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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评析
【作者】 张君周【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国际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定罪后DNA检测;无辜者保护;科学证据;立法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5
【页码】 78
【摘要】 随着错案披露数量的增加,DNA检测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证实。美国各州意识到必须进行定罪后DNA检测立法。司法部采取了相关的调研,随后,立法活动在各州全面展开,2004年《无辜者保护法案》的制定标志着立法进入成熟阶段。在此过程中,涉及对检测动议申请权的宪法属性探讨,律师帮助权以及法官看守职责的分析。迄今为止,立法DNA检测取得较好的效果。研究这一立法历程及其理论争议,既可以了解近十年的法律变革,也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
【英文摘要】 With the revelation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misjudged cases,the significance of DNA testing has been further confirmed and all states in the U. S. have realized the necessity to adopt the law on “post-conviction testing”.After the relevan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es started to adopt the law. Legislation reached a mature phrase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Innocence Protection Act” in 2004. In this process,experts discussed the constitutional nature of the right to put forward the DNA testing request, access to lawyer, as well as the judges’“gate-keeping function”.So far,the effect of legislation is satisfying. Studying this legislative expevience and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in this area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legal reform in U. S. in the past decade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s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4609    
  2007年3月,DNA检测结论排除了拜伦·哈克西的犯罪可能性,他等了19年获得无罪释放。哈克西的释放标志着美国凭DNA翻案的无辜者超过了200人,[1]DNA检测在其中起到最关键作用,“通过提供前所未有的、确凿的鉴定证据影响着法律的结果”。[2]但是,新技术要获得运用,必须有制度设计的保障。进言之,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最直接、明确地弥补司法体系的缺陷,让无辜者找到重获自由的法律途径。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产生、发展、变革的历程,尝试阐明其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期望对我国相关立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 定罪后DNA检测立法
  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无辜者工程”的推动。该组织自1992年成立以来,利用DNA检测证实无辜的罪犯的人数与日俱增,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对刑事司法体制的关注。随着研讨的深入,公众的关注点已从错案如何产生转移到无辜者如何获得援助,毕竟“合法地对实际无辜者处以死刑是宪法不能容忍的事件”。[3]因此,司法研究所与各州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立法运动。
  (一)立法的准备阶段:司法部的调研
  立法之前已有不少社会研究机构对错案进行收集、披露以及分析其形成原因。其中,以美国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的两份报告最具影响力。一份是1996年出版的有关28位囚犯通过DNA测试无罪释放的报道,标题为《陪审员定罪,高科技释放:定罪后通过DNA证据证明清白的案例研究》。当时,美国首位女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深受报道的震撼,要求司法研究所通过错案分析,提出应对方法,最大程度发挥DNA技术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价值。据此,司法研究所于1999年9月发布了《定罪后DNA检测:操作要求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分为八章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申请者、被害人、检察官、律师、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法官在DNA检测申请中的不同角色,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同时详细地分析了申请中的法律问题以及生物技术问题。[4]《建议》还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极具价值的解决方案。这份调研资料最终成了立法参照的蓝本。其有关检测动议申请标准、期限、贫困申请者的援助以及检材的提取与保护等内容都直接反映在各州立法中。
  (二)立法的展开阶段:1998-2002年美国各州的立法
  伊利诺伊州及纽约州分别于1998年、1999年[5]率先制定了定罪后DNA测试的相关规则。随后,其他州也着手立法,他们相互借鉴立法经验,尝试新的措施,意图形成系统的DNA检测机制。2000-2002年立法达到高潮。截至2003年,已有30多个州制定了相关法律。其中,除了夏威夷、爱荷华州以及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以外,均已生效实施。[6]立法通常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方面进行规定。内容涵盖了申请动议的资格限制、案件类型的限制以及申请时间的限制、申请者在驳回申请后如何救济等诸方面的要求,此外还包括动议申请应当达到的标准。如法官审查动议中列举的法定的五方面陈述,判断是否达到“表面充分”标准。而且,这些规定还随着实践的检验不断做出调整。
  (三)立法的成熟阶段:联邦《无辜者保护法案》的生效
  在各州进行立法的同时,参议员帕特里克·利亚伊(Patrick Leahy) 2000年首次向国会提出《无辜者保护法案》(The Innocence Protection Act)。其目的在于“预防对错误定罪者实施刑罚,树立公众对刑事司法体制的信心,同时防止由于真正的暴力重刑犯在逃而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7]此后,在第107届国会上,15名参议员与一百多名议员再次提起了《无辜者保护法案》o 2004年第108届国会全票通过了《无辜者保护法案》,并经布什总统的签署正式生效。
  2004年《无辜者保护法案》内容包括申请者的资格,申请的期限、检测结果不利时法庭对申请者的处罚、销毁生物证据的条件以及国家错案赔偿等内容。其中,特别设置了“Kirk Bloodworth[8]定罪后DNA检测补助计划”,这为各州提供了资金援助。同时,针对司法实践中律师工作的失误,法案要求为死囚提供“合格的法律代理”,并通过立法提高了联邦政府国家赔偿的最高额[9]虽然针对某些问题(如申请期限、滥用申请权的处罚)仍采取严格的限制,但是《无辜者保护法案》历经多次修正,较之州立法已倍显成熟。同时,法案也成为美国死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立法,这标志着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进入成熟阶段。
  二 定罪后DNA检测立法理论
  由于DNA检测的申请、实施以及对检测结论的审查判断涉及申请者的基本权利与法官的职能,在立法过程中相关理论问题成了讨论的热点,所涉内容主要包括:(1)有关提起DNA动议的权利属性问题;(2)贫困罪犯是否有权获得律师援助;以及(3)面对DNA证据,法官如何履行“看守职责”。
  (一)动议申请权的宪法属性
  关于定罪后申请DNA检测是否属于行使宪法权利,有些判例肯定了该权利的存在。如People v.Callace案,法庭判决认为“根据宪法中证据开示的规定,有权依据新证据撤销原审判决”。[10]Jenkins v.Scully案中,法官也认为“根据人身保护权的规定,州应当提供DNA检材证据”。[11]也有一些案件持相反态度,如Ohio v. Wogenstahl案。[12]
  这些争论中,Brady v. Maryland案的观点颇有力度。在Brady案中,上诉法院认为“无论是在审前还是在审理中,被告有权获悉州所得知的无罪证据,这是一项宪法权利”。[13] Brady判例为定罪后获得DNA检测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借鉴标准。于是,一些法院将“获知无罪证据是被告的宪法权利”直接适用于定罪后申请DNA检测的案件。如发生在1990年的Matter of Dabbs v. Vergari案,[14]当时申请者要求做DNA检测。控方则认为定罪后开释不属于纽约州的法定权利,但是,法庭根据Brady规则批准了申请,确认“[A]州所获知的无罪信息应当告知申请者,这是他的一项宪法性权利……”[15]此后,罪犯提出DNA检测申请的权利逐渐得到认可,在各州获得了法律上的肯定。
  (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律师协助是另一备受争议的理论问题。如果说申请检测是“正当程序”下获知有利证据的宪法要求,那么,“贫穷的被告有权获得有效律师帮助”的宪法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定罪后的囚犯。早期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持反对态度,认为:“审判后,贫穷的囚犯没有自动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因为,定罪后的程序在实质上属于民事程序,而不是刑事程序的一部分。”[16]但是,对于多年旧案,没有律师的代理,申请难度非常大。同时,在押犯人还可能因为缺乏法律知识,错过了提出再审动议的诉讼时效。因此,很多穷困的罪犯只能寄希望于律师的自愿帮助,或者某个援助团体的参与。但是,从事公益事业的律师毕竟是少数,“无辜者工程”组织也是能力有限。曾有美国学者感叹“如果审判阶段死刑犯的辩护律师不称职,定罪后法律又不能保障其在提起再审时获得律师的协助,那么具有保护功能的法律制度就是两次将死刑犯拒之门外”。[17]所以,州与联邦政府在立法时应当为贫困的申请者指定律师,有效保障其权利。
  (三)法官的看守职责
  根据普通法的要求,法官应当依法审查证据的可采性。面对DNA证据,法官也应当履行“看守职责”。法官的看守职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DNA证据的采纳标准。目前,许多州明确规定了DNA检测结论具有可采性。可以说,“在不超过十年的时间里,DNA类型检验已经从一套新颖的方法转变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经过仔细研究的适用于法庭的科学”。[18]当然,对于新的检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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