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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法经济学分析:“知识产权运用”研究的新方法
【英文标题】 Legal Economic Analysis: a New Method on the Researc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pplication
【作者】 王宏军【作者单位】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运用;制度完善;法教义学;法经济学
【英文关键词】 application of IPR; system improvement; legal doctrinal analysis; legal economic analysis
【文章编码】 1003-9945(2019)01-0050-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50
【摘要】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但对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制度,而且也对改进既有研究方法,一并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成功激励了知识创新,然而就促进知识产权运用而论,不论是所涉法律规则抑或特色体制,皆仍存一些不足。针对知识产权运用与现行制度之间,所存错综复杂的利益互动过程,法经济学分析恰提供了一种适当的理论工具,通过相继展开如下逻辑分析过程,即理论预设、变量设置、因果探寻、实证检验、制度完善,最终将有望提升现行制度的理性选择水平。

【英文摘要】

Building a str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wer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not onl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PR), but also for improv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methods. Although China's current system of IPR has successfully inspired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terms of promoting the use of IP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in both the legal rules involv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 systems. In view of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e of IPR and the present system, the legal economic analysis provides an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tool, through carrying out the following logical analysis process, i.e.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vari-able setting, causal exploration, empirical test, perfect system, and will ultimately be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rational choice of the current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340    
  
  自2014年以来,国家首次提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新目标,将工作重点布置为产权运用与保护;此后,国家又提出应以市场为导向,切实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这些重大决策的主要背景是,自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已发展成为知识产权大国[1],但却遭遇“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现实困境[2],因此亟需深化所涉政策和法律改革,尤其是“知识产权运用”制度完善,以不断推动我国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能尽快实现从“有”到“用”的转变,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以及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1}。然而,相较于知识产权创新和管理,知识产权运用实具更多,且更复杂“外部性”特征,这不但对进一步完善现行相关制度,进而也对如何运用更适当研究方法,一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综合以上最新形势、问题背景、知识产权运用特色等,笔者认为,为实质推动我国知识产权运用制度日益完善,除了继续沿用传统的法教义学分析以外,实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补充和完善,主要是应大力提倡运用各类社科法学分析,尤其是其中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以下对此进行详述。
  一、“知识产权运用”的制度不足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首要功能被定位为激励创新,并由于我国长时间所面临的瓶颈是创新不足,不但表现在质量上,既便在数量上亦如此,因此如何通过知识产权法与相关政策形成制度合力,以有效激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致力于各类知识创新,并强化知识产权管理等,就成为制度建设长期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大国,标志着原有的通过制度激励创新的任务,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以上制度绩效获得了广泛认可,但就更有效促进知识产权运用而论,我国现行相关制度仍存进一步完善空间,择其要点、简约而言,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关键性的法律立法质量有待提升。众所周知,为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我国特别制订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进步法》等专门性法律,虽然这些法律经过多次修订和细化,但仍具有较浓厚的“计划、供给”色彩,同时存在干预不足,或是干预过度等各种问题,以致形成“无法可依”,或是“法不可依”等较严重后果{2}。再就一般性的知识产权法,以及所涉技术合同法而论,这些法律对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合同的规定,仅限于对合同主要条款予以原则性提示,尚未明确两类合同生效、无效的“特殊”要件{3},也未对合同条款的私法自治限度予以清晰界定[3]。最后,面对西方企业已频频从专利池、专利标准等方面,向我国民族企业进行试探或使出重拳,如何有效提升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水平,也可谓是迫在眉睫{4}。
  其次,某些较具国情特色的体制机制有待深化改革。典型者如除制订上述专门或一般性法律外,在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中,也广泛运用各类政策予以推动,其优势是简便易行、贯彻得力,然而有些地方政府为政绩考量,在资助专利申请的政策上,存在资助的专利类型不当、额度过高、程序过简,以及资助的专利费用种类不当等诸多问题,一言以蔽之,主要是因为片面追求授权数量,从而导致产生大量垃圾专利,既阻碍了科技进步,也浪费了公共资源,同时也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不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5}。再比如,另一更深层体制问题则表现为,在我国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确立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召开一般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成员则广泛包括发改委、工商总局、广电总局、中科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共28个部门,然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现象,不但带不动,而且也推不走等{6}。
  二、法经济学分析对“知识产权运用”研究的适当性
  虽然既有研究对揭示上述制度不足具有启发性,但若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做批判性考察,不难发现实存一定的方法论不足,原因主要是,由于既有研究多为一种法教义学意义上的“理解”(Understanding),尚未完成一种社科法学意义上的“解释”(Explanation),从而也即未能“首先”揭示就所涉制度与企业、高校和科研院(经济)利益变动之间,究竟存在如何清晰的,尤其须经实证检验过的利益影响过程[4]。正是由于该至关重要的“事实”问题,仍存有诸多不明之处,致使不论对制度不足的深刻检讨,抑或对制度完善的诚恳建议,根本上说实欠缺客观的、充分的理论说服力。鉴于法经济学分析,就如同其来源即经济学分析,从其理想状态而言,被视为“社会物理学”式的学问{7},主要是高度依赖实证经验数据,擅长对各类制度与各类主体利益消长间的互动过程予以把握,利于对现行及未来制度进行理性选择分析等{8},因此针对更为复杂的知识产权运用,以及所涉现行制度完善,尤为值得学界对该方法予以关注和应用。
  进而,如果从法经济学视角审视,那么一开始吸引研究者更多视线的,并非是对域外大陆、英美法系或国际法的相关制度,“‘应该’如何借鉴”的法理问题,也并非是对诸如法律原则、规范体系、责任设置等,“‘应该’如何完善”的制度问题,而是在“现行”的综合制度条件下,甚或在一种合理“假设”的制度环境中,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极有可能会如何进行的经济合作,尤其会引发如何的利益冲突等事实问题,之后才能进入到制度借鉴或完善的价值判断阶段。具体而言,相较于知识产权创新和管理,就知识产权运用的各类复杂实践,或者说就其可被观察到的典型“事实”,所能概括出的最突出特征,实为具有更复杂的“外部性”,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一是鉴于“阳光底下无新鲜事儿”,以致绝大多数的知识创新,基本上都属于模仿式创新,也即“在前人肩膀上向前走一小步”,因此接下来的知识产权运用,比如就众多演绎、改编、汇编等作品,或就大量改进发明、改进实用新型等,在实际商业利用过程中,即便是拥有自主(但非完整)的知识产权,也必将与在先的所涉国内外权利人,形成更多“实质性”的权利和利益冲突,而在之前的知识创新和管理中,所存冲突的范围和强度皆相当有限,甚至是几乎不存在[5];二是虽然只有通过运用才能收回研发成本,并实现预期商业利润,然而同时各类主体也要承担更复杂风险,如果不是仅进行转让或许可,那么所谓知识产权运用,基本上就等同于要开展,诸如更大规模的产业投资,更为亟需的多途径融资,更为频繁的维权关注,甚至是更具挑战的诉讼参与等[6];三是在知识产权运用中,除上述产出知识商品之外,往往还意味着,要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向外进行权利转让或是发出许可,因此必然与在后的权利购买方或被许可方,结成立体式、网络状、横跨国内外的超复杂产权交易,其复杂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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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袁于飞.怎样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访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N].光明日报.2014-12-30(2).

{2}宋河发,李振兴.影响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5):548-557.

{3}王宏军.我国技术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缺陷--评《合同法》第329条[J].政治与法律.2008(9):77-82.

{4}文希凯.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J].知识产权.2012(10):3-13+2.

{5}文家春.政府资助专利费用引发垃圾专利的成因与对策[J].电子知识产权.2008(4):25-28.

{6}易继明.编制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时代背景[J].科技与法律.2013(4):67-76.

{7}汪丁丁.盘旋的思想[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201.

{8}苏力.波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6-238.

{9}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经济学与法律实用主义[J].陈铭宇译,北大法律评论.2013(1).

{10}杨明.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财产创造者的行为选择[J].中外法学.2012(4):74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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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汪丁丁.记住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82.

{12}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M].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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