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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 韩大元【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外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苏俄宪法;社会主义宪法;1954年宪法;张君劢
【英文关键词】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socialist constitution, the 1954 Chinese Constitution, Zhang Junmai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89
【摘要】

苏俄宪法最早中译本的译者是张君劢,发表时间是1919年11月15日。此后,有十余种著作收录苏俄宪法全文,援引苏俄宪法条文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苏俄宪法最先在上海、北京、广州和闽南地区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传播苏俄宪法,而且认真实践苏维埃制度,并将苏俄宪法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精神体现于1954年宪法。一百年前诞生的苏俄宪法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精神永存,在世界宪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抹煞的。苏俄宪法开创的社会主义宪法事业,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

【英文摘要】

The Constitution of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adopted on July 10,1918, was the first socialist constitution in human history. In China, the first translator of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was Zhang Junmai and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was published on November 15,1919. Since then, there had been more than ten kinds of books containing the full text of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articles cit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had been spread firstly in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and South Fuji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actively spread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but also seriously practiced the Soviet system. Moreover, the 1954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d embodied fundamental system and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Although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which was born a hundred years ago, has become history, its spirit will last forever.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should never be neglected. The cause of socialist constitution that was initiated by the Soviet-Russian Constitution will be brought 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uccess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8770    
  一、引 言
  1917年11月7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圣彼得堡发动革命,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贯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张,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相继颁布和平法令、土地法令、消灭等级法令、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令、教会与学校分离法令、废除土地私有法令。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先后通过由斯大林起草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制度决议案》和由列宁起草的《劳动者及被剥削者权利宣言》,并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宪法。
  在此背景下,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以雅可夫·米哈伊诺维奇·斯维尔德诺夫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 5月1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由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总则草案》,并开始以此草案为基础进行宪法起草工作。7月初苏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列宁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7月4-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提交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于7月10日正式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史称“苏俄宪法”。苏俄宪法的“理论根源就是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创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2]这份源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并结合俄罗斯具体革命实践的划时代文献,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改变了资本主义宪法独占世界宪法体系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世界意义。
  苏俄政府不仅重视苏俄宪法的制定,而且重视苏俄宪法的宣传。苏俄宪法序言明确要求,所有俄罗斯学校要研究该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政府1918年末给全军战士颁发的《红军战士手册》中,“印有苏俄宪法和人民委员会有关法令中规定的红军战士的义务和权利”。[3]苏俄政府还将苏俄宪法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宣传局在1919年1月曾经用中文出版1000份苏俄宪法”。[4]列宁1919年11月22日非常自豪地赞扬了苏俄宪法的国际影响:“协约国作过出兵的尝试,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协约国军队一碰到我们的军队,一读到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俄罗斯苏维埃宪法,就瓦解了。我们的宪法总是不断博得劳动群众的同情。苏维埃这个词现在已为大家所了解,苏维埃宪法已经用各国文字译出,每个工人都读到了。工人知道,这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5]
  苏俄宪法必然会传播至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且当时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那么,这个过程在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对中国的宪法发展有何实际影响?如何评价苏俄宪法的当代意义?值此苏俄宪法制定100周年之际,梳理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既有关于苏俄宪法的史学研究上的必要,也有利于从特定角度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历史脉络。
  二、苏俄宪法文本的早期翻译
  宪法文本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正当性、保守性和实践性。若要了解一国宪法制度和研究一国宪法学,当以其宪法文本为基本出发点。若要研究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首先需要考证最初的苏俄宪法译本。据笔者考证,最早完整翻译并发表1918年苏俄宪法译文的学者是张君劢。
  1918年12月28日,张君劢陪同梁启超从上海启程赴欧洲观察巴黎和会。梁启超组团观察巴黎和会,旨在维护山东权益,为中国外交出力。梁启超之所以邀请张君劢陪同观察巴黎和会,原因有三:一是张君劢1907年协助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杂志,宣传立宪主张;二是1913-1915年张君劢曾游学德国,判断德国一战必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在说服梁启超后,与梁启超一起游说段祺瑞等政府要人;三是1918年10月张君劢结束考察日本,向总统徐世昌提出应对巴黎和会的具体建议。在巴黎和会期间,张君劢协助梁启超拜会各国政要,忙于为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直到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张君劢的心思才有机会从外交转向学术研究,特别是转向宪法学研究,“1919年8月下旬,他在游次瑞士途中,得到俄国新宪法文本,便抽时间把它译成了中文”。[6]
  张君劢的苏俄宪法译文发表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的“世界观”栏目,标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署名为“君劢”。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共有6部17章90条,第1部和第2部的标题分别译为“劳动群众权利宣言”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之宪法大原则”。[7]
  张君劢将“soviet”译为“苏维埃”。“苏维埃”不仅出现于译文标题,还出现于每一章,共出现135次。这意味着,“苏维埃”是苏俄宪法的核心概念,是理解苏俄宪法制度的基础。张君劢在苏俄宪法译文第1条中通过注释方式专门说明了苏维埃的译法及其含义:“苏维埃译言会议,英译为Council,德译为Rat,然各国均用Soviet原名,故译之为苏维埃。总之,以兵工会议为直接统治机关,此会议共和国(Soviet Republic)之名所由来也。”
  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之后,附有一封张君劢致张东荪的信函。信中表示,虽然不完全赞同俄国的社会革命,但认识到俄国革命在欧洲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虽然不完全赞同俄国学说,但反对以危险为由禁止输入于中国;虽然不完全赞同苏维埃制度,但服膺苏俄宪法,因为其中的“劳动为人人共有之义务”“排斥欧洲列强之侵略政策”,“此二端者真人类平等之理想而斯世大同之涂辙也”。[8]这封信函的写作时间是1919年9月10日,而刊载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的《解放与改造》的出版时间是1919年11月15日。
  1919年11月15日发表的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是否为最早的苏俄宪法中文译本?对此,张君劢自己有明确且肯定的回答。落款为“一九三三年双十节张君劢”的《史太林治下之苏俄》“自序一”中提到:“一九一八年冬再作欧游,注意俄事之进展,尝取俄新宪译之。”[9]落款为“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张君劢”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自序”中又提到:“我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制宪事业,留学日本时,读威尔逊《国家论》,蒲来士《美国共和政治》,陆克氏《政府论》,弥儿氏《代议政治论》,与安森氏《英国宪法及其惯例》各书。迄于民初,国会或私人团体讨论或拟定宪草,我好与之往还,贡献意见。他国新宪法制成之日,我每求先睹,译而出之,供国人浏览,如苏俄第一次宪法及德国威玛宪法,皆由我介绍于国人。”[10]根据张君劢的自述,“苏俄第一次宪法”即1918年苏俄宪法,是由张君劢最早介绍于国人的。鉴于张嘉森字君劢,笔者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20年之前的文章中,发现署名“君劢”的有19篇,署名“嘉森”的有29篇。在这48篇文章中,只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收录的是苏俄宪法译文。
  在张君劢发表苏俄宪法译文之前,有两篇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即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刊载的《俄国的新宪法》和1919年10月5日《太平洋》刊载的《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作者分别是张慰慈和高一涵。这两篇文章都援引了苏俄宪法的若干条文,但其援引的仅限于苏俄宪法的部分条文,并非完整的苏俄宪法译文。此外,根据陈公博的描述,陈公博翻译苏俄宪法全文比张君劢早了三个月,但没有将其译文发表出来,后人无法了解其译文原貌。综上,最早完整翻译并发表苏俄宪法文本的学者应当是张君劢。
  三、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
  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需要各种条件,如苏俄宪法的对外宣传提供了外部条件,张君劢翻译苏俄宪法提供了研究基础,渴望变革追求富强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土壤,而其传播过程则需要借助于众多学者的持续努力才能实现。
  (一)收录苏俄宪法全文
  继《解放与改造》之后,《法政学报》和《政衡》也全文刊载了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此外,《闽星》分三期刊载了署名“两极”的《俄罗斯宪法评释》。[11]该文不仅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19世纪以来思想的实见,是20世纪世运转变的动机,与全人类都有关系”,而且逐条解释苏俄宪法条文,所列举的宪法条文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完全一致。由此,该文开篇提到的“宪法的全文,经有人译成汉文”,指的正是张君劢翻译苏俄宪法文本,逐条解释的也是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
  吴山在《俄罗斯宪法评释》一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增多三分之二”,出版了一本专著,更名为《俄宪说略》。这是中国学者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第一本中文专著。吴山在序言中介绍了若干种参考资料,“多半是选择辟门所增订克卡檏所著之社会主义史来立论,并选当代各名流对于俄宪进行的调查报告与评论”。[12]该书由广州永汉大马路协和公司总发行,由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北京新知书社、上海协和书局、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飞行杂志社等分售。这说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借助于《俄宪说略》一书在中国已经有了广泛的传播。[13]
  《俄罗斯宪法评释》一文还被收录于1921年出版的《世界联邦共和国宪法汇编》。这意味着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随同《俄罗斯宪法评释》一文,被纳入宪法汇编类著作,这有利于后来的学者发现和阅读苏俄宪法。《俄罗斯宪法评释》一文在该书目录上的标题和正文中的标题有所不同,目录上的标题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附评释”,正文中的标题是“俄罗斯宪法评释”。夫妻本是同林鸟
  邓毓怡1922年编译的《欧战后各国新宪法》一书也收录了苏俄宪法译文,虽然没有指明译者,但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完全一致。邓毓怡编辑该书的基本背景是,他于1922年6月在北京发起成立宪法学会,而发起成立宪法学会的主要原因是民国北京政府决定重开国会启动制宪。邓毓怡作为梁启超负责的宪法研究会成员和众议院议员,觉得有必要让学界和政界了解一战后出现的各种新宪法。如此,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不仅可能影响到学术研究,还可能影响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宪实践。
  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的《世界新宪法》一书也收录了苏俄宪法译文。该书译者是陈锡符和萨孟武,“本书译述之劳大部分由陈锡符萨孟武二君任之”,“大部分根据日译本兼参照英德法文译成”。其所收录的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大同小异。最大的相同点是都使用了“苏维埃”译法,不同点主要有:前者正文标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基本法”,后者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前者第1部的标题为“劳动阶级之权利宣言”,后者为“劳动群众权利宣言”;前者第2部的标题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之一般原则”,后者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之宪法大原则”;前者第14章的标题为“选举手续”,后者为“选举方法”。比较来看,《世界新宪法》一书收录的苏俄宪法译文应该受到了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的影响。
  总之,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发表后的两三年内,有多个期刊和多本著作完整收录了苏俄宪法译文,这有利于中国学界和政界全面地了解苏俄宪法的全貌,有利于苏俄宪法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制宪实践中发挥积极的影响。此外,张冥飞1921年《劳农政府与中国》、顾树森1928年《苏俄新法典》、立法院编译处1933年《各国宪法汇编》、1933年《中国与苏俄》杂志、1935年胡庆育《苏联政府与政治》、1944年《中华法学会杂志》等刊物也完整地收录了苏俄宪法全文。
  (二)援引苏俄宪法条文
  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发表之前,苏俄宪法条文已经出现于某些文章中,其中有两篇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即张慰慈的《俄国的新宪法》和高一涵的《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分别发表于《每周评论》和《太平洋》。张慰慈文介绍了苏俄宪法“六编、十七章、九十节”的基本内容,同时高度赞扬苏俄宪法,“此数种宪法之中,俄国的宪法最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此宪法根据许多最新的政府组织法及政治哲学的最新思潮”。[14]高一涵文为避免“空口说白话”而“处处根据俄国新宪法”,援引了苏俄宪法第1、2、3、9、10、18、24、25、26、30条,还强调苏俄宪法的根本原理在于《共产党宣言》,“要想明白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应该先明白马克思主义”,而《共产党宣言》“很可以代表马克思生平的主张”,“‘不做工的人将不吃饭’,这又和共产党宣言书中第八项强迫人人做工的意思相同”。[15]
  还有一篇文章援引了苏俄宪法条文,即1919年7月21日《时事旬刊》刊载的《列宁政府之法令》一文,其中提到“宪法第十八条有非劳动不得饮食之规定”。该文提到“最近美国国际平和协会搜集俄国列宁政府成立以来所发布之重要法令,都为一册,公诸于世人,凡宪法、土地法、银行国有法、结婚及离婚法、八时间劳动法”。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一样密切关注苏俄宪法,美国搜集的资料也是中国学界获取苏俄宪法知识的渠道之一。
  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发表后,有更多的文章开始援引苏俄宪法译文,其中有的文章援引的不是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中的条文,这形成了援引苏俄宪法条文的不同形式。比如,峙冰的《俄国新宪法之研究》一文,不仅介绍苏俄宪法的制定过程,还全面地介绍苏俄宪法的基本内容;[16]邵振青的《俄国新政府之过去现在未来》一文,全面介绍苏俄宪法第1部的内容,将“soviet”译为“劳兵农会”,[17]援引了苏俄宪法第64、65条;李霁初的《苏维脱共和国(Rsussian Soviet Republic)各方面的观察》一文,虽然也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且其发表时间比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晚4个月,但是所援引的苏俄宪法第3、4、5、7、8、9、65条,[18]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有所不同。峙冰文和李霁初文,都没有将“soviet”译为“苏维埃”,前者译为“苏威”,后者译为“苏维脱”。
  不过,援引苏俄宪法条文的文章中,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获引频率更高。比如,梁乔山的《俄苏维埃共和宪法评论之评论》一文援引了苏俄宪法第3、4、5、9、79条,[19]尽管文中没有指明所援引条文的出处,但是提到“最近始有苏维埃共和宪法条文见诸报端”,经比对,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完全一致。张慰慈的译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提醒读者“讨论这种最新的苏维埃式的政治制度,必须从这制度本身着想,万不可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混杂”,[20]援引了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第53条的内容。张慰慈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发表前就发表了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当时将“soviet”译为“劳农”,而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张君劢的“苏维埃”译法。高一涵1922年发表的《我国宪法与欧洲新宪法之比较》一文援引苏俄宪法第3、18、49、79条,[21]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完全一致,而他1919年发表的《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一文所援引的并不是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这说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直接影响了高一涵有关苏俄宪法的研究。
  (三)早期传播区域
  鉴于期刊和著作均为公开发行发售,任何人均可购买和阅读,以前述期刊和著作为载体的苏俄宪法可能会在较短时期内传播至中国的不同地方。但经笔者观察,受交通条件、开放程度和文化水平的限制,苏俄宪法在中国各区域之间的传播还是有先后之别的:城市总体上早于农村;城市之中,最早是“北上广”;而“北上广”之中,最早的又是上海。
  如前所述,张君劢1919年11月15日在《解放与改造》发表了苏俄宪法译文,而《解放与改造》是“研究系”的政论刊物。“研究系”得名于梁启超1916年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张君劢和张东荪均为“研究系”骨干,张东荪时任《解放与改造》主编。《解放与改造》创刊于上海。张君劢选择在创刊于上海的《解放与改造》上首先发表苏俄宪法译文,与张东荪的私人关系或许也是重要因素。
  继《解放与改造》之后,有两份期刊全文刊载了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其中之一是《政衡》,而《政衡》创刊于上海。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发表之前,有两篇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其中高一涵《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一文发表于《太平洋》,而《太平洋》也是创刊于上海。发表时间稍晚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的《俄国新宪法之研究》和《俄苏维埃共和宪法评论之评论》,分别发表于《民心周报》和《利群》,这两份期刊均创刊于上海。可以说,苏俄宪法在中国的最早传播点是上海。
  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早期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是张慰慈《俄国的新宪法》一文,该文发表于《每周评论》,而《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而且该文的发表时间比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早了三个半月。不过总体上,苏俄宪法在北京的传播要晚于上海,早于其他城市。继《解放与改造》之后全文刊载了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的另一份期刊是《法政学报》,《法政学报》则创刊于北京。此外,作为第一本苏俄宪法专著的《俄宪说略》虽然发行地在广州,但分售处主要是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北京新知书社等;较早收录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的《欧战后各国新宪法》的出版地是北京,其编译者是在北京发起成立宪法学会的邓毓怡。总之,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起始于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然后陆续传播到其他区域。
  苏俄宪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闽南地区比较特殊。以福建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虽有悠久的贸易传统,但和苏俄宪法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前面提到的全文收录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并进行逐条注释的《俄罗斯宪法评释》一文,所发表的期刊正是创刊于漳州的《闽星》。《闽星》“与国内同类刊物相比,介绍苏俄内容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所占的篇幅比例也比较多”。[22]《俄罗斯宪法评释》一文署名“两极”,而“两极”是梁冰弦的笔名,梁冰弦时任《闽星》主编。陈炯明1918年5月奉孙中山之命以援闽粤军总司令身份占领漳州附近26县,建立“闽南护法区”,于1919年12月1日创办《闽星》。陈炯明在主政漳州期间,比较重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俄宪法的运作。陈炯明和列宁通过列宁特使互致信函,热情地称列宁为“贤师”,期望“新的中国和新的俄国将如兄弟友谊般地携手共进”,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决心“尽一切力量推行这一制度”。[23]总之,处于东南一隅的闽南地区,因为陈炯明个人的因素而成为较早接触苏俄宪法和实践苏俄制度的地区之一。
  (四)若干传播阶段
  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为便于学术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19-1928年、1929-1935年、1936-1947年、1947年至今。这里先主要介绍前三个阶段的情况。
  第一阶段以1919年为起点,依据是苏俄宪法译文的翻译和发表。在此之前,有关苏俄宪法的信息已经零星地出现于中国,然而宪法文本在宪法学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价值,而且张君劢在翻译苏俄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对于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阶段的传播特点是苏俄宪法译本被频繁地收录于多部著作,[24]有关苏俄宪法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中国学者在此阶段关注苏俄宪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苏俄宪法开创了世界宪法史的新纪元,因为“新”所以关注;二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因为政治选择所以研究。
  第二阶段以1929年为起点。这一年,在国际上,苏联实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五计划”,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而在国内,宪法学研究状况呈现出两个特点,即宪法学化和本土化。在第一阶段,有关苏俄宪法的讨论,意识形态因素所占比重过大,有的激烈批评,有的热情赞扬,甚至在局部区域搞试验。积极的方面是百家争鸣,消极的方面是有些争论严重偏离了学术轨道。针对此状况,朱采真在1929年《宪法新论》“自序”中呼吁“宪法学化”。[25]而要实现苏俄宪法的“宪法学化”,对苏俄宪法的介绍就必须客观、冷静、全面和细致,1929-1935年间的宪法学和政治学著作恰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有的著作用部分篇幅专门介绍苏俄宪法,如朱采真1929年《宪法新论》、李铁铮译1931年《欧洲新民主宪法之比较的研究》、潘大逵1931年《欧美各国宪法史》、田原1932年《政治学》、胡越1933年《比较政治》、张知本1933年《宪法论》、章渊若1934年《现代宪政论——中国制宪问题》、张庆泰1935年《欧洲政府》等。有的著作本身就是有关苏俄宪法的研究专著,如施伏量1929年《苏俄政治制度》、胡庆育1929年《苏俄政治之现状》、陆宗贽1929年《苏俄宪法与妇女》、郑斌1933年《社会主义的新宪法》、[26]胡庆育1935年《苏联政府与政治》、李立侠1935年《苏联政治组织纲要》等。
  在第二阶段,包括苏俄宪法在内的宪法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淀,宪法学者辈出,宪法学著作涌现,尤其是1933-1934年间出版了相当多的比较宪法学著作。[27]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研究的是三民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则转变为主要研究五权宪法和苏俄宪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此期间主导制宪的是孙中山之子孙科,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强调三民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五权宪法的基本架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孙科特别重视苏俄宪法。立法院编译处1933年出版的《各国宪法汇编》同时收录了1924年苏联宪法和1918年苏俄宪法,并将两者和瑞士联邦宪法一起共同归入“委员制共和国宪法”一类,书中与“委员制共和国宪法”并列的两类分别是“元首制共和国宪法”和“君主立宪国宪法”。该书由孙科题写书名并作序。孙科的序言既强调宪法的重要地位,又强调了三民主义的主体性,还强调了苏俄宪法和五权宪法的暗合性,认为“欧战后新国家之宪法遂多社会主义之成分,总理之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已预瞩及此”。[28]
  第三阶段以1936年为起点,依据是1936年苏联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和追捧,而学界和期刊对于苏俄宪法的关注则呈逐年下降趋势。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统计了“苏俄”和“苏联”出现于1934-1947年间文章标题的年度次数,“苏俄”1934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苏联”,此后,“苏俄”每年出现的次数都少于“苏联”;“苏俄”自1934年至1947年每年出现的次数总体呈下降趋势。鉴于“苏俄”和“苏联”与其宪法的密切关系,自1935年起,苏联宪法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取代了苏俄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相对于1924年苏联宪法有诸多修改,1924年苏联宪法也和1918年苏俄宪法有不同之处,但无论如何不同,1936年苏联宪法仍继承了1918年苏俄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29]换句话说,1918年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并非被1936年苏联宪法取代了,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即以苏联宪法为载体继续在中国传播。
  四、中国共产党与苏俄宪法传播
  中国共产党不仅宣传苏俄宪法,而且积极实践苏维埃制度,将苏俄宪法精神融入1954年宪法,力求做到“知行合一”。苏俄宪法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已经在中国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新政权的思想基础之一。
  (一)苏俄宪法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1919年苏俄宪法译文在上海正式发表,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三年三件大事,均发生于上海,且均导源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苏俄宪法。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不停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十月革命和苏俄宪法给了中国人新的希望。在此背景下,陈独秀1918年1月将《新青年》改版,12月和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即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第5期和第6期。
  在创办报刊的基础上,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陆续出现,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如1920年8月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董必武发起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周佛海发起的东京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毛泽东发起的长沙新民学会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始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在嘉兴南湖通过,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和《陈独秀文集》,所收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文章分别是351篇和181篇,合计532篇。这532篇文章中,虽然没有一篇是专门论述苏俄宪法的,但使用“立宪”或“宪法”的文章约占50%,专门讨论宪法问题的文章约占35%。1916年李大钊和田解等创办《宪法公言》,期刊标题就含有“宪法”一词。李大钊在《宪法公言》发表的宪法学文章,有《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等。
  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一经发表于上海,即迅速传播于北京和广州,而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京,陈独秀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广州,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密切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因为苏俄宪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宪法实践。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到,[30]曾阅读过一篇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即张慰慈《俄国的新宪法》。这篇最早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6月29日,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于1919年8月17日,比张慰慈文晚了一个半月。这表明,李大钊是最早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的中国学者之一。
  虽然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发表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但中国共产党的53名创始党员中,有不少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研究过苏俄宪法,如陈公博。陈公博1919年5月曾根据同年2月出版的一份外文期刊翻译了苏俄宪法。这要比张君劢翻译苏俄宪法早3个月,遗憾的是,陈公博的苏俄宪法译文并没有发表出来。陈公博发表了匈牙利宪法译文与一篇专门研究匈牙利宪法的文章《匈牙利宪法的批评》。他的译文《匈牙利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同刊于1920年第1期《政衡》,发表时间是1920年3月1日。[31]
  张君劢在苏俄宪法译文中创译了“苏维埃”一词,并将苏俄宪法体制概括为“苏维埃制”,以区别于“巴力门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还有不少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使用“苏维埃”译法,如沈雁冰、李汉俊、胡愈之和袁振英等,这些文章大多为译文,基本上都发表于在上海创刊的期刊,如《少年世界》《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沈雁冰使用“苏维埃”的时间稍晚于陈公博。沈雁冰的译文《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发表于1920年2月10日,比陈公博《匈牙利宪法的批评》一文仅晚了半个月。这篇文章在介绍苏俄宪法时使用了“苏维埃”,其中提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全俄会议定一宪法,其中条文大半早经颁行,至是始加入于根本法律中”,“全俄有实力者,厥惟苏维埃(Soviet),以其有大多数人民谓之声援也”,“代表俄全体者即苏维埃会议也”。[32]沈雁冰1920年还有两篇译文使用了“苏维埃”,分别是《游俄之感想》和《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胡愈之的译文《劳农俄罗斯之改造状况》介绍的是列宁谈话内容,其中提到“劳农俄国宪法刊印至三百六十万册之多,分送各处,以资流传”。胡愈之的译文《罗素的新俄观》谈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宪法”,“苏维埃制度算是新俄国的一种特点”。李汉俊的译文《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介绍的是苏维埃制度的运作,其中提到“莫斯科会议的费用是由劳农代表苏维埃会议资助的”。袁振英的译文《俄罗斯的我观》认为“俄国劳农政府很有存在的价值”,《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苏维埃政府最重要机关的哲理”。此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以李达为主编的期刊《共产党》也发表了不少使用“苏维埃”和介绍苏俄宪法制度的文章。

法小宝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上海舆论界和共产主义小组内部,“苏维埃”和苏俄宪法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谈到“苏维埃”自然想到苏俄宪法,谈到苏俄宪法自然想到“苏维埃”制度。以此为背景,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使用了“苏维埃”一词,这标志着苏俄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宪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均和《共产党宣言》以及苏俄宪法一脉相承。
  (二)中国共产党宣传苏俄宪法
  尽管苏俄宪法随“苏维埃”进入了党的“一大”重要文件,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俄宪法的宣传并没有停止,因为国内误解苏维埃制度的文章仍然不断涌现,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苏俄宪法的了解也严重不足。为此,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在其重要文件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苏维埃”的意义。1922年党的“二大”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3次使用“苏维埃”。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有2次使用“苏维埃”。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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