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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的内容及其制作上的特点
【作者】 周道鸾【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1999年
【期号】 8【页码】 2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51次会议通过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已于1999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加快诉讼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刑事诉讼文书特别是裁判文书质量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法院审判业务的一项基本建设。为此,本刊特开辟《刑事裁判文书的修改与制作》专栏,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刑事诉讼法文书修改小组负责人周道鸾教授撰写系列文章,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进一步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1244    
  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是最高法院日前下发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下简称修订样式)中新增的重要样式之一。由于单位犯罪在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和处罚原则上都有别于自然人犯罪,因此,在制作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时,应当注意在首部、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部分,充分反映单位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第一审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的概念
  第一审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是第一审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对审理终结的单位犯罪案件,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确认单位及其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构成犯罪,犯的什么罪,应否实行“双罚制”,或者宣告无罪而作出的书面决定。
  1979年制定的刑法只规定了自然人犯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已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1997年修订的刑法总结了我国立法和司法经验,参考外国立法例,在总则和分则中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第一,规定了单位犯罪应负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二,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即实行“双罚制”。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三,刑法分则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许多章节条文中具体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单位犯罪制度的确立是修订刑法取得的重要成果。单位犯罪不仅在实体上而且在程序上都有别于自然人犯罪。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修正在前,刑法修订在后,因此,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也不可能规定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从第二百零七条至第二百一十六条,对“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1]作了专门规定。
  以上就是人民法院制作第一审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的法律依据。根据刑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的规定,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适用于以下案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案件。二是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犯罪的案件。但它不适用于以下案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即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二是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三是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
  认真制作好第一审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对于有力惩治犯罪特别是经济领域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第一审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的内容及其制作上的特点
  第一审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由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和尾部五部分组成。同第一审公诉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相比较,除尾部相同外,在制作判决书时应当注意在首部、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部分充分反映单位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首部的特点
  除制作文书的机关名称、文书名称、文书编号、公诉机关的称谓与第一审刑事判决书相同外,在被告人称谓等身份事项、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段,有以下几点不同:
  1.在公诉机关的下一项,首先要列“被告单位”,写明单位的名称(全称)和地址。
  2.由于法律规定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因此,在“被告单位”项下,还需列“诉讼代表人”。所谓诉讼代表人,是指代表被告单位出庭参加诉讼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如果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则应当出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参加诉讼。如果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与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同一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参加诉讼。要写明诉讼代表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3.在“诉讼代表人”及其辩护人的下一项,列“被告人”。这里讲的“被告人”,即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对单位的犯罪活动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所谓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之外,其他对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也就是单位犯罪的直接实施者。作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被告人”的基本情况,与其他自然人犯罪的“被告人”项的内容相同,但要突出其在所在单位的任职情况,以表明其犯罪行为与其所担任的职务有关。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4.在案件的由来和审判经过段,要写明检察机关指控被告单位犯罪和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的情况。具体可表述为:“×××人民检察院以只检又诉(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犯×又罪,被告人×××犯××罪,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火火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表理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例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1998年12月10日判决),判决书首部是这样写的: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
  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太子峪乡。
  诉讼代表人赵德江,原北京市丰台区峪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乡张家坟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
  被告人姚志俊,男,59岁,汉族,陕西省临湮县人,捕前系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19号5号楼1门3号。因涉嫌走私于1997年6月12月被羁押,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看守所。
  辩护人杨亚文,北京市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叶志明,男,43岁,汉族,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市太子坊织工业有限公司报关员,住北京市丰台区太子峪村108号。因涉嫌走私于1997年6月11日被羁押,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看守所。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洪胜利、洪天命犯走私普通货物罪、非法经营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1998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代理检察员徐传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赵德江,被告人姚志俊及其辩护人杨亚文,被告人叶志明及其辩护人雷铭、范军,被告人洪胜利及其辩护人张松茂,被告人洪天命及其辩护人许万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这份判决书首部的写法基本符合修订样式的要求,特别是:1.当事人的称谓准确,将被控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称“被告单位”;将该公司的原董事长称为“诉讼代表人”,代表单位参加诉讼;将该公司的总经理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姚志俊和该公司报关员即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叶志明等称被告人。2.写明了案件由来和出庭参加诉讼的人员,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姚志俊等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非法经营罪向该院提起公诉,诉讼代表人和被告人等均到庭参加诉讼,体现了对单位犯罪案件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二)叙述事实的特点
  根据单位犯罪的特点,按照修订样式的要求,判决书的事实部分,一般应当分五个自然段来书写。首先,概述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犯罪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的意见。其次,概述被告单位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述、辩解、自行辩护的意见和有关证据;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有关证据。第三,概述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述、辩解、自行辩护的意见和有关证据;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有关证据。第四,写明经法庭审理查明的有关被告单位犯罪的事实和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第五,认定事实的证据。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还要进行必要的分析、认证。
  例如,上述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判决书在事实部分,分几个自然段,分别叙述了检察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供述、辩解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其证据。判决书写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指控:(一)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志俊、报关员叶志明与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经预谋于1996年6月至1997年2月间,先后伪造来料加工出口合同,后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利用被告人洪胜利提供的假出口报关单,核销了本单位应出口而在境内销售的保税货物羊毛条二百吨,偷逃关税、增值税合计人民币二百八十三万余元;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利用被告人洪天命提供的假出口报关单,核销了本单位应出口而在境内销售的保税货物羊毛条一百吨,偷逃关税、增值税合计人民币一百四十一万余元。(二)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于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间,分别伪造来料加工合同后从北京海关骗领来料加工手册15本,卖给被告人洪胜利10本、卖给被告人洪天命5本。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将买得来料加工手册向他人转手倒卖,被告人姚志俊获赃款人民币九万余元,被告人叶志明获赃款人民币四十三万余元,被告人洪胜利获赃款人民币十二万余元,被告人洪天命获赃款人民币二十余万元。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赵德江和被告人洪胜利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被告人姚志俊称起诉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其辩护人认为姚志俊的行为只构成走私罪,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且个人实际未得赃,又有立功情节,请求对被告人姚志俊判处有期徒刑缓刑。被告人叶志明辩称,其不是走私;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叶志明在单位走私中没有参与预谋,主观上没有走私的故意,只是奉命行事,应认定为走私犯罪的从犯,其未将非法经营的赃款据为己有,且有立功表现,请求法庭予以考虑。被告人洪胜利的辩护人认为,洪胜利系走私的帮助犯,其不具有走私和非法经营犯罪的主观故意,请求对洪胜利从轻判处。被告人洪天命辩解,其没有走私,只是中间介绍,办来料加工手册个人未获赃款二十余万元;其辩护人认为,认定洪天命非法经营获赃款人民币二十万元证据不足。
  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经国家海关许可进口保税羊毛原料300吨,货物价值人民币一千二百余万元。该原料加工成产品后,该公司擅自在境内销售,却未补缴关税及增值税。被告人姚志俊在担任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与该公司报关员、被告人叶志明和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预谋后,于1996年6月至1997年2月间,伪造出口销售合同多份,并用洪胜利、洪天命提供的假报关单核销了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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