拒绝智能机器人的竞争和部分替代,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思想、哲学及经济动因已然存在,机器人也应当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那么智能机器人应当被赋予民事主体地位吗?其对人类的伤害和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责任吗?其民事主体地位应当如何在法律体系中被容纳呢?
  一、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的争议
  明确规制对象的法律地位,进而基于其法律地位解决其权利赋予、义务设定、侵权规则等下位概念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与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这是立法层面的惯用进路。审视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例可知,法律人格是整个法律殿堂的拱顶石,一切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都源自于主体具备法律人格,拥有权利能力。人格和权利能力的概念也撑起近代西方法律的骨架,人格背后的意涵链接整个西方的主体哲学,渗透到其权利义务、责任承担等各种外延问题,是支撑所有基本问题体现的内在价值理念。智能机器人法律规制中的首要问题为是否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以及怎么设定制度的问题,对此学界众说纷纭,可归纳为三派:即认为不应设立、暂时没有必要设立与应当设立。
  认为不应设立的学者大多从法理层面论述,立足人与智能机器人的本质关系:智能机器人作为人类机器或工具而存在,因而无论智能机器人以何种形态出现,依托于技术而达到何种高度的智能化,其本质仍然是人类能力的延伸,并不具有自我意识、逻辑生成方面的自主性与逻辑性,因而也不可能具有本源性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中,郝铁川教授认为智能机器人与人在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模糊性法律规定、法律原则运用解释、交叉判断等多方面都有着本质差别,其逻辑、情感体系与人类具有根本不同,这些不同表明其仅具有工具属性[1]。郑戈教授从权利赋予、义务履行以及责任承担的法律整体运行中考虑,认为最终要承担的责任都将转嫁给自然人,认为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的设立与否不是影响智能机器人发挥其功能、承担其责任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的设立系多此一举{2}。而学者F. Patrick Hubbard则回避了直接赋予智能机器人全新法律人格的问题,提出对于智能机器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和责任可以类推适用儿童或者动物的相关规定,完全可以通过转化改造的迂回方式规制智能机器人{3}。
  认为暂时没有必要设立的观点多是基于智能机器人发展的现状考虑,吴汉东教授认为智能机器人现行发展阶段依然属于受控于人类的弱智能机器人,仍不足以取得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4}。该观点对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的设立实际持观望、开放态度,并不反对智能程度达到脱离民事主体控制的阶段时对智能机器人赋予主体地位。
  更多学者支持应当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且因支持理由、论证角度相异,进而提出的民事主体的设置路径、种类等也各异。部分学者基于解决当下频发的智能机器人致害事故的目的,提出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的观点。其中Aishwarya Limaye认为;在不能完全适用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责任的情形下,明确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基于权利义务对等性的基本法理赋予智能机器人基本的宪法权利,是智能机器人法律责任确定的重要依据{5}。司晓、曹建峰博士认为从长远来看赋予智能机器人以法律人格是平衡损害分配责任的必然路径,因此可以通过设置强制保险制度、赔偿基金、分类适用严格责任和差别责任处置与自然人的差异{6}。至于如何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问题,学者袁曾提出应该设立有限的法律人格制度,配合以人为本理念支撑的监管制度,使智能机器人在人类控制下发展{7}。学者杨清望、张磊主张借鉴法人制度,同样采用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赋予智能机器人有别于自然人的有限法律地位,消除其在为人类服务中的部分障碍[2]。学者张绍欣则认为应该警惕并抵制“图灵测试”混淆人与智能机器人的本质区别,其主张在智能机器人高度模拟人类的境况下,通过“位格加等”把人拟制为“超人”主体,进而提升人类地位{8}。总而言之,多数学者支持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且遵循现有的法律框架,从智能机器人投入使用的现实问题切入,就填平智能机器人致害损失、平衡智能机器人致害责任等现实问题,提出对策性方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人类对智能机器人伤害事件的焦虑。笔者认为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的确立具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但仅仅停留在事故防范层面,显然缺乏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内学理上的严密论证。
  二、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的正当性
  (一)自我责任下高效服务人类
  智能机器人在机械性方面的应用有目共睹,其可以适应高强度、高危险工作,并且随着智能化的提高,智能机器人可替代的人类工作也越来越专业、复杂。除了代替人类从事体力劳动以外,智能机器人还可以极大地满足人类多样化的精神需求,而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将助推智能机器人更好地完成人类任务,同时也廓清了多方主体之间关系,也更容易解决智能机器人牵涉的侵权纠纷,更有利于人类享受第四次信息革命的硕果,极大提升人类福祉。
  根据弗洛里迪(L. Floridi)的观点,人类经历了哥白尼革命、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学革命、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意识革命这三次革命,目前将迎来的是以信息哲学为核心的信息革命{9}。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人类与智能机器人的融合在人与智能机器人双向变革的趋势下越发紧密:人类正在习惯通过网络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表达自我,人际交往,构建自我存在,人类生存的信息化、数据化趋势不可逆转。与此同时,在计算机技术、脑神经技术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下,智能机器人的思维模式也越来越接近人类,以至与之对话难以察觉与人有别{10}。譬如,微软小冰能与人类一样自发创作诗集《阳关失去了玻璃》,查理、帕罗等陪护型机器人成为了老人们家庭成员中的重要一员,Google Assistant不露AI痕迹地替主人与理发师预约时间,比任何私人管家更懂你[3]。
  随着人机交互高度发展的趋势,人类将赋予智能机器人越来越多的信任,智能机器人也将承担越来越个性化的任务,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将超越人与其他普通客体的关系。为了使智能机器人更顺畅地执行个性化任务,我们必然要对智能机器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授权。例如,跟踪、定位我们地理位置、捕捉我们饮食、睡眠、运动等基础数据、查看我们通信、购物记录等信息。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数据的收集将越来越详尽,智能机器人对这些数据的利用也将越来越灵活,我们信息的开放程度将极有可能突破现在授权某APP获取我们具体某方面信息的界限,选择授权智能机器人综合获取我们多方位的信息并综合利用。届时智能机器人所具有的管理、运用能力已经可以达到独立处理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将智能机器人视为客体,视其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运营商工具,反而会因为运营商利益争夺等原因,面临更大的数据非法泄露危机,得不偿失。若将其单纯视为智能机器人主人的工具,则如果智能机器人基于非生产、销售者原因而发生的侵害主人的意外事件时,主人将面临诉诸无门的危机;如果智能机器人受到他人损坏,则限于智能机器人薄弱的客体地位,主人无论是基于物件损害赔偿抑或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难以弥补对主人造成的巨大损失。
  如果赋予智能机器人以主体地位,智能机器人就可以其法律主体地位为依据,顺理成章地获得更多授权,扫除其参与民事法律活动中的制度性障碍,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民事法律活动中来,激发智能机器人的活力彻底地完成人类所交付的任务。从责任层面而论,赋予智能机器人以民事主体地位,能够更好地处理智能机器人受损和智能机器人致害的问题。智能机器人高度的自主能动性与自我管理能力决定了无论是智能机器人受损对于其主人的伤害,还是智能机器人在执行工作中致他人损害,其带来的损失程度以及处理纠纷的复杂程度都已经远远超出传统主客体的调整范围。智能机器人通常会带着主人赋予其使命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但其参与方式、灵活机动的表现却独具个性,赋予智能机器人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更有利于多方主体之间公平承担责任。在涉及“生产者(或销售者)—智能机器人—受害人”三方的侵权纠纷中,避免了因为技术漏洞而强行加责于生产者(或销售者)的极端追责方式,不至于抑制科技的发展,也为强制保险等社会风险体系的设立提供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在涉及“施害人—智能机器人—主人”三者的侵权纠纷中,能够为排除物件损害责任的适用,提供制度上的正当性支持,从而免受智能机器人客体地位的局限而得以更加公正客观地衡量施害人所造成的损失,更有利于智能机器人主人权利的保障。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二)与人类主体相融合
  一直以来,就是否赋予智能机器人主体地位问题,都不乏反对者的声音,他们认为赋予智能机器人民事主体地位对人类带来的革命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害远远大于其带给我们的便利。
  首先,他们认为智能机器人伤害人类,带来大范围失业等负面影响。比如,1978年日本广岛发生机器人将值班工人切割致死事件,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厂机器人致人死亡事件{11}。笔者认为个案的发生属于技术漏洞。其实,任何技术革新伊始,都会存在技术漏洞,甚至要经历一个较长期的技术不稳定期,人类既然可以创造智能机器人,就会有办法修复和完善智能机器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的成熟,由智能机器人引起的恶性安全事件必能控制。就失业问题,笔者认为这属于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必然阵痛,应当为社会、市场的调整预留时间与耐心。历次革命都面临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工业革命的来临并没有导致农民集体失业,相应的信息革命智能机器人的各领域普及可能会带来人类劳动结构、劳动强度的重大调整,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大量失业,人类有可能迎接更高水平的双手解放,从而更加专注于深层次的信息交流活动。
  其次,他们担心机器伦理对人类伦理造成冲击,对智能机器人将统治人类忧心忡忡。笔者以为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不存在实质性的对抗,当前所表现出来的机器伦理对人类伦理的冲击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智能机器人的开发,那么智能机器人天然具有人类伦理属性。且随着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双向适应,人类意识逻辑下的伦理观与机器代码逻辑下的伦理观也在双向适应。机器的伦理体现在机器的行为选择中,而机器的行为选择路径则依赖于代码程序的设置,以及所调用的基础数据库是否全面完整。譬如,驾驶人习惯数据库开发不完整,必然导致基于此数据库的智能驾驶系统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做出不容于人类普适价值的选择,进而显示出在人类看来畸形的机器伦理。至于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统治的担忧,笔者认为大可不必。人类基因与智能机器人代码存在本质区别,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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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皮埃罗·斯加鲁菲.智能的本质[M].任莉,张建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2.

{2}郑戈.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J].探索与争鸣,2017(10):81-82.

{3} F. Patrick Hubbard, “Sophisticated Robots”:Balancing Lia-bility,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2014).

{4}吴汉东,张平,张晓津.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挑战[J].中国法律评论,2018(2):3.

{5} Aishwarya Limaye, FRIEND OR FOE, Legal Righ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Boston Colle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Forum, 2017(1).

{6}司晓,曹建峰.论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以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J].法律科学,2017(5):173.

{7}袁曾.人工智能的有限法律人格审视[J].东方法学,2017(5):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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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正清,张成岗.第四次革命:现代性的终结抑或重构——信息伦理对人工智能伦理的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179.北大法宝

{11}张长丹.法律人格理论下人工智能对民事主体理论的影响研究[J].科技与法律,2018(2):38.

{12}陈吉栋.论机器人的法律人格——基于法释义学的讨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80-81.

{13}郭少飞“.电子人”法律主体论[J].东方法学,2018(3):42-43.

{14}胡裕岭.欧盟率先提出人工智能立法动议[J].检察风云,2016(18):54.

{15}张建文.格里申法案的贡献与局限——俄罗斯首部机器人法草案述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2):33.

{16}朱庆育.民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48.

{17}袁曾.人工智能的有限法律人格审视[J].东方法学,201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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