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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
【作者】 (日)金泽良雄 (姚梅镇译)【分类】 国际经济法
【期刊年份】 1981年【期号】 6
【页码】 3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852    
  一、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基础
  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基础,是在于高度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生这一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经济法之所以产生,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那么,经济法仅仅作为国内法,就必然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为资本主义本来就具有普遍性、国际性,商品和资本始终是唯利是趋,具有超越国境而交流的性质。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所在,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境,而只是经济社会。在市民社会中,国家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仅仅作为夜警而存在的。可是,一旦产生了高度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恐慌时期,单纯靠市民社会的自动调节作用,就不足以维持并发展其经济,而要求同国家权力相结合。这样,作为夜警的国家经济不得不在白昼堂而皇之地对经济进行干预了。经济法,特别是早期的卡特尔助成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只要各国的垄断资本仍在继续进行国际的竞争,问题仍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例如,作为日本的经济法,即早期出现的《输出组合法》与《重要输出品工业组合法》(均系大正十四年颁布的),虽说是世界最早的强制卡特尔法,但由于这种法律的本身是以获得海外市场为目的,具有同国际密切相关的性质,因而,能否收到其效果,还得看国际的各种条件如何而定。所以,往往由于他国实施卡特尔法[1]或加强关税壁垒(如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等措施,国内强制卡特尔法的效果,也逐渐感到末必能如期实现了。实际上要保证趋于这一方向,日本的强制卡特尔法以后就非进一步加强不可。尽管这样,但问题仍不能根本解决。总之,要维持这一倾向,就只有依靠经济的国家主义。这种经济的国家主义的方向,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走向依靠实力来解决(战争),另一方面是求诸国际的制约。但就市民社会本来即具有普遍性、国际性这一特点来说,则不仅要依靠一国国家权力的政策的人为统制,而且还非要求国际的约束和规定不可。譬如,用政府间商品协定来代替旨在制止垄断的国际竞争的民间国际卡特尔,即是一例。
  由此可见,以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为基础所产生的(国内)经济法,还不能单独地完成其任务,必须要求从国际的角度——国际的法律规范——来谋求其解决,这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本质的内容。换句话说,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经济法的产生,具有共同的基础。
  但应注意,所谓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产生具有共同基础,并不意味两者在职能上及任务上也完全相同。
  当我们把资本主义作世界资本主义来理解时,固然也可设想要解决其内在矛盾,就得求之于用世界国家的权力来实行统一政策的人为的统制。但现实生活,像这种所谓世界国家的权力,今天并不存在,而只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世界的统一的统制,无非是根据各国利害的对立,加以制约而已。因而,国际经济法同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法,在职能及作用方面,既有相互协调的情况;当然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相互对抗的情况,而且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法来说,国际经济法往往从制约的立场出发者居多。譬如对坚持经济的国家主义的国家,国际联盟及联合国等组织所作出的关于国际自由通商的种种努力,就属于这种情况。
  二、关于国,际经济的法律规范产生的过程
  关于国际经济的法律规范产生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即(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指战争期间),(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三个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有其基本特征。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国际经济的法律规范,可说主要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的自由国际经济活动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一般说来,可看做是自由主义经济时代的特色。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市民的自由国际经济活动给以法律根据的,是通商航海条约。固然在中世纪也有过一些通商条约[2],但主要是属于政治性质的条约。到十七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为以促进贸易为目的的条约,当时还只是片面地包含通商主义的政策[3]。到十八世纪,通商条约才被消除政治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通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通商条约已普及到全欧洲了。1786年英法之间的艾登条约(Eden Treaty)可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特别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通商条约已成为国际条约中的主干,1860年英法之间的柯布顿条约(Cobdon Treaty)可为共代表。该条约是通过英国全权代表,自由贸易主义者柯布顿的协商交涉,在条约中规定了降低关税的无条件最惠国条款,并从这一转折点开始,促进了采取自由贸易主义的许多通商条约的订立。在以后过程中,虽然有所消长,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与保护关税条约等等,但是不可否认,这些通商条约网,一般说来,已成为自由的市民国际经济活动的依据。一方面把这些通商条约作为国际的法律依据,同时又根据金本位制,进行多边的自动的国际通商,这可说是大战前自由主义时代的特色。
  再则,为了使自由的市民国际经济活动得以顺利的进行,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又缔结了不少多国间条约。如万国邮政联盟(1863年),国际电信同盟(1865年),万国度量衡条约(1875年),万国工业所有权保护同盟(1880年)等等。这些多国间条约得以成立的理由,除了基于市民国际经济活动的必要外,还在于它们是比较常有技术的性质,缺乏政治的色彩,从国家主义方面来看,也用不着担心。固然在这些条约中,也曾受到过来自国家主义立场的反对[4],但总的说来,由于以上的理由,这些多国间条约,在此期间是比较进步的。
  在这期间,除了上述作为国际通商一般基本的法律根据的通商航海条约及上述各种技术性的多国间条约外,关于国际经济的条约,殆无所见,国际经济活动,仍可说是根据自由通商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进行的。但这时作为从国际经济政策立场出发的多国间条约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的布鲁塞尔砂糖协定(Sugar Convention)。这一协定是欧洲生产国间针对当时用奖励金实行倾销的政策,为禁止关于生产与出口的补助金等而订立的。在此以前,还有过几次协定(如1864年及1877年),但由于缺乏强制力,致末生效。所以,这次协定在最后签订时,设立了常设委员会,以监督其实施。这一协定,虽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见的政府间商品协定那样,直到规定生产与出口的配额,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为旨在维持国际通商的公平与自由竞争的多国间条约,是值得注意的。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期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恐慌的发生所导致金本位制的崩溃,上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在这一基础上,所出现的关于国际经济的法律规范,为数极多。一般说来,其特点在于国家统制的加强和补充。如作为恐慌对策的卡特尔助成法,从国际的角度以加强关税政策为目的的政府间商品协定,关税协定,或伴随金本位制崩溃,各国在实行贸易统制或外汇管理方面,为达到相互调整所签订的各种协定等等均是。但是,在这些协定中,却也可看到少数从加强和补充国家统制这点出发,进而从国际经济整体立场所确定的法律规范(例如后述包括生产国与消费国在内的政府间商品协定)。此外,还有像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这是作为解决德国赔偿的方案(杨格计划)之一环,从国际的立场出发(与一个国家的统制无关),依多国条约所设立的国际机构。又,国际联盟从国际经济的总体立场出发,为恢复自由通商,也曾多次举行了各种会议。虽然在此期间,国际联盟的这种努力,受到经济的国家主义的阻挠,基本上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不过,从整体来看,可以用来完成加强和补充国家统制作用的国际经济法规,还可说是占支配地位的。以下试述其梗概。
  作为恐慌对策的卡特尔法,特别是强制卡特尔法,固然是经济法的一个部门,从其产生之初即占有重要地位,但就国际经济法来说,其产生的基础之一,则是国际卡特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很多民间的国际卡特尔,但单纯民间的卡特尔,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于是产生了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的方法,不外两个方面:或是对政府所有的商品(例如国际碳酸钾卡特尔)或企业(如德、法政府企业参加国际铝卡特尔),由政府亲自参加国际卡特尔;或是为协助民间国际卡特尔的实施,对生产限制或出口配额,采取必要的国内立法措施(如1933年民间国际茶叶协定)等等。这种情况,是否可看成是完全的国际经济法的法律秩序,尚不明确。但是可以肯定,如要充分发挥民间国际卡特尔的效果,就得进一步要求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政府间商品协定[5],就属这种性质的法律规范。特别是关于原料问题,在第一次大战后,也实行了多边的政府间商品协定。如1931年及1937年的国际砂糖协定,1931年的国际锡协定,1933年的国际小麦协定,1934年的国际橡胶协定等均是。这些协定虽然都是对各国实行生产配额及限制或出口配额,但在这些政府商品协定之前,已先有民间的国际协定;而在民间的国际协定之前,又往往先有一个国家单独实行生产限制及出口配额等情况。由此可见,由于一个国家单独采取的恐慌对策(国内经济法)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乃进而走向民间国际协定,再进而需要订立政府间的协定,这一事实如实地反映了国际经济法产生的胎动过程。但应指出,政府间的协定,最初专门是在生产国之间订立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实则不外是民间国际卡特尔的代替而已。例如1931年的砂糖冼定,就是古巴同欧洲诸生产国之间,同年锡协定,是生产国英国、荷兰、坡利维亚(及以后斯里兰卡、法国、比利时等国也参加)之间,1934年的橡胶协定,也是生产国英国、荷兰、法国、印度,斯里兰卡各国之间所订立的。但是,仅仅生产国方面的政府间协定,常引起消费国方面的反对。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7年,国际联盟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其动机之一,就是针对消费国反对生产国民间国际卡特尔这一问题而召开的。自此以后,政府间商品协定就包括消费国的市场计划在内。1937年的砂糖协定中,不仅有生产国,而且也包括了消费国(二十二个国家),旨在五年世界市场规划之下,达到生产与消费两方面的稳定。又1933年小麦协定,也不仅四大输出国(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及澳大利亚)而且包括消费国二十二个国家在内所订立的,规定放宽生产国的生产限制及输入围的进口限制。这样,不仅包括生产国而且包括消费国在内的政府间商品协定,就不能认为是单纯民间国际卡特尔的代替,而是从国际经济整体立场出发的法律规范了;同时,也不能认为是单纯国家统制的加强和补充,而应该说是国际协调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国际经济的法律秩序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本位制的崩溃,也是国际经济的法律规范产生的一大契机。在金本位制下,国际通商是藉自动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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