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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及其改革
【英文标题】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during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it’s Reform
【作者】 陈守一【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1
【页码】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3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与明确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又一次新的重大发展。这一理论在党的十三大上被通过之后,将作为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半个多世纪一切工作的根本依据与指针,在国内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拥护,国际上也受到普遍赞扬,其历史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来之不易的。
  建国之初,我们面临着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只能根据解放区的经验,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及借助军事力量来推进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在开展工作时,只能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经验(有时是照搬苏联模式)。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董必武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及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事实上,当时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惜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还没有或者说还不可能从理论上真正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记得在党的“八大”后,有些同志曾高兴地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过来了。现在想来,这种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缺乏认识因而产生的盲目性是否即是“左”倾思想产生的温床呢?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我们总是跟在后面,即使有些意见,也很少提出,更谈不上什么抵制了。从公社化、大跃进、四清、社教直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大破坏),运动一个接一个。虽然这二十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一些不恰当的运动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表面上看,是“一大二公”了,但是社会生产力不仅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受到不少人为的损害。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尤其是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更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本来,群众运动与法制建设是很难并存的。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政法部门的干部遭受打击的最多。法制观念淡漠的结果是逐步形成了法律可有可无,有了法律可执行可不执行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这样,司法部、检察院、律师制度、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先后取消。《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和由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等原则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至于法律文化遗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经验等等,则被视为洪水猛兽,根本不加分析地一概攻击之、驳斥之。当时,政法部门的工作方针是“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不少转业改行。由于政法院校被认为是培养学生当官的地方,因此招生人数逐年减少,业务课逐步被取消,基本上只讲阶级斗争理论,到后来连这种只讲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法院系也大部分被撤销了。如果说1962年因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经济还有所回升的话,那么法制建设则一直在被削弱中。十年动乱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就更谈不上法制建设了。痛定思痛,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法制建设来说,可能是有益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发展为改革,开放、搞活,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直到政治体制改革。九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改革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些是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实践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邓小平同志甚至把法制与建设相提并论。我们高兴地看到,法制建设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成百件以上的法律,并整理了建国以来颁布的所有法律;在立法情况的交流,国外法律的研究方面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司法部、检察机构、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局和监察部等先后恢复与建立;律师制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普法宣传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政法院校及科研工作得到恢复和较大进展,法学研究机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基本上都有了法学会、律师协会。最近九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制建设落后于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法制建设应如何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呢?我想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与同志们切磋: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的性质和任务。
  一方面,我国在50年代中期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制;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商品经济是发展生产力不可超越的阶段,促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是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这又决定了我国现阶段法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法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基本上已无争议。但是,法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即应该如何理解法制呢?目前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同志认为法制仅是政法部门的建设,这不够全面。当然,政法业务部门是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法制建设决不只限于政法业务部门的建设,而应该是指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正如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法制建设涉及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与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法制建设还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举凡应兴应革之事,要尽可能地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
  在改革与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当前法制建设的重点任务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十分注重经济法制建设与行政法制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涉及许多经济法和行政法方面的问题,而目前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上看,这方面还有不少环节亟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九年来,经济法制建设成绩很大,但仍不能满足需要;而行政法制不仅是行政诉讼方面的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付诸厥如,其他如人事制度、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等都需要在法律上有所遵循。因此,就当前的法制建设来说,必须认真研究和加强经济法制和行政法制建设,尽可能使经济活动和行政活动的一些基本方面有法可依。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其次,立法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一定要符合当前形势的要求。
  所谓立法工作,首先是《宪法》第58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此外,《宪法》同时还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可以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各省、直辖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等。在研究立法工作问题时,应该包括行政法规、自治法规、地方法规及规章,等等。
  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成熟一条制定一条,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对“成熟”二字如何理解的问题。我认为,所谓成熟,只能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自然界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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