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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物权编”与“合同编”体系化视角下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重构
【作者】 王乐兵【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收益权;担保性债权让与;登记对抗;通知;抵销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96
【摘要】 《物权法》第223条、第228条构建了独立的、不同于债权转让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应收账款概念的高度技术性使其可以涵盖当前大部分收益权类型,无须用收益权替代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质押之担保性债权让与的交易本质要求对应收账款质押和让与做同质化处理,并实行统一的登记对抗主义公示模式。登记对于确立应收账款之上的权利冲突具有根本性价值,而“通知”对于应收账款质权仅具有有限的意义,经登记的应收账款质权具有优先于受让人、抵销权人的效力。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应当明确应收账款质押和转让的法律规则的性质,为统一的电子登记公示系统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彻底消除《物权法》应收账款质押与《合同法》债权转让的制度藩篱,实现民事立法科学性与实践性的融合。
【英文摘要】 Article 223 and article 228 of“Real Property Law”establish a separated legal regime for the pledge of receivables, distinct to that for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The technical concept of receivables covers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the rights to earnings, which is already adopted in the draft of Civil Code to substitute the concept of receivables.The identical nature of the pledge of receivables, namely security transfer of receivables, and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requires the Civil Code to establish a uniform perfection regime for them, namely recording just to the extent to be effective against the third parties, not for the attachment of the pledge.The perfection through electronic recording is fundamental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of rights among interested parties, and the perfected receivables pledges shall be granted priority against the transferee and the parties claiming the rights of offset, while the“notice”to the subordinated debtor only functions in a limited circumstances.The chapter of“Real Property”of the future Civil Code shall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 rules on the pledge and assignment of account receivables, so as to lay down a robust foundation for the uniform electronic recording system and resolve the potential institutional conflict between the legal framework on the pledge of receivables in the“Real Property Law”and that on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in the“Contract Law”, and thus modernize the future civil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376    
  
  

物权法》223条第6项、第228条构造了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的法律框架,确立了应收账款作为权利质押标的的合法性及其登记生效主义的交易构造。然而,《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却不再沿用应收账款的概念,而是先后改称“取得应收账款等收益的权利”或“取得应收账款、不动产收益的权利”,建立了收益权质押制度,并仍旧沿用应收账款质押的制度构造和登记公示方式。民法典物权编编纂中的这一变化表明学界对应收账款的概念的认识仍存在争议,尤其是基础设施收费权和收益权与应收账款的关系。在其交易结构方面,应收账款质押和应收账款转让的制度界限逐渐模糊、构成要件逐渐趋同,使得《物权法》与《合同法》产生了体系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鉴于应收账款自身的特殊性质,其与合同法制度存在诸多联系,导致其在优先受偿顺位方面存在诸多冲突,如质权人与买受人、抵销权人、动产抵押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但是,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为系统审视和改造应收账款质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本文将结合我国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的运行实践,对应收账款的概念、应收账款质押的交易构造和优先顺位冲突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从而为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应收账款质押还是收益权质押?
  《物权法》创造性地构建了应收账款质押制度,而《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更进一步将其扩张为“取得应收账款、不动产收益的权利”,通过确立“收益权”的概念进一步扩张其适用范围。然而,在本文看来,此举表明学界对应收账款的概念和融资实践仍存在认识误区。
  (一)收益权的缘起
  “收益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在民法体系内第一次得到确认,源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的“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在此前后,我国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农村电网、收费公路、污水处理项目的收费权的系列规定;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对“应收账款”外延进行修订时,不再采纳收费权的概念,而是纳入了“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收益权”,从而正式将“项目收益权”纳入应收账款的类型之中。随着我国企业融资需求的增加和金融业的发展,诸多基础资产之上的收益权被用来发行信托产品、开展资产证券化交易或收益权买卖以获取融资,收益权的来源日趋多元化。目前,收益权的来源或曰基础资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上述传统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二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矿业项目等实体资产;三是各类金融资产,如上市公司股票、信贷资产、票据等。由此可见,收益权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概念。
  根据笔者的观察,“收益权”概念的创设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消除权利自身(如不动产项目收费权)面临的来自行政干预的不确定性;二是金融创新交易中财产独立和便利流通的需要,尤其是信托财产独立和破产隔离的需要。
  首先,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私人资本的进入需要与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进而获得对其所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收费权。而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性质在法律上充满争议,存在民事合同说、[1]行政合同说、[2]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的混合合同说[3]等不同理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特许经营而产生的收费权的产生本质上离不开政府的行政许可。[4]同时,收费权的存续和转让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通常要求收费权人具备特定的资质或者能力,并接受政府的公共监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11条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界定为行政协议,对相关纠纷适用行政诉讼程序。鉴于我国行政诉讼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制度特征,民营资本主观上不愿意接受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合作模式,同时,行政干预和监管为收费权的转让和担保融资带来了法律上的阻碍,从而阻碍了民间资本对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热情。
  为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尝试将具有行政性质的收费权与收费权所形成的纯粹经济利益层面的收益权进行区分,将收费权中的行政法因素剥离开去,[5]借助收益权质押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收费权融资的法律不确定性。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53号指导性案例[6]中,主审法院通过区分特许经营权和收费权,对收费权的可转让性与可质押性予以了明确。法院认为污水处理项目特许经营权是对污水处理厂进行运营和维护,并获得相应收益的权利。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维护,属于经营者的义务,而其收益权则属于经营者的权利。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维护,属于不可转让的财产权利,故污水处理项目特许经营权质押的实质系污水处理项目收益权的质押。这一区分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并进而允许收费权进行质押的判决思路,使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收费权质押融资彻底摆脱了行政干预的影响。“项目收益权”对“收费权”的取代,反映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实业界对“行政特许”的排斥,试图以一个更加私法化的概念消除该领域开展PPP等业务所面临的法律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因此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其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大量基于特定金融资产收益权的融资活动,如企业应收款、租赁债权、信贷资产、股权等金融资产。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发行信托产品或资产证券化产品募集资金,从而为企业提供融资。此外,尚有诸多金融资产,如私募基金份额收益权、委托贷款债权、票据收益权、股票质押回购、保理融资、融资融券债权等多种合同债权和收益权被各类金融机构用于再融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基础资产性质各异,而金融市场融资讲求标准化和同质性,从而便于进行风险评估和金融产品流通以获得市场流动性。基于上述资产的收益权,作为一项纯粹的经济性权利,当然满足了这一要求,并且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基础资产性质不同而导致的权利让与时的制度障碍,如债权转让时通知债务人、股权转让中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不动产买卖中的登记和大量税费等,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节省了交易成本。同时,收益权的数量、权利内容及边界在法律上能够清楚地得到界定,[7]可以自由地进行买卖或者设立信托,便利其开展各类再融资交易。
  (二)收益权的法律性质
  虽然收益权已经在我国金融市场和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可,但其仍未被我国当下的民事权利体系所确认,就其性质的讨论也尚付阙如。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收益权系所有权的权能之一,而非一项独立的权利,主要是指收取天然及法定之孳息,且可与所有权其他内容进行质的分割,从而与其他内容之性质与价值相区分。[8]但我国当前融资实践中所使用的各类收益权不仅包括由基础资产衍生出的各类孳息,还包含了基础资产处分所产生的收益。如股票收益权涵盖了股权自益权中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股利分配请求权以及股份转让价款等多项内容;信贷资产收益权则涵盖了为获取信贷资产所对应的本金、利息和其他约定款项的权利;而在在建不动产融资中,该收益权主要体现为该不动产的租金或不动产项目开发完成后销售所得的项目收益。因此,“权能说”不能完整诠释收益权的性质和范围。
  在“权能说”之外,对于收益权的法律性质,理论尚有“用益物权说”、“债权说”等不同观点。但用益物权说混淆了收费权利人(通常不使用基础资产)与终端使用人,并不符合用益物权的本质属性,且收益权的这一性质尚未被我国《物权法》所承认;[9]债权说则认为收益权系纯粹的将来债权,其仅有事实关系而无法律关系存在、且尚未实际发生。实际上,对收益权的定性,应当结合原始基础资产的性质、经营方式与商业盈利模式进行综合具体分析。综合而言,“将来债权说”更符合收益权的交易特征,其系根据当事人约定产生的债权性权利,其权利义务人为基础资产的持有人或权利人,其产生源自基础资产但又与基础资产(股权、债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各类不动产和动产等特定经营资产)本身相区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收益权融资的情况下,通常无需转移基础资产,而仅将收益权转让或质押即可实现融资目的。
  (三)应当坚持应收账款质押而非收益权质押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法典物权编应当坚持既有的应收账款质押,而非另创收益权质押制度,原因有三:
  首先,鉴于收益权的金钱债权属性,其与应收账款并无本质上之不同。国内学界对应收账款概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债权质的框架下,但实际上,应收账款是一个高度技术化、多元化的概念,并非普通债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条明确了其金钱债权的性质,并列举了企业应收账款、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收益权、银行贷款债权等五类性质各异的应收账款,对应收账款的概念进行了扩张和丰富,涵盖了大部分收益权类型。但该办法目前尚未将信托受益权、股票收益权、资管计划收益权、“两融”收益权等纳入,但可考虑将这些收益权归入第2条第2款第5项所规定的“其他以合同为基础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该兜底条款对于收益权的意义在于,在我国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收益权已被构造为一种兜底性的权利载体,将现行法律体系下无法包容的权利类型涵括在内。但收益权本身并不因此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其体现的是约定权利而非法定权利,其内涵与外延必须根据其基础资产或者权利才能进行更准确地界定,因此,对“项目收益权”必须在“应收账款”的概念体系内进行严格解释和界定。从内容上,应收账款相比收益权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其次,收益权概念的创设和使用本身的目的即在于规避既有的公共监管和私法约束,对此不宜在民法典中予以正面肯认。如前所述,收益权概念的创设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避免政府的不当干预、便利融资,但同时,收益权概念的创设本质上规避了诸多私法和公法上的要求,前者如债权转让时通知债务人、股权转让时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并行使优先购买权、股票持股比例信息公示制度、不动产转让的登记公示的要求;后者如基础资产转让时缴纳税费的要求、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禁止向房地产企业提供各类融资的监管要求等。这些行为破坏了传统的民法制度激励,损害了债务人、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社区等私人和公共利益,也损害了国家金融监管政策的权威性。这也是为何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监管部门暂时未将信托受益权、股票收益权、资管计划收益权、“两融”收益权等纳入应收账款概念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使用应收账款而非收益权的概念,符合当前金融监管的要求,有助于防止过度金融创新和规避监管。
  其三,收益权自身缺乏有效地公示,不利于交易安全。收益权本质上系一种约定权利,理论上可以由当事人任意创设,且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收益权的类型日趋多样化,使得收益权质押融资容易陷于失控,危及金融市场稳定。以股票收益权为例,随着股权互换市场和场外股权衍生工具的迅猛增长,股份投票权与收益权的分离不仅成本低廉,而且简便易行,但独立性色彩更强的投票权却逐渐沦为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机工具,并借助其转嫁风险、改变利益结构和规避法律责任,从而改变了股东的风险、利益与责任的配置结构,由此滋生的风险错配、利益扭曲和责任逃逸,对资本市场法制构成了全新的挑战。[10]应收账款自身已经是一个高度商事化、金融化的概念,其通过纳入不同类型的金钱债权,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应收账款质押的电子登记确保了交易信息的公示和市场的透明,有力保障了交易安全。收益权概念的扩大应当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应逐步将被市场证明安全的收益权类型纳入应收账款,而非直接将收益权法定化,避免危及金融市场稳定。
  综上,应收账款是一个充满技术性、高度多元化和金融化的商事概念,其确立了一个独立的、适用范围相对确定并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制度体系。应收账款质押已经被我国金融市场实践证明是一项成功的法律制度,收益权的概念及具体类型可以被现有的应收账款概念所容纳,其与应收账款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民法典物权编不应采纳尚未成熟的收益权概念。未来的改革应落实于两个方面:一是放弃收益权的概念,转而继续完善应收账款的具体类型,将企业融资实践需要的应收账款类型(如出口退税、股票收益权等)予以明确化,改变由行政规章规定兼由司法个案认定[11]的现状,从而为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提供更强的法律保障;二是通过对应收账款的概念予以系统规定,为协调民法典合同编的债权转让制度与物权编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的关系提供基础。如下文所述,应收账款的概念将对民法典编纂中合同编与物权编的协调产生重大影响,而收益权的概念则不具备这一特征,因此应当坚持应收账款质押的概念体系和制度设计。
  二、应收账款质押交易的法律构造
  我国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的制度构造没有沿用传统民法国家“债权质押”的模式,而是在《合同法》合同转让制度之外构建了不同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体系,并规定了电子登记公示制度。但这并不能消除应收账款质押与债权让与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制度关联,尤其是当前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也对应收账款转让进行登记,使得两者的法律构成要件日渐趋同,[12]彻底背离了传统债权让与制度的“意思合意+通知对抗债务人”模式。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让与在立法上的截然区分与实践中的日渐趋同,成为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对应收账款质押的交易本质及其与让与之间的关系的准确认识之上。
  (一)应收账款质押的交易本质
  从当前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现状来看,债权(含应收账款)的法律处分方式包含两种,即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两者分别见于债法和物权法。从逻辑上讲,债权的让与和质押的区别应当分别由合同法和物权法所规范,两者在成立要件和法律效果方面存在差异,两者不应有任何交集。然而,从立法上对两者进行区分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以对我国民法影响颇深的《德国民法典》为例,其对债权质押一般采取与债权让与相同的制度构造模式,其第1279条规定:“债权上的质权,准用第1280条至第1290条的特别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2条亦规定:“权利质权之设定,应依关于其权利转让之规定为之。”《法国民法典》对债权让与、质押与其原因行为并不做区分,其将债权和其他无形权利的让与定性为买卖合同的一种;债权买卖合同一旦有效成立,即发生债权移转的法律效力。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对“无体债权挪押”的处理方式也与此一致,其2361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只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即可成立,自设质文书生效之日起在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并对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
  我国民事立法尝试对两者进行区分。应收账款的质押和让与分别由《物权法》228条和《合同法》第79—83条予以规范,且《物权法》并无对债权让与规范的准用性规定,对两者在立法上进行了制度隔离。《物权法》和《合同法》对质押和让与的法律性质做出了不同的界定进而对其公示做了不同的制度处理。《合同法》对合同转让进行了公示豁免,直接根据当事人的合意即可在当事人之间发生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通知债务人只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的形式要件。虽然我国民法区分债权让与合同和债权让与,但因为将债权让与视为债权让与合同所导致的客观法律后果,并不存在独立的债权让与行为,故而我国《合同法》对债权让与实际上采纳了法国式的债权让与意思主义。[13]而《物权法》则对应收账款质押确立了登记生效要件主义的立法模式,对于是否应当通知次债务人则未置可否。由于对应收账款让与和质押法律性质的不同认识,《合同法》与《物权法》对其做了不同的公示安排,并且对更为彻底的处分——让与(然而《合同法》并未承认其为处分行为或准物权行为),豁免了其公示要求。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和质押中。[14]这种理论和立法上的悖反并未得到既有研究的合理解释。
  立法上的这种区分并未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对应收账款质押和让与在立法上的人为隔离并未阻断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物权法》生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第25条明确规定:“登记系统为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转让提供权利公示服务。应收账款转让登记适用本规则的规定。”修订后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33条规定:“权利人在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以融资为目的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参照本办法的规定。”该办法正式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在规章中予以部分承认。自2008年12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运营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及当前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所进行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和转让登记的数量几乎不相上下。[15]从比较法上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的起草者虽然意识到应收账款质押不同于其让与,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两者在商业融资交易中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故而放弃了在立法上对两者进行区分的努力,第9—109条(a)(3)直接规定其统一适用于在应收账款之上设定担保权与应收账款的直接出售,至于具体交易的实质,则交由法院根据各项因素对其进行重新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第336条认识到了债权让与登记的现实必要性,规定了登记可以用于确认不同受让人之间的优先顺位。但问题是,其并未明确登记自身在债权让与中的性质和效力,并且仍在第335条保留了债权让与的通知制度以及通知的对抗效力。第335条和336条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其并未明确债权让与究竟是否应当公示以及适用何种公示方式?当债权人分别采用通知和登记进行多次让与时,登记的受让人优先受偿的正当性何在?尤其是当次债务人首先受到让与通知并对通知中的受让人进行受偿时。根据我国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之统计,其主要使用人为银行、融资租赁公司、信托公司、保理公司、小贷公司和大型工商业企业等,多适用于大额的债权交易。由此,第336条客观上使上述企业获得了相对于普通民事主体的法律上之特权。
  基于应收账款自身的无体性特征,兼之应收账款的真实让与和担保性让与的界限模糊,且发挥同等担保融资功能,在对两者无法进行区分的情况下,应明确应收账款质押的担保性债权让与的交易性质。[16]在此基础上,应当对应收账款的转让和质押适用统一的成立要件和公示方式,并且应当确立物权法规范体系相对于合同法规范体系的优先性。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在未来的物权编中仿效《德国民法典》等立法例的模式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对应收账款让与规则的准用,[17]对二者进行统一规范。对此,本文不敢苟同。一方面,我国关于《合同法》关于债权让与的法律规则数量有限,并不完善,仍有继续改进的必要和余地,如未对债权被双重让与时哪一受让人取得债权的问题进行规定,将构成了应收账款质押和转让存在权利冲突时无法准用《合同法》的原因;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国《合同法》对债权让与的定性是债权让与合同所导致的一种必然法律后果,而非法律行为,而《物权法》将应收账款质押定性为一种法律行为,性质不同的两种法律事实之间无法进行统合规范,亦无法准用相关法律规则,这无助于解决应收账款质押和让与所导致的优先顺位冲突。此一矛盾,要求必须将应收账款的质押和让与在法律上做同一化处理,即承认应收账款质押的担保性债权让与之法律性质,才能在民法典物权编和合同编中对两者进行统一的同质化处理,对二者进行适用统一的构成要件、公示要求和权利实现机制。
  (二)质押登记与通知次债务人
  关于应收账款质押的公示,当今世界范围内存在三种立法例,即当然(自动)公示主义、通知公示主义和登记公示主义。法国采取当然公示主义,即债权质押(让与)合同一经生效,债权即发生质押效力,并可对抗第三人;德国对债权质押采取通知生效主义;美国、加拿大以及我国则建立了电子登记公示制度,确保了对债权进行让与和担保交易的公开性。相比于债权处分的意思主义模式和通知模式,登记公示已是大势所趋,《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及其四个议定书[18]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推行的动产担保示范法,均主张建立统一的电子登记,以确保交易安全。我国应收账款质押制度顺应此种改革趋势构建了应收账款质押电子登记系统。在确立登记公示的原则下,需要进一步明确登记的法律效力,即登记生效还是登记对抗?登记之后,为质权人交易安全或质权之实现,是否有必要规定其对次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1.登记生效还是登记对抗?
  《物权法》确立了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公示主义,并将其视为应收账款质押的生效要件。这一做法,与《物权法》其他权利质权公示生效要件主义的做法保持了一致。但应收账款质押能否适用登记生效要件主义却仍然值得商榷。一方面,除应收账款之外的其他权利,如票据、股权、债券、基金份额、知识产权等均具有强烈的绝对权或准物权性质,其权利有效性非常确定,本质上具有较强的绝对性。但应收账款本质上是债权,其能否像其他物权性权利质押一样奉行公示生效要件主义,不无疑问。另一方面,当前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动产担保制度改革,如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所构建的动产担保登记系统,均奉行登记对抗主义,并对动产担保公示的内容和程序均进行了大量简化,奉行声明登记而非文件登记的做法,[19]致使登记仅成为一种交易信息披露机制和决定优先顺位的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亦采取此种做法,其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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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崔建远、韩海光:“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法学》2003年第7期。
  {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高圣平:“应收账款质权登记的法理——以《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修改为中心”,《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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