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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英文标题】 Influence of Public Power Primacy Culture on Procuratorial System Reform in China
【作者】 冉富强【作者单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行政法学
【中文关键词】 公权力优位文化;官本位主义;职务犯罪侦查权;行政权的检察监督
【英文关键词】 public power primacy culture; idea of ranking; investigation power to duty crime; examination and supervision over the executive power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3)06-0075-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75
【摘要】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英文摘要】

Public power primacy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ower culture. Although Contemporary society has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ethical basis,the tradi- tional culture of public power primacy still deeply imprisons and affects the thinking mode of modern people, especially the officials,the behavior habits and ways of communication. Solving civi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with excessive criminal law and idea of “ranking” of officials and public power in the civil society are typical examples. At present, the procuratorial system reform should take the tradi tional culture of public power primac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width policy of prob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riminal lawsuits,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power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duty crime,further expand and strengthen the examin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over administrative powers,and “put” administrative power into the “cage” of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421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转型社会,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性胜利,应当以法社会学、法人类学为研究视角,以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探寻把公权力装入制度“铁笼”的路径和方式。为此,笔者决定以中国传统权力文化为逻辑起点,发现和构建权力规范运行的制度良策。
  一、公权力优位文化的表征
  各国权力文化均有自己的特质。在评价中国权力文化时,张中秋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公法文化发达。其主要表征就是刑法发达[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从现代法治理念来看,公法发达应当是宪法与行政法发达。从实质上说,权力制衡与权力制约机制发达才是公法发达的表征。然而,张先生所说的公法文化发达却仅指“刑法发达”。刑法发达应当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公法文化发达。西方新自由主义法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就把刑法纳入私法范畴,其理由是刑法规范与民商法规则一样,都是“自生自发的否定性的正当行为规则”,都与特定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密切相关,是特定共同体集体意识演进的结果,其与“理性建构主义”产物的宪法、行政法具有实质区别[2]。那么,到底如何科学界定中国传统权力文化的特征呢?
  笔者认为,要科学界定这一问题,需要揭开“刑法发达”的面纱,去探寻隐藏其中的“文化基因”。国内学者把传统中国刑法发达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刑与法同义,其基本功能是“禁暴止邪”;二是历代主要法典是刑法典;三是刑罚体系的严密与刑罚手段的残酷;四是用刑法方法解决民事、行政法律责任[3]。有关“刑法发达”的成因,有学者认为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的形成,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专制主义政体所造成的……在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以维护君权和国家统治为首要任务,对于民间的财产纠纷则视为‘细事’、‘细故’。因此照意思考的是制定打击危害君权和国家统治的刑法,以消码各种犯罪;至于民事法律,除国家制定必要条款外,更多的是赋予形式多样、流行宽广且具有一定权威的习惯法以实际的民事调整功能,借以保证社会的有序、国家的安定。”[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刑事化)最关键的社会原因是国家权力和观念的发达,而不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和社会的古老[5]。
  由此看来,“专制主义政体”与“刑法发达”一样,同属于中国权力文化的表象,都未触动这一问题的精神实质。其精神实质则是国家权力和观念的发达,即公权力优位文化。所谓“公权力优位文化”是指公权力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公权力全方位介入市民和社会生活,所有私人活动都处于国家公权力,特别是刑法的监督和掌控之中;“官本位主义”思想笼罩整个社会,官员处于社会阶层的顶层,下级官员无条件服从和服务于上级官员;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依靠“伯乐式”选用机制,群众意见不具有实质性参考作用;官员“家产制”现象严重,“当官”被视为个人发财、家庭荣耀的捷径或唯一出路。这几乎就是典型公权力优位文化的全部。这才是“刑法发达”的真正文化基因,“刑法发达”仅是上述文化基因在刑事政策领域的制度体现而已。
  公权力优位的权力文化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是杜尔科姆所说的“机械连带”的宗法血缘社会结构。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同质性高,社会集体意识发达,容易形成和达成共识。作为社会集体意识最为强烈的表达——刑法也必然发达。二是“超国家主义”的“法的本位”。“超国家主义”法本位的核心是“个体血缘家庭”,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是宗法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宗法个体血缘家庭为其集团本位的核心的,因此直到清末,传统中国的法律仍然是以血缘团体的家和扩大的家(家族与国家)为立法和司法的支点,个体的人与人的权利几乎淹没在团体性的血缘/关系/责任/义务的网络之中。”[6]“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就是上述宗法家国同构的共同体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7]。
  二、公权力优位文化的现代嬗变
  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列强船舰大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了从宗法社会结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为统领的传统社会向商品经济、工业文明为引领的现代社会转型。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开始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过亿万中华儿女汹涌澎湃的商品社会实践,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以宪法为统领,以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等部门法为骨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初步完成了从“人治”社会向“形式法治国家”的历史转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家政治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及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法律文化本身的稳固性和连续性,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在很多方面仍然受制于传统法律文化的潜在约束。这种来自“内心世界”的束缚比任何法律的外在束缚都更强劲、有效和持久。“法律文化不是一代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文化不断积累的过程……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也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法律文化不可能在与过去相割裂的状态下得到发展。”[3]因此在当代社会,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首先,虽然契约、平等意识、宽缓刑罚等市民文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接受,但刑法与公权力优位的法律文化依然发达,利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纷争的倾向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均有所体现。受多元化社会分层、契约精神和宽容文化的影响,刑罚宽缓化趋势确实迈出了坚实步伐。最为经典的例证就是国内学者对死刑限制的探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已经在死刑限制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刑法典中死刑的种类和司法适用的绝对数量都有一定削减。另外,以最大的社会宽容和耐力挽救失足青少年和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嫌疑人羁押的呼声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这些集体意识已经被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纳。
  然而,在刑事政策上,刑法文化依然发达的例证依然强劲。比如,醉驾人刑在短期内就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地方政府官员千里缉拿诽谤者的事例不断出现;陕西西安“药家鑫”案件令学人叹息等等。上述事例充分说明了绝大多数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仍然被刑法文化所禁锢,刑法和刑罚仍然容易被擅自扩大适用作为解决民事行政事务的手段。
  其次,政治国家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的程度依然深广,市民社会制约公权力的社会文化基础依然积贫积弱,依然不能担当现代市民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责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加快,宗法血缘社会结构受到很大冲击,过去一个人终其一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们之间的异质性增强,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社会交往不得不通过契约和合作等“有机连带”方式来实现彼此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分层、分化加剧,财富拥有差异和信仰多元化导致社会日趋呈现多元化态势;随着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的洗礼,中国市民社会的自主历史“蛹动”也在突飞猛进。比如,各种学会、商会、研究会等民间团体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等都破土而出,并逐渐成为横亘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规范运行的社会力量。
  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市民社会日益强大、政治国家有序退却的客观现实,但国家权力强劲并广泛介入、卡制市民社会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国家与社会二者内在一致性的社会秩序结构依然根深蒂固。其突出表征是各种社团组织行政化,其成员享有国家公务员编制和公务员待遇,内部组织完全按照行政权力的机制运转;各种商会基本都被退休的各级政府官员把持,充当“官商结合”的纽带和桥梁;商贾往往通过获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商会会长”等名义作为其延伸到政界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等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两个特征,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一定减损,特别是“可预测性”在某些行业和领域更是很难实现;理性经济和形式理性法都尚未成为获得统领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霸权地位”。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说东方社会的法律调整所反映的乃是国家与社会二者内在一致性的社会秩序。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东方及中国法律发展进程的意义与本质,无疑具有关键性意义。”[9]
  再次,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过度依附国家权力的现象必然使“官本位主义”继续主导主流社会,并诱发体制和机制性权力腐败。正如有学者所说:“一方面,这种依附性格及存在和活动方式,大大地扩张了政治国家权力的支配空间,把公民社会应有的自治空间弄得相当狭小。……另一方面,这种情形促长了国家政治的腐败和无能。”[10]这就是攫取型国家权力的重要特征。
  受“官本位主义”、“特权”思想等传统“家产制”公权力优位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公务员选拔和任用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家产制”官僚体制的影响。“家产制官职不存在‘私’务与‘公’务的官僚制分离。”“它没有官僚制国家的客观规范及其以非个人目的为取向的‘就事论事’。官职以及行使公共权威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被授予官职的官员并不是服务于非个人的目的。”[11]家产制官员的生计依靠实物俸饷和手续费。实物俸饷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一个必要选择,当代已经不复存在。“手续费则是统治者或其代表可望以职务行为收取的某些手续费分配给家产制官员。”[12]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由于在官员的选拔上仍然采取“伯乐式”的用人机制,因此以收取职务“手续费”而“生计”的家产制官员的“遗风”仍然在部分公务员身上滋生蔓延。除此之外,中国部分公务员又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奢靡之风的冲击,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官员把党和人民授予的公权力变为自己“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大肆侵吞、掠夺、猎取社会财富、疯狂敛财的“私务”,腐败之风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不能不引起执政党高层和国内有识之士的极大担忧。菊花碎了一地
  三、检察制度改革对公权力优位文化的调适
  为了减缓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在检察制度改革中,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政策把握、职务犯罪侦查以及行政权的检察监督等几个方面做出必要调适和改革,以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
  (一)宽缓刑事政策与人权保障
  第一,为体现宽缓刑事政策,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保障人权作为与打击犯罪并重的诉讼原则予以明确。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根本变革,它突破了传统观念所认为的刑事诉讼目的就是打击犯罪的传统思维模式。显然,这一法律基本原则具有贯穿整个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完整法律效力,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监狱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二,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延伸到起诉阶段,为“疑罪从无、疑罚从轻”的司法适用清除制度障碍。新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七十条第1款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如果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
  第三,构建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尽量减少判决前随意适用羁押措施。近年来,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各界开始反思检察机关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的正当性问题。作为对社会公众有效控制逮捕权的“法权”诉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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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5]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_80,101.

[2]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80;[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32.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3-94.

[4]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7]武树臣.中国法律文化大写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

[8]刘作翔.法律文化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9]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0]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M]_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_

[1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175.

[13][英]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4]See Daron Acemoglu and A,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2 in Landon, p445.

[15][法]狄骥.公法的变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16]郎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1年8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讲话》.http://www.npc.gov.cn/huiyi/lfzt/xsssfxg/2011-08/30/content—1668529.htm,访问时间:2013-08-30.

[17]刘旺洪.国家与社委——现代法治的基本理论[J].法学研究,2002,(6).

[18]萨孟武.宪法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19]叶日者.切实加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EB/0L].人民网-法治频道,2013-01-08;王雁飞.行政检察监督可以有力促进依法行政[N].检察日报,201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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