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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和社会科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外后果
【作者】 陈力【作者单位】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2(第5卷)【页码】 165
【摘要】

借助一件公众热议的刑事案件并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本文考察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基层司法中的实际运行情况,认为是当前社会的司法环境与案件特点的共同挤压塑造了基层刑事司法量刑轻缓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当反省简单回应政治形势的司法裁判思维,检讨现有的法院内部管理设计,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以避免法官功利或片面理解适用司法政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4899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当今中国刑法制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已引起刑法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共同关注。不少学者和司法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考察和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与既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关注这项刑事政策在基层司法中的运行情况和实际效果。借助一件备受公众热议的刑事案件,本文从微观层面出发对基层刑事司法运作及其社会根源进行了考察和梳理,并收集一家基层法院最近五年的司法数据,同时辅以访谈和问卷调查对结论进行了验证。我发现,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严格依照刑法、刑诉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该严当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1]但实际上,目前基层刑事司法已经出现量刑轻缓的趋向。这种趋向的背后既交织着司法对政治形势的简单回应和法院内部管理设计的连锁反应,又通透着基层法官在现实司法语境下面临的诸多正式与非正式的制约,以至于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有意无意地误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进一步的分析后,本文特别提醒,急功近利或者不加辩证地理解适用“宽严相济”和其他司法政策,只会产生那些我们看来在一个整体有效的司法制度中不可欲的后果。
  一、廖婷婷案
  我使用的案例是2008年初在全国轰动一时的孪生姐姐捂死精神病妹妹案(廖婷婷案)。鉴于行文主旨,我分析的是该案的一审判决。被告人廖婷婷与被害人廖娟娟系孪生姐妹,案发时均不满20岁。2001年,廖娟娟患上狂躁型器质性间歇性精神病,经多年治疗未能治愈。廖娟娟患病期间生活无法自理,一直由母亲和姐姐负责照料。2007年8月,廖娟娟病发被家人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8月22日凌晨,廖婷婷利用病房陪护的机会,用枕头将廖娟娟捂死在病床上。3时许,廖婷婷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投案。据廖婷婷交代,捂死妹妹是为了一家人都得到解脱。后经法医学鉴定廖婷婷患有抑郁症。2008年2月26日,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廖婷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一审法院量刑的理由是:
  被害人廖娟娟系被告人廖婷婷的孪生妹妹,被告人在犯罪时正患抑郁症。对其妹妹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科刑;且被告人在犯罪时正患抑郁症,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加之,被告人廖婷婷认罪态度较好。综合以上情节,法院对被告人廖婷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
  这是一份声称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判决。在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中,除故意杀人罪之外,其他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法定刑都是从轻到重排列;唯独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是由重到轻排列。这种立法表述明显体现了对故意杀人罪应当首先考虑判处死刑的立法意图。[3]一审量刑不仅和“杀人偿命”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常识(甚至不仅是法律常识)相差甚远,还对杀人者适用缓刑。时下的缓刑给人什么印象?一位网民在博客中评价法院对华南虎案被告人周正龙适用缓刑时这样说,“就跟没判一样……没事儿人似的”。正是这两种可能判若云泥的人生际遇,让本来就是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宠儿”的廖婷婷案在一审宣判后再次成为民间坊里茶余饭后的谈资,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对一审量刑是否适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说,姐姐捂死妹妹获轻判将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4]支持者说,廖婷婷情有可原,法院量刑适当。[5]与此同时,判决在司法系统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这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也极少见地就个案发表意见,称“判得轻了”。[6]种种评论,非止一端。今天,事过境迁,我也不打算再做这道非此即彼的判断题,因为本文的要点不是探讨个案裁判。我倒是可以理解一审法院的量刑—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我发现,办案法官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得出“判三缓五”的结论。
  (一)缺乏复仇愿望的支撑
  刑法是人类生物性报复本能的产物,[7]报复是刑法制度重要的制度功能。苏力教授在《复仇与法律》一文中对此曾有相当精致的论证。一般来说,对犯罪分子,特别是直接侵害自己利益的犯罪分子的切肤仇恨,是人们要求公权力对之加以严惩的直接动力。这种诉求往往在暴力犯罪案件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即便是在发达如今天的文明社会,不论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以听见“苦主”要求把凶手“千刀万剐”的声音。他们觉得施加于罪犯的刑罚越重越好。[8]然而,廖婷婷案与我们日常碰到的绝大多数杀人行凶案件不同。由于悲剧发生在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庭内部,所以该案并没有家属要求法院严惩凶手的呼天抢地,反倒是被害人(也是被告人)父母、亲人恳请法院网开一面的场面尤使人感到“亦可悲悲戚戚”。[9]这是一种很简单,也很合情理的利益算计:疯女儿是需要不断投人且没有任何回报的负资产,她的存在是家庭纯消耗。不能因为结束她的生命而把另一个女儿搭进去,这样就成了“才出狼窝又进虎口”,风雨飘摇的家庭经不起这种打击。因此,廖父一再表示“放弃追究廖婷婷的刑事责任”。[10]在审判实践中,被害人一方是否宽恕、是否继续追究是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廖婷婷案中根本没有复仇愿望的被害人家庭不仅不会要求法院通过严刑峻法来还他们公道,反而是“放弃追究”。法官趋重量刑的决心显然缺乏动力支撑。
  (二)遭遇民众判断的压力
  来自民间的压力是促使法官量刑轻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廖婷婷案审理中和一审宣判后的一段时间,翻开报纸、打开网页,但凡是涉及廖婷婷案的新闻几乎都充斥着同情的笔墨。选择性报道和偏见动员是大众传媒惯用的操作伎俩。经验表明,越是缺乏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人群,越是容易接受偏见动员,并且也更加感性和情绪化。因此,尽管有些故事很有可能来自廖家亲友的臆造,但是却很快汇集起了民意的滔滔巨浪。检察机关抗诉后,网络和地方上汇集的“民意”更是到了“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11]的地步。我相信这些民众都是善良的,接受“帮助妹妹解脱”远比接受“让自己和家庭解脱”的说法来得温情脉脉,所以民众对廖婷婷案自有其独立于法律意志和法律思维的判断。哪怕后者更加贴近“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古训,也更加贴近案发后廖家的实际命运(想想廖婷婷在一审宣判后即被取保,想想什么叫“长痛不如短痛”)。面对地方上的群情耸动,当地法院不可能不为之所动。哪怕法院领导和办案法官不看报、不上网,但只要他们生活在案发地那种半熟人社会的狭小县城里,就不可能躲开外界舆论的影响。判决被民意挟持的可能性较之其他刑事案件只高不低。
  (三)基于评价因素的考量
  当前的司法环境要求法官在裁判前尽可能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裁判结果会不会给法院工作带来被动也是法官必须掂量的内容,否则就有可能被戴上“机械适用法律”的帽子。廖家由于有舆论支持,不会轻易接受“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判决结果。事实也证明,一审后廖家对检察院抗诉的反应十分强烈,不仅奔走人大、妇联寻求援助,而且征集当地群众签名上书向二审法院施加压力。不难想象,如果一审法院此前“重判”廖婷婷必将制造新的“涉法上访缠访户”,紧接着的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更会陷法院于尴尬境地。相比之下,选择轻判的风险就要小许多。因为“轻判”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检察院抗诉,而抗诉:一是不对法院审判工作产生直接的负面评价。因为在该地区法院系统的审判质量效率评估指标体系中,“抗诉率”不是独立的质量指标。[12]二是不容易成功。法院内部的案件请示制度可以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不一致作某种程度的削减,进而在案件实体处理上达成默契。
  二、有待验证的假设
  按照这样的理性逻辑和利益逻辑,“判三缓五”对一审法院来说无疑是最优策略。然而上述分析隐含了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量刑轻重与复仇愿望的强烈程度成正比。被害人一方的复仇愿望越强,法官量刑就趋重,反之则趋缓。第二个前提,法官趋重量刑要受地方舆论的干预和影响。民意通常只接受对他们认为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危害较大的犯罪分子处以重刑。[13]第三个前提,作为“经济人”的法官会根据趋利避害原则作出判断,避免不适当的判决给自己带来麻烦。因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有可能影响自己福利的取舍中作出选择时,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案,而不是相反。[14]上述三个前提构成下文分析的基础。
  对照廖婷婷案,反观今天的基层刑事司法,我发现,无论是从被害人的报复欲、民众对刑罚的接受程度,还是从法院管理的制度设计来看,法官在处理绝大多数刑事案件时都面对与之相同的司法环境。这个环境中林林总总的正式与非正式制约因素客观上限制了法官的法律思维和实践理性,可能使他们狭隘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带着明显的“宽”的偏好,也就会得出与廖婷婷案相类似的量刑结论。当然,如同本节的标题,这仅仅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还需要用更充分可靠的证据来对之进行证实或者证伪。
  三、实证调查的情况
  囿于作为论据的案例或数据通常只能直接反映受调查对象的情况,所以实证调查需要尽量补充不同法院的材料。样本数据来源于G法院,它坐落在中国西南S省的省会城市C市(顺便一提,廖婷婷案的一审法院地处C市下辖的某县级市)。我使用的数据来自G法院2003年至2007年五年间的司法统计,统计软件不支持的数据项则通过抽取案件卷宗查阅后完成采集。在收集司法数据之后,我还对法官群体进行了关于刑事司法的问卷调查。接受问卷的法官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在G法院审判部门工作的一线办案法官(以下称G法官);一类是在S省法官学院进行审判业务培训的省内各地基层法院法官(以下称培训法官)。这种“由此及彼”发散开的调查安排是为了让分析更具说服力,结论更具一般性。
  (一)样本数据
  表1是G法院年度受理案件和刑事案件受结案的情况反映。同大多数基层法院一样,刑事案件在G法院每年受理案件的总数中只占很小比例,并且由于法院地处治安状况较好、刑事案件发案率较低的C市城南新中心,这个比例就更小,长期在10%左右徘徊。表2将G法院年度平均结案率与刑事案件结案率作了对比。它显示G法院处理案件的效率很高,不论是年度平均结案率还是刑事案件结案率都始终维持在90%以上,且刑事案件结案率往往还高于平均水平。表1、表2是对基本面的介绍,目的在于使我们对G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留下初步的印象,并支持后面的分析。
  表3对G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的主要类型进行了统计。五年中盗窃案件的数量最多,共处理了512件/613人;其次是“两抢”案件,共处理了243件/302人;列第三位的是故意伤害案件,共处理了87件/102人。统计结果说明,G法院刑事审判的主要工作是审理“两抢一盗”等传统多发案件。故意杀人、放火、绑架、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的数量极少。当然这也不能仅仅归因于G法院所在区域良好的治安状况,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刑事诉讼法》中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一审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进一步把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大、情节比较恶劣的刑事案件排除在基层法院大门之外,G法院的刑事法官与它们基本无缘。表4是按量刑情况对被告人作的分类统计。在全部判决中,对26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占2.5%;对125人判处3~10年有期徒刑,占12%;对548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占52.8%;对215人判处拘役,占20.8%;对108人适用缓刑,占10.4%,另对极少数被告人判处管制或单处罚金。总的来说量刑比较轻缓。
  表4 判决的f刑情况 单位:人

┌────┬─────┬────┬──────┬──────┬───────────────────┬──┐
  │  刑罚 │单处   │管制  │有期徒刑  │拘役    │有期徒刑               │合计│
  │  \  │附加刑  │    │拘役缓刑  │      ├──────┬──────┬─────┤  │
  │年度  │     │    │      │      │3年以下   │3~10年   │10年以上 │  │
  ├────┼─┬───┼─┬──┼──┬───┼──┬───┼──┬───┼──┬───┼─┬───┼──┤
  │2003年 │0 │0   │0 │0  │28 │168% │34 │20.4%│71 │42.5%│30 │18% │4 │2.3% │167 │
  ├────┼─┼───┼─┼──┼──┼───┼──┼───┼──┼───┼──┼───┼─┼───┼──┤
  │2004年 │3 │2.1% │0 │0  │23 │16% │25 │17.4%│75 │52.1%│17 │11.8%│1 │0.6% │144 │
  ├────┼─┼───┼─┼──┼──┼───┤42 ├───┼──┼───┼──┼───┼─┼───┼──┤
  │2005年 │0 │0   │0 │0  │5  │4%  │  │34.1%│68 │55.2%│6  │5%  │2 │1.7% │123 │
  ├────┼─┼───┼─┼──┼──┼───┼──┼───┼──┼───┼──┼───┼─┼───┼──┤
  │2006年 │5 │2%  │0 │0  │14 │5.6% │66 │26.4%│132 │52.8%│28 │11.2%│5 │2%  │250 │
  ├────┼─┼───┼─┼──┼──┼───┼──┼───┼──┼───┼──┼───┼─┼───┼──┤
  │2007年 │4 │1. 1%│5 │1.4%│38 │10.7%│48 │13.5%│202 │56.9%│44 │12.4%│14│4%  │355 │
  ├────┼─┼───┼─┼──┼──┼───┼──┼───┼──┼───┼──┼───┼─┼───┼──┤
  │合计  │12│1. 1%│5 │0.4%│108 │10.4%│215 │20.8%│548 │52.8%│125 │12% │26│2.5% │1039│
  └────┴─┴───┴─┴──┴──┴───┴──┴───┴──┴───┴──┴───┴─┴───┴──┘

  我们再来看刑事案件的上诉情况。表5显示五年来只有一成左右的刑事案件上诉。表6对这部分上诉案件的量刑情况进行了细化。结合表4我们可以发现,量刑越轻的案件,被告人上诉的就越少。比如处罚最轻的单处罚金和管制、拘役就没有被告人上诉;而有16人即14.8%的适用缓刑人员上诉;50人即9.1%的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人员上诉;76人即60.8%的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人员上诉;20人即77%的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人员上诉。
  以上是对样本数据的基本描述。
  表6 上诉案件的一审量刑情况 单位:人

┌────┬─────┬─────────────────┐
  │  刑罚│有期徒刑、│有期徒刑             │
  │  \ │拘役缓刑 ├─────┬─────┬─────┤
  │年度  │     │3年以下  │3~10年  │10年以上 │
  ├────┼─┬───┼─┬───┼─┬───┼─┬───┤
  │2003年 │0 │0   │4 │56% │13│43.3%│3 │75% │
  ├────┼─┼───┼─┼───┼─┼───┼─┼───┤
  │2004年 │0 │0   │8 │10.7%│8 │47.1%│1 │100% │
  ├────┼─┼───┼─┼───┼─┼───┼─┼───┤
  │2005年 │3 │60% │8 │11.8%│4 │66.7%│1 │50% │
  ├────┼─┼───┼─┼───┼─┼───┼─┼───┤
  │2006年 │4 │28.5%│16│12.1%│16│57.1%│5 │100% │
  ├────┼─┼───┼─┼───┼─┼───┼─┼───┤
  │2007年 │9 │23.6%│14│6.9% │35│79.5%│10│71.4%│
  ├────┼─┼───┼─┼───┼─┼───┼─┼───┤
  │合计  │16│14.8%│50│9.1% │76│60.8%│20│77% │
  └────┴─┴───┴─┴───┴─┴───┴─┴───┘

  (二)问卷调查
  经过努力,53位法官接受并反馈了问卷,其中G法官23人,培训法官30人。需要说明,一是受访法官来自S省内不同地方,既有C市这种特大中心城市,又有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呈高度的弥散化分布。二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业务培训偶然地集中在S省法官学院的某期培训班上,恰好和我一位朋友成了“同学”,我才有机会得以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其实具有随机抽样的性质。三是这种通过私人关系进行的非正式调查,受访者很少有“留此存照”的顾虑,应该更加清晰并且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与做法。由此我认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数据的代表性问题。
  表7、表8的数据无疑证实了我的担忧。过半数的受访法官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是强调“宽”,而贯彻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刑事案件被告人“一般从宽处理”。在表8中,持这种观点的法官占40%左右,只有不到35%的受访法官选择“当严则严”,剩下的受访法官均愿意尝试“赔偿减刑”。当然,这种明显被“宽”主导的思维在审判实践中特别是在量刑时究竟如何体现,答案还有赖下面的调查。
  表7 你是否同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强调“宽”的说法? 单位(人)

┌───┬──────┬──────┐
  │选项 │G法官    │培训法官  │
  │   ├──┬───┼──┬───┤
  │   │人数│比例 │人数│比例 │
  ├───┼──┼───┼──┼───┤  
  │同意 │13 │56.5%│16 │53.3%│
  ├───┼──┼───┼──┼───┤
  │不同意│6  │26.1%│11 │36.7%│
  ├───┼──┼───┼──┼───┤
  │不清楚│4  │17.4%│3  │10% │
  └───┴──┴───┴──┴───┘

  表8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你倾向于怎样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单位(人)

┌──────┬──────┬──────┐
  │选项    │G法官    │培训法官  │
  │      ├──┬───┼──┬───┤
  │      │人数│比例 │人数│比例 │
  ├──────┼──┼───┼──┼───┤
  │实行赔偿减刑│4  │17.4%│9  │30% │
  ├──────┼──┼───┼──┼───┤
  │一般从宽处理│11 │47.8%│11 │36.7%│
  ├──────┼──┼───┼──┼───┤
  │当严则严  │8  │34.8%│10 │33.3%│
  └──────┴──┴───┴──┴───┘

  表9到表11说明第一、第二个前提确实存在。在表9中,半数以上法官表示在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表10显示,实际上只有最多不超过20%的被害人坚持追究。因此可以断定,在审判实践中因为得到谅解而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被告人不在少数。表11则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法官在量刑时会考虑民众的接受程度。然而民众判断与法律判断又经常不一致。既往的经验证明,除非对象是那种引起公愤又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否则很难取得民意对法院从严判决的理解和支持。法官在量刑时必须对此有所体察。
  表9 被害人谅解的,你是否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单位(人)

┌─────┬──────┬──────┐
  │选项   │G法官    │培训法官  │
  │     ├──┬───┼──┬───┤
  │     │人数│比例 │人数│比例 │
  ├─────┼──┼───┼──┼───┤
  │是    │14 │60.9%│15 │50% │
  ├─────┼──┼───┼──┼───┤
  │否    │3  │13% │4  │13.3%│
  ├─────┼──┼───┼──┼───┤
  │看具体情况│6  │26.1%│11 │36.7%│
  └─────┴──┴───┴──┴───┘

  表10 你遇到过被害人坚决不予谅解的情况吗? 单位(人)

┌───┬──────┬─────┐
  │选项 │G法官    │培训法官 │
  │   ├──┬───┼──┬──┤
  │   │人数│比例 │人数│比例│
  ├───┼──┼───┼──┼──┤
  │遇到过│4  │17.4%│3  │10%│
  ├───┼──┼───┼──┼──┤
  │没有 │19 │82.6%│27 │90%│
  └───┴──┴───┴──┴──┘


  ······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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