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立案登记背景下立案庭的定位及其未来走向
【作者】 张嘉军【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立案登记制;立审分立;立案庭;立案难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217
【摘要】 立案登记制的全面实施,给立案庭带来巨大挑战,立案庭的去留再次成为重要话题。为解决“立审合一”引发的“立案难”和“立案乱”而建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案庭,在缓解“立案难”以及推进法院内部管理的优化和提升法院形象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立案庭并非仅肩负审查过滤功能,还具有案件分流、纠纷化解以及诉讼服务等多重功能。大陆法系也有将起诉要件审查前置于接收诉状阶段而非审判阶段的立法例。我国将起诉受理的审查前置于立案庭的做法也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我国历经几十年改革而最终形塑的立案庭应继续保留。为因应立案登记制带来的挑战,立案庭应进一步弱化其审查过滤和纠纷化解功能,同时强化其案件分流和诉讼服务功能;立案庭不再对起诉要件进行审查,将之切割给审判庭,其仅保留对诉状本身的审查。
【英文摘要】 The comprehensively execu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brings huge challenges to the case filing tribunal, which leads to an intense debate about the fate of the case filing tribunal. It is the case filing tribun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ed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and confusion of combining case filing and judgment together that contributes to easing the pressure of filing, pushing the reformation of inner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the image of the cour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e case filing tribunal not only possesses functions of reviewing and filtering, but also has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case diversio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litigation service. There are also instances of legislation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which put the examination of prosecution requirements before the review of the complaints rather than the trial stage. The practice that the case filing tribunal examines the prosecution requirements in China also has its legitimacy. The case filing tribunal, which has been finally shaped through several decades of reform in our country, should continue to be retained.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ase filing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court should gradually weaken its function of review and dispute resolu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ase diversion and litigation service aspects. The case filling tribunal only preserves the review of the complaint itself instead of examin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osecution. The power is suggested to be handed over to the trial cour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359    
  一、问题之提起:立案登记制对立案庭的挑战
  立案登记制度自2015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对于化解“立案难”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1],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制度的建立与运行给我国立案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这就意味着,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度后,对于依法应当由法院受理的案件,都应当“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对立案庭的审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贯彻中央这一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4月15日发布并于5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贯彻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登记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对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一律接收诉状,出具书面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立案。”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自立案登记制度实施以来,立案庭对于当事人起诉的案件,当场立案率达到90%以上,有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95%以上[2]。同时按照《立案登记若干规定》第8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间内不能判定起诉、自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先行立案。”即对于当场不能立案的案件,无论该案件是否新型复杂也应当在法定时间内先行立案。曾经作为诉讼进入法院大门“防线”的立案庭——开始“松动”甚至“崩溃”。
  在调查中发现,实行立案登记制度后,审判阶段的驳回起诉率开始大幅上升。在笔者所调查的L市各法院驳回起诉平均比率由2014年1.1%快速增长至2015年的2.1%,增幅为90.9%。这一增幅远高于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之前的2012-2014年间驳回起诉率的平均增幅——34.6%。[3]这一点由全国法院民商事一审案件驳回起诉率也获得印证。其在2014-2015年间增幅尽管没有L市那么迅速,但是增长速度也不小。由2014年的1.5%升至2015年的2.3%,增幅为46.7%。这一增幅也明显高于实行立案登记之前的2011-2014年间驳回起诉率增幅——16.7%。[4]实行立案登记制后审判阶段出现较高驳回起诉率的现实告诉我们,在立案阶段适度降低审查力度后,立案阶段不予受理制度的运用率逐步降低,而审判阶段驳回起诉制度的运用率相应上升,审判阶段的驳回起诉制度也开始担当起阻挡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的又一道“防线”。这一现象已相当明显地说明立案庭的审查功能已经部分向审判阶段转移。
  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之际,立案庭存在的必要性争论再起波澜。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立案登记制后不久,张卫平教授撰写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作为专门的受理审查机构——立案庭也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代之以立案室,真正实行柜台式处理。”[5]即应取消立案庭。最高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课题组对此回应道:“学术界、媒体和网络上也出现一些极端的观点,有的认为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就要取消现行立审分立制度;有的认为各级法院不应再设立案庭,或者应该把立案庭改成登记处。这些认识不仅不符合中央决定精神,更是对诉权把握不准。……我们现行立案改革决不能反其道而行,以登记立案为由重回立审合一,这不符合司法规律,也不适应中国国情。”[6]即还应继续保留立案庭。在实行立案登记背景下,立案庭何去何从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且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话题。但在笔者看来,在对这一问题回答之前,必须要搞清楚我国当年为何要设立立案庭?立案庭在中国的司法进程中有何历史功绩?当下中国的立案庭到底肩负有哪些职责功能?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立案审查机构的设置又有哪些模式?只有在厘清上述问题之后,方能合理判断并回答立案庭的去留问题。遵循这一路径,笔者拟对我国立案庭设置的缘起及其历史贡献、当下中国立案庭的基本功能、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立案审查机构设置的基本模式等问题加以梳理和探讨,在这一基础上进而对我国立案庭的去留问题作出客观评价,进而提出我国立案庭功能重塑及其审查内容再造的初步构想。
  二、当代中国立案庭出现的缘起及其历史贡献
  (一)“立审分立”与立案庭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专门进行立案审查工作的立案庭。立案庭是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伴随着解决“立案难、立案乱”而专门建构的机构[7]。我国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尝试建立独立的专司立案的立案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立审不分”,导致严重的“立案难”和“立案乱”。突出表现在“同一个审判业务庭,既负责一审、二审,又享有案件的立案审查权,在立案工作上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容易发生不结不立、以结代立、立易案不立难案和争抢案件管辖等该立不立、不该立的滥立等现象。”[8]其结果导致“不利于严肃执法,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易形成告状难。同时,过于集中的权力,人情案、关系案和金钱案等违法事件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损害了人民法院形象。”[9]这种混乱状态引发了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群众反映告状难,人民群众告诉来信来访数量较多;第二,关系案、人情案较多;第三,争抢案件、滥办案件问题突出;第四,不结不立、有案无号、案号不一严重;第五,案件积压严重。如在有的法庭在庭长轮岗时,清理出上百个案件;第六,造假案、办黑案时有发生。[10]实践表明,立审合一的做法不利于保护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11]
  为解决上述混乱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法院专门成立了告申庭。198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明确了申诉信访的性质与定位,为立审分立的改革奠定了基调。截止于1996年上半年,全国各高级法院相继设立了告诉申诉审判庭,同时部分中级法院乃至基层法院也相应设置了告诉申诉审判庭。全国告诉申诉庭的逐步建立的意义在于“不但使告诉申诉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使其纳入了审判工作的轨道,而且在改革的司法实践中,突出了立案的程序意义。”[12]告申庭的成立一方面是将申诉纳入了审判工作,另一方面使立案工作的程序意义开始显现。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专门成立了告申庭,可是在告申庭设立后,也并未根本上扭转“立案难”和“立案乱”的局面。各业务庭在对案件审查后才将案件交给告申庭登记备案,而非告申庭立案后再交给业务庭审理,这样就导致告申庭流于形式,不仅诉讼程序依然处于混乱状态,立案与审判不分、审判与监督不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立案难”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这一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7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要重视审判监督、探索立案与审判分立。1996年11月召开的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上还集中讨论了立审分立的必要性和意义。法院立案庭的架构逐步清晰,于是将原来的告诉申诉审判庭分开成立两个庭——立案庭和审判监督庭。立案庭的工作内容开始明确:不仅负责统一立案,而且还负责排期开庭、审限跟踪等审判流程管理工作。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暂行规定》)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法院“立审分立”管理模式的最终确立。该《立案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了立审分立原则:“人民法院实行立案与审判分开原则。”第6条规定明确了立案工作由专门机构负责:“人民法院的立案工作由专门机构负责,可以设在告诉申诉审判庭内;不设告诉申诉审判庭的,可以单独设立。”有学者指出“所谓‘立审分立’是指在案件的诉讼阶段,人民法院所受理的各类案件,包括一审、二审、执行、再审及其他案件,均由专门的立案机构统一立案审查、登记、收费和转办。”[13]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又进一步提出了“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方针。到1999年底我国各法院基本上都建立了独立的立案庭,“立审分立”在我国全面实现和完成。
  (二)立案庭的历史贡献与成就
  为解决“立案难”和“立案乱”而建构的专司立案的机构——立案庭,其在解决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乱相以及推进中国的司法进程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第一,缓解了“立案难”。在立案庭独立从事审查立案后,之前存在的先审后立、不审不立以及抽屉案件等现象逐步消失,“立案难”问题一定程度得以缓解。建立立案庭实行立审分立“其主要功能应当是依法规范立案,防止该立不立、不结不立等问题。”[14],其目的就在于“革命‘立审合一’的弊端,尽力解决‘告状难’问题。”[15]对于中国建立立案庭化解“立案难”的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咏曾明确指出:“立案工作实现了专门化,有效地解决了群众‘告状难’,切实保护了当事人的诉权。”[16]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局面,就是因为由立案庭统一立案受理可以“基本消除和克服了过去某些法院立案工作中存在的该立不立、立案不当、不结不立、有案无号、有号无案等问题,改变了立案无序、数字不准、管理滞后的局面。”[17]立案庭成立后,拖延立案、立案混乱现象有所改变。而且立案庭自成立以来,及时受理了大量案件。“1996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受理各类案件4159.27万件,为解决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类纠纷案件,及时提供了司法救济手段,依法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8]随着大量案件被及时受理,“人民法院长期未能克服的‘告状难’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19]
  第二,优化了法院内部管理。有学者在深入研究权力制衡的各种学术思潮后指出,“从分权制衡思想的产生动因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希冀通过阶级分权来制约权力;二是企图通过分权来促使管理更加科学。”[20]“立审合一”的弊端就在于“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21]而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努力将立案权、监督权、执行权从审判庭剥离,建立专司立案审查职责的立案庭、专司审判监督的审监庭以及专司执行职责的执行庭(局),这不仅有助于建构职责分明、定位清晰的各个内设职能部门,便于顺畅开展工作,更有助于立案庭、审判庭、审监庭、执行庭(局)之间在权力行使上形成相互制衡,不至于某一部门权力过大。建立立案庭实行立审分立“其精神实质在于将审判权分解为立案权和庭审权,并使之相互制约,从而强化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自我监督功能。”[22]对此,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也曾经明确指出建立立案庭的初衷正在于此:“加强法院自身的制约机制,各级人民法院实行了立审分立,普遍设立了立案机构,把立案与审判分开,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23]建立立案庭,形塑立审分立、审监分立、审执分立的格局,优化了法院内部管理,有助于中国法院内部管理的现代化。
  第三,提升了法院形象。中国的立案庭从登上中国司法大舞台之日起,由一个法院的普通内设机构逐步走向前台,一跃而为中国司法领域的“耀眼明星”,成为法院的窗口单位,成为法院的一张名片。立案庭是当事人进入法院进行诉讼所接触到的第一个部门,是进入法院的第一道门槛,立案庭的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态度会影响当事人对法院的态度。对于立案庭的重要地位,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中有重要表述:“人民法院的‘立案信访窗口’是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参与诉讼、解决纠纷的重要场所,也是人民法院了解社情民意、服务涉诉群众、联系社会各界的桥梁纽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也特别要求各级法院要“深入持久开展‘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活动,建一流队伍,创一流服务,争一流业绩,使之成为人民法院全局工作亮点。”[24]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和推动下,全国各级法院采取多种措施争创“立案文明窗口”。[25]有些法院立案庭为此被评为全国法院系统“立案信访文明窗口”建设先进集体。[26]在这一意义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案庭在提升中国法院的形象方面毋庸置疑地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咏指出:“许多法院把立案作为人民法院的‘形象工程’来抓……通过创建‘文明窗口’活动,使立案工作公开、文明、高效、有序进行,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和法官全面实践‘三个代表’、便民为民的崭新精神风貌。”[27]
  三、当代中国立案庭的基本功能
  《立案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了立案庭的主要责任范围:立案、通知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案卷移送、一审不予受理案件的审理等。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立案庭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主要有近20项,诸如立案、诉前调解、诉调对接、送达、公告、收费、诉前保全、材料收转、统计、来诉接待、判后答疑等等。对立案庭的上述工作予以归纳,发现其具有四大功能:一是审查过滤;二是案件分流;三是纠纷化解;四是诉讼服务。
  (一)审查过滤功能
  我国建立立案庭的出发点在于由立案庭统一对案件的起诉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立案受理,其他业务庭不再从事立案工作。立案庭专门从事立案审查,可以过滤掉一部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阻止其进入法院大门。这一功能是立案庭最基本、最原初的功能。具体而言,这一功能又包括两个层面内容:一是审查功能;二是过滤功能。“审查”是前提,“过滤”是目的。
  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之前,我国立案庭主要是基于“四道装置”来实现对案件的“过滤”[28]:第一道装置是《民事诉讼法》119条规定的4个起诉条件,基于此将“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排斥在法院大门之外;第二道装置是《民事诉讼法》124条规定的7种不予受理的案件情形[29],但凡属于这些情形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第三道装置是基于有关文件的明确规定,对某些案件“不予受理/暂缓受理”。诸如规定对于涉及部队案件、涉及稳定金融秩序案件、涉及企业改制引发案件等案件直接不予受理。对于偿还外国贷款案件、涉及金融证券案件等所涉的企业或法人为被告的案件一律暂缓受理等等;第四道装置基于内部把握和通知形式规定,对于一些案件不予受理。诸如规定涉及历史性遗留案件、重大敏感性案件、易于引发群体性事件案件等案件口头不予受理等。
  而在实行“立案登记”之后,立案庭的上述“四道装置”尽管也有所松动,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08条以及《立案登记若干规定》第10条的规定,立案庭对当事人的起诉依然要依据《民事诉讼法》119条、第124条以及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案件是否受理的规定进行审查。为此,第一道装置和第二道装置在审查过滤的标准上并无什么变化。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某些类型的案件逐步消亡,诸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下放山东省管理的企业分立重组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所涉及的案件就不再存在,为此对这类案件不予受理就失去意义。当然也有些类型案件目前可能继续存在,诸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被风险处置证券公司相关案件的通知》中所涉及的案件。为此,第三道装置目前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案件过滤的作用。第四道装置所涉及的不予受理的案件,即不予受理的“土政策”与实行“立案登记”之前相比,已经大大减少,甚至部分已彻底消失。为此,这一道装置的过滤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尽管如此,总体而言,我国的立案庭依然还在发挥着对案件的过滤作用。
  (二)案件分流功能
  作为诉讼启动的大门——立案庭而言,其原初功能就在于审查起诉、过滤案件,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立案庭逐步有了案件分流功能。总体而言,立案庭对案件进行分流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对内分流,即案件在法院内部进行分流。立案庭首先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将案件进行分类,诸如分为小额诉讼、简易诉讼、支付令程序、普通程序等,之后再根据法院内部对案件的分配流程将案件分配给各个业务庭或法官;二是对外分流,即案件由法院向外部分流。立案庭在立案受理前,根据案件的性质,经当事人同意,将案件交给民调组织、保险机构、金融机构或者退休法官等进行调解。
  当前较为流行的“繁简分流”一词与“立案庭的分流”含义较为接近,但是检索发现,“繁简分流”一词在多种场景中被使用。诸如行政执法繁简分流、公诉程序繁简分流、裁判文书繁简分流、审查逮捕文书繁简分流甚至还有党纪案件繁简分流等等。但是我们无论是在何种场景下使用这一词,其本质上都是对案件或者程序按照其复杂或简单程度进行分流而已。至于何谓“繁简分流”,有学者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阐释:“在微观层面,繁简分流是指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不同案件分别适用不同审理程序,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在中观层面,繁简分流是指处理方式的繁简分流,既包括诉内的不同程序,又包括诉外的多元化解。在宏观层面,繁简分流是指资资源配置的繁简分流,不仅包括诉内诉外的繁简分流,而且包括司法资源的优化分配。”[30]作为诉讼案件“入口”和诉讼程序开端的立案庭而言,其对案件的分流既存在微观层面的分流,即诉讼程序的分流,不同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程序审理;也存在中观层面的分流,即指处理方式的分流,既包括诉讼内的不同程序,又包括诉讼外的多元化解分流。具体而言:
  第一,立案受理前的分流。立案庭在立案受理案件前,应积极建议当事人选择其他非讼方式解决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登记立案前对诉讼风险进行评估,告知并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在登记立案前,对于适宜调解的案件,立案庭可以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即委托调解。该《意见》第28条规定:“对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宜调解的案件,登记立案前,人民法院可以委派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即立案庭对案件立案受理之前,可以将案件向外分流,即基于非讼方式化解纠纷。
  第二,案件受理后的分流。在案件受理之后,立案庭对案件的分流主要是通过分案机制进行。《意见》第29条规定立案庭对案件繁简分流:“对调解不成的民商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通过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督促程序以及速裁机制分流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的意见》第2条规定立案庭应将简单案件分配至人民法庭、速裁团队等进行简单快速审判,进而实现案件在法院内的分流。
  (三)纠纷化解功能
  从我国立法规定来看,立案庭的功能更多在于对案件的审查,其并不具有纠纷化解功能。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编“第一审程序”第十章“普通程序”第一节“起诉与受理”中用5个条文——第81-85条——对起诉与受理进行了规定。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也在第二编“审判程序”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一节“起诉和受理”中用5个条文——第108-112条——对起诉受理的有关内容予以规定。无论是1982年的规定还是1991年的规定,都未涉及立案庭可以化解纠纷的内容。
  而从直接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立案庭的《立案暂行规定》来看,其第7条详细规定了立案庭的主要责任范围,这些职责更多为对立案受理的审查,并未体现出在立案受理环节可以直接化解纠纷。不过,二审法院立案庭对一审不予受理上诉案件的审理职责(但是这一审理仅限于对程序性事项的审理),倒是一定程度上具有纠纷化解功能,但是此时的纠纷化解功能并不明显。而立案庭真正显在的纠纷化解功能,主要体现在21世纪以来,各地法院基于创新而进行的立案调解。
  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上海、山东等地法院立案庭积极探索新的职责——立案调解,而且不少法院为规范立案调解还出台了一些内部规定,诸如2006年《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立案调解工作规定(试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调解工作规定(试行)》等。这些实践探索的成功经验,被相关司法解释所吸纳。诸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14条对立案阶段的委托调解进行了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在商定、指定时间内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立案”。之后,立案庭积极从事调解,在立案受理环节化解纠纷,其功能也由立案审查向纠纷化解延伸。
  立案庭的这一新功能也已上升到立法高度,被立法所肯认。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122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该条确立的“先行调解”原则“适用于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递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人民法院尚未立案或者立案后不久的案件”[31]。立案庭由成立之时仅负有的立案审查职责开始向兼具立案审查和纠纷解决职责转向,在立案环节积极从事调解工作,实现了其功能的华丽转身。
  (四)诉讼服务功能
  立案庭为贯彻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宗旨,其在继续从事立案审查同时,开始向从事诉讼服务过渡。立案庭也开始肩负诉讼引导、法律宣传;查询咨询、联系法官;文书送达、判后答疑;信访接待、投诉建议等职责。立案庭在设置上也由原来的封闭、单一向开放性的“柜台式”“窗口式”办公转变。不少立案庭还配备了休息座椅、饮水器具和卫生服务设施以及笔墨纸张、复印打字机、电话、传真、网络等服务设施。各立案庭都在显著位置张贴了诉讼程序流程、放置了各种诉讼的宣传介绍材料等。作为当事人进入法院大门“第一道门槛”的立案庭,现今已经不再仅仅是立案窗口,还是为当事人服务的窗口。
  至于何谓诉讼服务,对此探讨者不多。有人认为:“诉讼服务是指人民法院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以方便群众、促进当事人诉讼权利实现为目的,在诉讼及其前后延伸的过程中,运用审判管理手段,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提供的各种便捷、规范服务的工作机制。”[32]法院之所以如此重视诉讼服务,其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司法为民理念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民法院开始重新审视诉讼服务的功能和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法院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机构,应当为广大公众提供优质、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33]
  从法源角度来看,早在2003年的有关司法解释或规定中已经初现“诉讼服务”的端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各法院要“加强接访场所的硬件建设,改善接访条件”等。各法院的信访工作一般放在立案庭,该《指导意见》所提出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要求立案庭注重司法为民、强化服务意识的内在含义。为深化和提升法院的服务意识和能力,部分法院开始探索将原有的立案大厅升级为诉讼服务中心。诸如江苏省启东法院就于2006年开始把立案大厅升级改造为诉讼服务中心。为进一步规范诉讼服务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该《若干意见》明确规定立案庭应当配备相应工作人员、相应服务设施、建立相关制度等,以此强化其诉讼服务的功能。伴随着该《若干意见》的出台与实施,我国当初旨在从事立案审查工作的立案庭开始由立案审查功能向诉讼服务功能过渡。从我国立案庭诉讼服务功能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历经了由“单一”到“多元”、由“线下”到“线上”、由“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路径:
  第一,由“单一”走向“多元”。立案庭在最早开展诉讼服务时,无非是建立开放的“柜台式”“窗口式”内设部门,拉进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暗含对当事人服务的理念。但是,此时立案庭的职责主要还是立案。之后,立案庭诉讼服务内容不断拓展,其不仅开始增加了诉讼导引、诉讼指导、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判后答疑、诉调对接等服务内容;而且在立案庭还增设了卫生服务设施及其他服务设施等。立案庭的诉讼服务由“单一”走向“多元”。
  第二,由“线下”走向“线上”。在提出和践行立案庭诉讼服务功能之初,法院对当事人的服务也仅能停留在“线下”,即在立案庭中尽可能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多层次的诉讼服务,不断增加服务的内容和方式等。随着“互联网+”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勃兴,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应运而生,当事人可以在网上立案、网上咨询、网上查询、网上预约、网上阅卷、网上信访等等,立案庭对当事人的服务由“线下”走向“线上”。诸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建立了网上诉讼服务中心。
  第三,由“平面”走向“立体”。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前,我国立案庭的诉讼服务更多系面对面式的诉讼服务,当事人仅能到立案庭才能接受诉讼服务。随着“互联网+诉讼服务”理念的导入,当事人已经无需与法官见面就可以直接在网上开展诉讼立案工作;当事人还可以直接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进行信息查询、诉讼咨询、联系法官、预约服务等活动。立案庭“三位一体”的诉讼服务格局基本形成,立案庭的诉讼服务也由“平面”走向“立体”。
  四、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立案审查机构设置模式
  第一种是前置模式。在该种模式下,将接收诉状以及对诉状和诉讼要件的审查都前置于审判阶段,即由具体接收诉状的部门审查。具体而言,法院专设一个固定部门负责接收当事人诉状,并由该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诉状的法定格式以及是否缴纳诉讼费用进行审查。对于诉状不适格者要求限期补正,如果逾期未补正者,则驳回起诉。在诉状适格后,法官还要审查原告是否缴纳诉讼费用。对于诉状适格且缴纳诉讼受理费者,如果案件需要进入实体审理,法官再审查其是否符合诉讼要件,不符合者驳回起诉;对于符合诉讼要件者,则将案件移交给审判庭进行审理。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中采取这一模式者不多,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我国澳门地区。“在澳门,诉状被办事处接收后,诉讼即视为被提起及处于待决状态。办事处在收到诉状之后,应当依法对其形式要件进行审查,经审查之后,分别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初端驳回批示、补正批示和传唤批示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635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