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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文盲、法盲与司法权威的社会效力范围变迁
【作者】 伍德志【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文盲;法盲;分层式社会;功能分化式社会;司法权威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13
【摘要】 中国古代的司法权威是一种在当时有着全社会效力的等级制权威,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常识、道德在社会意义上有着连贯性与通透性,而且还因为中国古代通过“文盲/读书人”这一差异化的社会范畴,以及科举制对于物质与社会资本巨大的不对称分配,使得当时的司法官集合了在学问、道德、地位、财富与权力上超越于其他阶层的大部分优势。而到了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多数人都变成了法盲。现代社会中的法盲不仅体现在对法律规范知识内容的无知上,也体现在对法律制度意义的隔膜上,于是法官也失去了对其他群体的整体性优势。为了树立法官的全社会性权威,一方面,应通过道德化的信息来装扮现代法律制度的“前台”,从而以一种认知成本较低的方式来传达法律制度“后台”的专业可靠性;另一方面,应当借鉴传统司法权威的建构方式,将不同社会领域的优点集合于法官身上,从而将法官打造成较高“等级”的社会阶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381    
  引 言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威,在中国古今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呈现出极大的结构性差异。任何权威若能够让人们对其信服,则必须在其能力与品质上表现出一定的过人之处,而这又与社会的教育模式和知识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普遍文盲的社会,多数的文盲与少数的读书人在科举制下构成显著的等级差异,而由于礼法不分,法律儒家化,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实际也包含了法律教育,不同社会领域的知识之间在社会意义上有着高度的连贯性,中国古代的司法权威呈现为一种全社会性的等级制权威。现代社会则变成了一个普遍法盲的社会,法律教育变得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逐渐分化开来。与这种功能分化相适应,现代中国的司法权威变成了一种仅局限于特殊社会领域的专业权威。
  本文将以文盲与法盲为背景,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法律教育模式与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以及司法的等级地位与权威在古今的社会效力范围差异,进而探索司法权威为实现其全社会效力,在当代中国所可能采用的有效建构路径。
  一、文盲时代的法律教育与司法权威
  中国古代的司法权威是一种全社会性的等级制权威。这种等级制权威的形成,既有事实上的偶然因素,也有人为的建构成分。在中国古代,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在事实上的匮乏,以及普遍文盲的不可避免性,能否获得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便构成了等级差异的象征标志之一;另一方面,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同时延伸为日常生活方式与道德水准的等级差异,而后两种差异又被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所强化,使得读书人出身的官僚(也包括司法官),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当中一个有着内在优越感并能够得到整个社会认同的较高级阶层,由此也使得当时的司法官获得了全社会性的权威。
  (一)文盲时代:基础教育、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一体化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文盲占主流的社会。文盲的普遍存在,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形态有着重要的关联。中国古代的经济并不发达,还不足以支撑普遍的义务教育。而且,由于印刷术不发达,书籍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稀缺品,这导致并非任何人都有机会占有和学习文献。反过来说,对于书籍这类稀缺品的占有,在当时就构成了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即使有所谓的官学,其对于整个社会的覆盖面也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唐代官学的覆盖范围极为有限,以教育较为繁盛的贞观年间为例,尽管李世民声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中央官学国子监早期各类学生只有3260人,后期最多也才达到“八千余人”,并且即使这般情况,在史书上还被称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1]还有学者进行统计后指出,唐代开元年间,地方官学中的学生总数不过才六万多人。[2]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能够有机会入学者仍属少数,一方面,中央官学太学实行“三舍法”,规定“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而地方官学的规模仍然极小,例如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3]因此,大部分基础教育还必须依赖于民间,但在物质贫乏的农业社会当中,民间力量也是不足以支撑普遍性的基础教育。
  由于基础教育不发达,中国古代社会必然是一个文盲占主流的社会。根据可以获得的信息,有学者推断,在19世纪80年代的清朝,男子的识字率大约为30%~45%,女子的识字率大约为2%~10%,平均约为20%左右。[4]由此可知,那个年代能够识文断字者必然属于少数。即便到了开始推广普遍基础教育的民国时期,能够接受基础教育的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根据卜凯对民国时期22个省份的抽样统计,大约有45%的男性和2%的女性曾上过几年学(将上过新学或旧学的都算在内),总体识字率大约为30%。[5]而且,我们还能够推测,由于不同于今天对基础教育之质量和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民国时期,基础教育的质量一定比较低。虽然我们无从知晓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具体水准,但根据对民国时期的统计,当时96%以上的入学者仅达到小学水平。[6]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尽管在整体上是一个文盲社会,但却是一个在社会意义上整体“通透”的世界,是否能够识文断字,并不构成法律意义理解上的巨大障碍。以识文断字为内容的基础教育,同时也是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也同样可被视为法律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无论是针对读书人还是针对不识字乡民们的教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时也是在传达国家法律的社会意义,法律教育与基础教育、道德教育是一体化的。
  自西汉武帝以来,政府在中央与地方层面都设有官学,并以儒家经典教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如《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尚书》《春秋》《孝经》《论语》等是政府长期推行的稳定的教学内容。除官学外,民间也普遍设立私学,而私学当中用来教学生们识字的一些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也基本内含了儒家经典教义的基本精神。[7]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自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儒家化,出礼入刑,礼法合一,上述以学校教育为形式的教化,同样也可被视为一种法律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基础教育就是常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再加上当时法律与道德尚未充分分化开来,基础教育就同时容纳了法律教育。
  而在中国古代的乡村地区,即便大多数人不识字,但士绅与乡约也构成了向文盲们传授儒家伦理道德的机制。一方面,地方上的士绅作为有教养的读书人,实际上也是那些未读过书的乡民们了解正统礼法的中介,乡绅能够通过其对纠纷的排解与借用日常语言的说教,来对乡民们进行教化。[8]另一方面,乡绅所主导制定的乡规民约及其规范实践,也是那些不识字的乡民们接受儒家伦理教化的重要机制。例如历史上著名的《吕氏乡约》中写道:“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9]其内容与儒家的各种核心理念(如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也是融贯相通的。由于中国古代采取“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国家伦理是对宗族伦理的模拟,不识字的文盲们也许不懂得国家的大道理,但懂得乡间与之在原理上类似的家族小道理。不论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还是目不识丁的荒野村夫,他们对于儒家教义的那些核心理念都并不陌生。与此相应的,不论是读书人,还是文盲,也都知道中国古代刑法所禁止的谋反、对皇帝大不敬、对长辈不孝不敬、打伤杀伤长辈、杀人、盗窃、通奸等行为是违法的,也能够理解这些禁止性规范在社会秩序与人伦道德中的地位与意义。
  另外,通过中国古代司法官们所写的判词,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说教。例如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案例大多充满生活气息,户婚田土、贪赃枉法、人伦道德之类的案件占据多数,而且多使用道德修辞。[10]这些判词背后的意义,是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常识一以贯之的。普通大众不需要专门学习法律,法律就是道德常识。在这样一种不同社会领域之间意义相互“通透”的世界,规范体系以及对这种规范体系的教育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常识、道德与法律相互贯通,人们对各种规范的理解因此是直觉性与常识性的。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涉及规范与审判的各种说唱文学、戏剧、通俗小说,实际上与正式的国家法在意义上也是相互贯通的。这些规范的表达内容并没有脱离常识性的世界,都是以一种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达法律,如包公系列戏剧、岳飞系列故事、杨家将系列故事等等。[11]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背后的理念,仍然是多数人所熟悉的忠孝仁义之类,所涉及的法律叙事,和实际的司法审判内容与程序也相差无几。文学化的普法教育之所以可能,其原因就在于法律在当时并不是只有专家才能掌握的知识,而是一种通俗化的知识,因而能够以每一个人都津津乐道的方式表达出来。
  故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没有法盲的问题,只有文盲的问题。人们所需的道德知识与法律知识,都主要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与直觉,所以基本上无需进行专业的法律教育。不论是读书人还是文盲,在理解中国古代司法的“公道”上都不存在明显的困难。“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老话,能够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官员并不享有解释正义的特权,官员对于法律的解释,必须契合作为每个人道德直觉的“公道”,正如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对情、理、法融会贯通的强调。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亦即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在理解法律上并无明显的知识水平差异,那么中国古代的司法官们又是如何树立其权威的呢?
  (二)文盲与司法权威的等级化特征与全社会指向
  中国古代的司法官们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也必须能够展示自己的过人能力与品质。而这主要是通过“文盲/读书人”这一对差异化的社会范畴以及相关制度的设置得以实现的。在普遍文盲的中国古代,识文断字本身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的象征标志与少数人才享有的文化资本。由于教育资源匮乏,任何教育模式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还隐含了对于受教育者在社会结构中等级地位的界定,故而,是否能够接受教育,便以其特有的“稀缺性”构成了一种特定阶层的文化资本与身份标志。[12]教育资源的分配与知识结构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群体呈现为不同的社会权威。尽管文字在依赖于面对面互动的乡村社会当中未必有用,但能够识文断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一位读书人可以不懂得种田的知识而不被认为低人一等,但反过来,如果一位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则变成了愚昧的表现。[13]在文盲的时代,认过字、读过书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因其稀有,所以珍贵。教育资源属于“稀缺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衬托出读书人作为“上等人”的社会属性。甚至在民国时期,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种残留。例如鲁迅在其所写的著名短篇小说《孔乙己》当中,就提到孔乙己作为没落文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仍然试图保持读书人的尊严,且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当别人指责他偷书时,孔乙己辩解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14]这固然是小说中的虚构,但这种在今天看来有点迂腐的优越感,也能够反映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无论在其自我认同还是在社会认同中都属于等级比较高的社会阶层,只不过到了传统等级秩序观支离破碎的民国时期,才显得有点光怪陆离。毫无疑问,读书人在面对芸芸文盲时,必然也会为自己所享有的那种权威增色。由于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基本都是从读书人当中选拔,故而他们在古代社会当中必然不乏威信。
  基于“文盲/读书人”之区分的等级制司法权威,还受到了科举制度对其的强化。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中阶层上升渠道狭窄,相对公平的科举几乎是寒门子弟进入上流社会的唯一通道。于是,科举在上升机会贫乏的中国古代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它使得中国古代科举出身的司法官能够集学问、道德、地位、财富、权力等社会优势于一身。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政府规模往往都很小,即便开科取士,能够被录取者也属凤毛麟角,再辅之以各种对于读书人和及第者的优待,于是读书人出身的司法官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也被赋予了极为优越的等级地位与权威。例如,明代的科考录取率非常之低,乡试的录取率一般才10%左右,而会试的录取率大概也才8%多一点。[15]在清代,各省的乡试中举名额每年大概在40—70人之间,每年会试录取的人数,全国总共大概在200—300名之间,分派到各省,少则只有几名,多则也不过三十几名。[16]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文盲率,以及并非任何识字者都有机会参加科考,那么相较于巨量的总人口数,这些通过科举胜出者在人数上显然是微乎其微的。根据何炳棣的粗略统计,在明代的不同省份,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总数,多者如福建有428人,少者如广西仅59人,而在清代的不同省份,这一数目更少,多者如浙江有130人,而少者如安徽只有41人。[17]而且,尽管在隋唐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科举基本向所有读书人开放,但一场县考就足以花费掉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全年的生活费,能够支持“十年寒窗”苦读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经济能力比较强的家族,例如地主、商贾、将领与官宦。[18]而科举及第后的待遇也非常优厚。及第之后可以免除赋役,例如唐代姚合在其所写的诗歌《送喻凫校书归毗陵》中有云:“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而在明代,根据《明会典》的规定,从一品官员到九品官员,以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都有减赋的优惠。[19]在清代,乾隆元年发布上谕,规定“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20]当然,最重要的是科举及第后被授予官职,“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21]提供了进一步获得高官厚禄、升官发财的丰富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文盲时代,科考及第者会被视为人中龙凤、世之翘楚,享有无上的荣光与声名,不仅可以闻达于士林,而且能够光耀门楣、显宗耀祖。例如,唐代有谚语称:“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22]唐代诗人王建有诗云:“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送薛蔓应举》);元代诗人高明也写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琵琶记》)。这种荣耀也是那些普通百姓们梦寐以求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类的社会信条可谓妇孺皆知。在文盲占主流的中国古代社会,读书机会之有限、阶层上升渠道的狭窄、官员从读书人当中选拔、科举竞争之激烈以及科举成功所带来的巨大荣耀与财富,赋予了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在学问、道德、财富、权力与地位上的所有优点,并形成了整体性的巨大社会权威。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将这种权威放在公堂之上,那么这些万里挑一的读书人是能够为大多数民众所信服的。
  虽然我们今天无从调查中国古代的民众对读书人以及读书人出身的司法官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更无法去亲身体验这种权威,但通过中国古代某些关于儒生的小说,我们仍然能略窥一二。例如在《儒林外史》一书的第三回中,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虽然大字识不了几个,但对读书人极为崇敬,当范进考取秀才后,胡屠户规劝范进要“立起个体统来”,不应再与那些“做田的”“扒粪的”的平头百姓“拱手作揖”或“平起平坐”,并且认为“做老爷的”都是“天上文曲星”“方面大耳”,而范进中举后神志癫狂、胡屠户前倨后恭、街坊邻居众星捧月的情节,更能够说明读书人,特别是中举的读书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胡屠户对于读书人虽极为崇敬,但也颇为畏惧,当张乡绅到范进家道喜时,胡屠户却“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23]对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威严的衙门大堂上,这种敬畏感也是存在的。虽然《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但其反映出来的社会风气应该是真实的。实际上,读书人享有的这种荣耀,在民国时期仍然犹存。例如历史学家李敖就回忆道,其父亲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回东北任教,当时的军阀张作霖逢孔子诞辰日便脱下军装、穿上大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并对老师们说:“我们都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24]又如费孝通提及,乡里发生纠纷要调解,而当时正住在乡下的他也被邀请参与其事,费孝通就此段亲身经历写道,这“在乡民看来极为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25]很显然,民国时期的乡民还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像费孝通这样一位接受西式教育的人类学家,其实并不当然就具备解决乡土社会纠纷的能力,但读书人作为较高社会阶层的余威犹存。
  而且,这种权威还是一种针对全社会的整体性权威。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一种类似于卢曼(Niklas Luhmann)所说的由不同的阶层构成的“分层式社会”(stratified society),这种社会分层具有多元化的功能效果,[26]亦即阶层划分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都是有效的,但这也阻止了其他社会领域的功能分化。中国古代“分层式社会”的权威模式与现代社会很是不同。在现代社会,那些在科学领域备受尊敬的科学家,未必在经济、政治、法律、人文知识等领域就会受到同等的尊敬,科学家与农民打起官司来不会受到特殊的优待,政治家变成了权力的掌控者,但不再是道德权威。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读书人出身的司法官的地位与权威,能够凌驾于其他功能权威之上(例如农民阶层、手工业者阶层与商人阶层),正如在“士农工商”当中士居其首。士大夫的权威并非仅仅存在于士大夫群体内部,士大夫实际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中心、权威和表率,其功能是“集合性”的。士大夫作为科举及第者,他们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作为地方士绅,他们是调解宗族纠纷的道德权威;作为家族族长,他们还是家庭经济的组织者。士大夫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此种分层关系具有“一般性意义”(general implication),而这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因为教育或科举,甚至即使某些士大夫所拥有的财富不如其他阶层,但只要拥有前述那些核心指标,其地位就会高于其他阶层。[27]故而,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享有一种普遍性的地位,一名商人不会因为其所拥有的财富超过读书人,其地位就会高于后者。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高阶层与低阶层之间在各种优势资源的分配上是不对称的。这不仅体现在着装、行为、住所等方面的日常生活要求上,也体现在法律地位、知识、财富的掌控上。在“分层式社会”当中,大部分评价标准中的较好一面都集中于较高的社会阶层,[28]读书人或士大夫在受教育程度、道德素质、受尊敬程度、政治地位与财富上都优于其他社会阶层。而且,在价值观比较单一的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的评价标准也是单一的,只要能够晋升至较高的阶层,那么就可以在全社会获得较高的地位与权威。由于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在意义上的连贯性与通透性,各种类型的教化都主要是以能够体现这种单一评价体系的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由此形成的风尚与素养以及相应的社会阶层划分,也是妇孺老少都能够理解与认同的。
  综上所述,在法律与其他社会领域尚未分化、阶层界限鲜明的中国古代社会,我们有理由相信,读书人所具有的这种等级制权威,必然也会延伸至法律领域。无论是在正式的公堂上,还是在乡间的调解中,那时的读书人都会享有一种凌驾于所有其他权威之上的权威。
  二、法盲时代的法律教育与司法权威
  我们今天虽然解决了文盲问题,但法盲问题却永远无法解决。今天的大部分人虽然都能读书识字,但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高度功能分化,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变成了法盲,法律也失去了其与道德或其他领域在意义上的通透性,人们对法律产生了陌生感与异己感。而各行各业的等级制权威也失去了对全社会的效力,传统意义上以道德立身的知识分子,不再拥有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权威了。时代的这种变迁,在当代中国也产生了特殊的司法信任危机。
  (一)法盲时代:法律教育与基础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分化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基础教育、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综合体,那么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教育则与基础教育、道德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化。
  这首先是因为现代法律知识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基础教育的承受能力。现代法律知识体系包罗万象,其所涉及的社会纠纷,远不限于刑事犯罪与“户婚田土”了,而是还涉及大部分人平常很少接触的证券、金融、保险、反垄断、知识产权等。即便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要想对这个庞大法律体系有全然理解与认知,也已经变得不可能。[29]在法律系统内部,专家之间也变得“术业有专攻”,一位法律专家往往也只能做到对某一领域法律知识的熟练掌握。
  其次且更重要的是,现代法律制度背后的理念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常识,早已没有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的那种不同社会领域意义上的通透性。[30]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现代法律制度日益强化以形式化、理性化与抽象化为特征的功能逻辑,但这导致了对日常生活语境与传统道德文化直觉的疏离。现代法律制度也因此脱离了日常语言代码,形成了自身的意义系统与语言系统。判决书中所使用的语言再不是任何识字者皆可轻易解读,而是必须经过系统、专业的训练才能对其真正理解。当我们强调要让群众“懂法”“知法”时,我们似乎都忘记了如下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现代法律制度变成了一种“脱域机制”与“抽象体系”,[31]其早已脱离以时空上的“在场”为特征的地域关联与时间关联,成为一种不再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的制度体系。与建立在面对面互动基础上的“当面承诺”不同,现代法律系统所赖以建立的专家知识与象征符号体系,是一种直觉经验难以验证的“非当面承诺”,[32]不再属于普通大众所熟悉的那种充满道德温情的日常生活。现代法治体系有两大制度承诺:法条主义与程序正义。对于由此形成的以逻辑上高度严谨的法律条文与形式上严格对称的程序标准为代表的抽象法律符号体系,人们就很难通过其既有的朴素的日常生活常识来判断其合理性。法条主义认为公正就是依法办事,法律的稳定性价值应高于其他价值,法律在被修改之前都应当得到遵守,而个人利益应当为此作出一定的牺牲;而程序正义则认为,即便实体性结果难以令人满意,只要程序是正当的,那么就都应去接受。很显然,这些来自西方的法律理念所提供的那种高度抽象的制度承诺,如果放在中国古代强调情理法融会贯通的语境中,则会变成一种冷漠无情的存在,其和中国传统的道德直觉与规范意识格格不入。特别是,程序正义向来被当成多元化社会中不确定的法律决定之正当化依据,但有学者的经验调查表明,我国民众对于程序正义的敏感度不高,程序公正与否,对于民众对法律人的信任并无显著影响。[33]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热点法律案件中,例如湖北邓玉娇案、浙江钱云会案、杭州胡斌案、西安药家鑫案等,我们也会发现,即便适用的法条与程序都没有问题,也仍然会遭到公众“鸡蛋里挑骨头”式的盲目质疑。
  上面的论述意味着,大多数人与现代法律系统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信息与知识不对称,普通大众也很难去透彻理解大部分法律过程与结果的合理性,而现代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示出来。以“人民满意”为宗旨、充满道德与人性关怀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如果还有效的话,那也仅仅限于少数认知成本比较低的道德纠纷,它对于大量的非道德性纠纷也已变得无能为力了。故而,现代法律制度要想主张自己的合理性,并不能以日常生活中通用的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作为自己的意义载体,而必须使用专业的语言。
  职是之故,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教育必须和基础教育与道德教育加以分化,进行系统的训练,而普法教育在现代社会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功效。虽然我们在大学里面都会开设法律基础通识课,但其中所能够传授的法律知识只能算是“皮毛”。虽然很多政法机关都有各种在街头开展的法律咨询活动,但这类活动只是杯水车薪。新闻媒体也有关于法律的宣传与报道,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普法节目,但这些节目都必须以引人入胜并带有侦探小说特征的故事来间接地普及法律知识,其能够传达的法律知识范围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大多数都是诸如杀人、抢劫、强奸、欺诈、婚姻、财产之类不脱离日常道德常识的案件或纠纷,而不大可能触及那些专业的法律问题。此外,现代社会也有各种涉及法律的戏剧与文学,例如各种警匪剧、反腐剧和悬疑剧,但其内容大多也限于刑事犯罪与道德过错,偏向于认知成本较低的道德主题,失去了其与现代法律制度之间的意义通透性。
  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大多数人都变成了法盲,当然更不用说那些不识字的文盲了。现代社会中的法盲不仅体现在对于法律规范知识的匮乏上,而且也体现在对于法律意义的隔膜上。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在现代法律制度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不知法不免其责”,而这在西方体现为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对法律的无知不是借口”(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34]甚至就执法者而言,对于法律的无知,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避免的。[35]但法盲不能构成免责的理由。在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中,更无不知法可以免责的案例。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要避免违法者以此为借口来逃避法律责任,更主要的是因为法律知识的复杂性已经使得大多数公民不可能实现对其的充分认知与理解了。现代社会中的法律通常都会被公布,公布法律的目的无非是要让公民知法,但法律即使被公布了,大多数人也是“睁眼瞎”,他们既没时间也缺乏理论知识去对法律加以阅读与理解。因此,现代法律制度只能不考虑公民是否知法,不知法也不免其责。
  尽管现代法律制度被认为是一套理性化的制度体系,但在法盲社会中,我们已经不可能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知了。法律论证可被视为获得公民理性认知的一种努力,其实际上假定了这些法律运作能够获得外行公众与当事人的理解与认同。而由于现代法律制度在知识与意义上的高度复杂性与抽象性,这些机制是否能够得到外行的理解与认同其实是非常存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律论证对于树立司法权威而言并不重要。按照卢曼的观点,法律论证是法律系统使自己确信、使自己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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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Georg Kneer、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版。
  {4}[德]尼克拉斯·鲁曼:《对现代的观察》,鲁贵显译,台北远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
  {5}[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7}熊明安、熊焰:《中国古代教学活动简史》,重庆出版集团2012年版。
  {8}赵家骥、宋大川、张汝珍:《中国教育通史:隋唐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 Paul Matthews,“Ignorance of Law is No Excuse?”, Legal Studies, Vol.3, Issue 2(1983).
  {10} Niklas Luhmann, Theory of Society, Vol.2, translated by Rbodes Barret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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