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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论我国遗产范围立法的完善
【英文标题】 On Improving the Estate Scope Law of China
【作者】 陈苹魏小军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继承法
【中文关键词】 遗产范围;立法模式;排除性规定;合法性;不完全遗产
【英文关键词】 estate scope; legislation model; lawful; exclusionary rules; incomplete heritage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3)06-013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30
【摘要】

值此我国《继承法》正被修改之际,提出修改、完善立法的建议:遗产范围涵盖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观点,不符合我国民众对遗产内涵的理解和我国法律对遗产界定的传统习惯,故不宜被采纳。对于立法模式的选择,宜采取正面概括与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删除现有对财产种类的列举性规定,新设反面的排除性规定,同时明确被继承人之人身专属性财产的除外地位;对于遗产的性质界定,应删除“合法”二字的限定词,补充财产占有也属于遗产的范围;对于遗产范围的具体内容,应当增设不完全遗产的一般规定,专门明确其概念,然后分别在遗产分割和必遗份(或特留份)制度中具体规定不完全遗产的主要内容,包括归扣或扣减的主体、标的、免除及方法等。

【英文摘要】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uccession Law of China being revised,the author suggests revising the legislation of estate scope and making it consummate. The viewpoint that the estate scope covers the debts payable by the deceden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n the estate scope and the tradition of defining estate in our country,so it should not be adopted into the legislation. As for the legislative model for estate scope,we should adopt a model of combination of summarizing and excluding on the obverse and reverse sides as well as deleting prescription of enumeration on property type to set new exclusionary rules to identify the decedent's the exception status of personal property. As for defining the nature of the estate,we should remove the determiner “lawful”, added property possession also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the estate. In the details of the estate scope, we should also set up the general rules concerning incomplete heritage, identify its concept in a specialized way,and then prescrib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incomplete estate in the partitioning of the estate and reservation of a necessary portion of an estate ( or compulsory portion forced share) system separately, including the deduction subject, object, exempt and methods,etc.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441    
  
  确定遗产范围,是判断遗产归属、进行遗产分配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继承法》有关遗产范围的规定被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1},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财产状况的变化,其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目前,对于我国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和具体内容等问题,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这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但某些观点和论证还存有一定的缺憾。值此我国《继承法》正被立法机关修改之际,对其进一步的研究实有必要。本文拟就遗产是否涵盖被继承人的生前债务、我国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具体内容以及不完全遗产等问题进行探讨,最后设计“立法建议稿”的具体法律条文,以供我国立法机关参考。
  ―、关于遗产是否涵盖被继承人的生前债务
  关于遗产是否涵盖被继承人的生前债务,目前国外有两种立法例:大陆法系的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立法承认遗产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即遗产包括被继承人的生前债务;而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由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先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剩余的才是遗产,即遗产不包括被继承人的生前债务。在我国传统的语言中,财产与债务是有严格区分的。汉朝的贾谊有言: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其财产即为财货之意,与亏空、欠债相对立。我国长期以来父债子还的说法,其债即为债务之意,它与遗留财产(遗产)相对立。在发生继承关系时,债务和财产被同时遗留给后人(一般指儿子)。也就是说,在我国的传统语言习惯上,遗产指死者遗留下来的(积极)财产,与债务相对立[1]。
  在古罗马,继承的客体首先是一种地位和身份,以使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基层单元的家庭得以维系,使祖先祭祀延续。这时的财产是取得继承人资格的必然和附随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家族渐渐解体,继承人不再能继承对宗亲集团成员的权力,而只继承财产(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即债务的概括性财产),从而使继承的客体具备了现代法律中继承客体的特点。罗马法上的财产性继承客体称作heredita,我国学者通常将之译成遗产[2]。一些外国民法典的中文译本中,“遗产”一词被用于对应包括财产权利财产义务在内的继承客体。{2}
  在我国内地和港、澳、台四地区的现行法律文本中,都使用了“遗产”一词。在我国内地,现行《继承法》对遗产列举了收入、房屋等七类财产形态(三条)以及个人承包的收益(第条),还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应当在所接受的遗产限额内清偿债务(第三十二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执行〈继承法〉的意见》”)明确指出,有价证券、以财物为标的的债权、承包提前终止的补偿款属于遗产(第三、四条),即使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也须先为“双无”继承人保留适当遗产,遗产分割后应按一定规则清偿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第六十一、六十二条)。在我国香港地区,《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无遗嘱者遗产条例》中将遗产表述为“动产及不动产”(均在第二条);《遗嘱条例》将遗产界定为被继承人去世时享有实益的财产;《财产继承(供养遗属与受养人)条例》规定,死者有权以遗嘱处置的全部财产,在扣除其丧葬费、遗嘱管理费用、遗产管理费用、债项、法律责任、遗产税等之后属于净遗产(第二条)。在我国澳门地区,依澳门《民法典》的规定,因丧葬发生的开支、遗嘱执行及遗产管理相关费用、死者债务均系遗产之负担(第一千九百零六条);遗产包括转让遗产中财产所得之价金、以遗产中金钱或有价物取得之财产等(第一千九百零七条)。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台湾“民法典”的规定,非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的、被继承人财产上的一切权利、义务都属于继承客体(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条),遗产管理、分割及执行遗嘱之费用由遗产负担(第一千一百五十条),继承人得以继承所得之遗产为限偿还被继承人之债务(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条)。由此可见,在我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四地区现行的继承法文本中,虽然遗产与债务均属于继承的客体,但遗产仅指被继承人遗留的积极财产,而不包括消极财产[3]。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遗产”一词的使用含义相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遗产仅限定于积极财产,与其他继承客体分开,已经成为我国法制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基础。如此,无论出于民众对遗产内涵的理解和认识需要,还是出于司法实务的统一理解和执法的需要,都应尊重这一历史传统。否则,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甚至混乱,不利于相关法律规则的遵守和适用。所以,我国法律对于“遗产”的界定,应当仅指被继承人遗留的积极财产,而不包括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也就是说,在我国修改《继承法》时,建议应当保持现行《继承法》的规定,对遗产范围和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应当分别作出规定,而不宜将被继承人的债务纳入遗产的范围之中。
  二、关于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选择
  关于界定遗产范围的规则,通常认为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4]:第一种为“正面概括加列举式”模式。例如,如前所述,依我国内地《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并列举了七类具体财产形态(三你怀了我的猴子条);第二种为“正面概括加反面排除式”模式。例如,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被继承人财产上之一切权利是遗产,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者除外(第一千一百四十八、一千一百五十条);第三种为“正面列举式与排除式”相结合的模式。例如,在《葡萄牙民法典》中,列举了四类属于遗产的财产,并将基于性质或法律规定随主体死亡而消灭的排除在外(2025、2069条)。
  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事财产权利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们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停地增添新的内容,如果对遗产的正面规定仅为纯粹的列举,就难免会存在立法漏洞,并进而增加法律经常需要被修改、补充的可能性[5],故仅仅采取“正面列举”的立法模式不具有合理性。同时,由于例外情形的必然存在,对遗产范围的单纯正面规定也不合适。原因是,例外情形真实存在但没有被法律所明确,在实践中容易使涉事方各执一词,进而引发争端、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我国现行《继承法》选择的立法模式为“正面概括加正面列举”(三、条),实际上是单纯的正面规定。由于我国疆域广阔,由社会习惯、善良风俗形成的限制在各地可能差异较大,人口及财富流动又随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大,从而可能使前述问题更加突出。在比较法上,除前述我国台湾地区和葡萄牙的立法例外,目前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对遗产的范围采取了同时从正面和反面作出规定的立法模式。如《日本民法典》从正面规定了一切财产权利(遗产)和义务均属继承客体,又从反面将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的权利、义务排除在外(第896条);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在从正面对遗产进行列举的同时(第1907条),又从反面将基于其性质或法律规定与权利主体人身密不可分以及权利主体生前已经放弃的财产权利排除在外(第1865条);其余如《瑞士民法典》(第560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10、1112条)等立法例也采用了此种模式。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现行遗产制度的模式进行改革,在继续坚持正面概括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反面排除的规定,以使规则更加明确。
  同时,我们还认为,鉴于现行遗产制度正面规定中的列举内容存在以下弊端,建议在未来立法修订中予以删除,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内容过于具体。具体到实物类型的列举{3},在公有观念浓厚的时代确有其意义,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已成为社会常识[6],其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对立法资源的浪费。第二,对列举对象的取舍不甚合理。主要表现为,林木、牲畜或家禽在个人财产中所占比重已降到较低水平但被列其中{4},有价证券、股权、基金份额在个人财产中的比重日益提高且已达较高水平却被遗漏;只列举了著作权和专利权,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商标权和非专利技术。第三,并列项的内容相互间欠缺逻辑关联。列举中把物的类型(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林木、牲畜、家禽、图书资料、生产资料)、部分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债权的个别类型(储蓄)和复合财产(收入)并列{5},在逻辑上欠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我国修改《继承法》时对于遗产范围界定的规定,宜采取“正面概括加反面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三、关于遗产范围的具体内容
  (一)关于遗产性质的合法性限定
  在遗产不包括债务的内涵界定下,对于遗产的性质一般表述为:遗产是死者遗留的个人财产。但就其中在“个人财产”一词前面是否必须加上“合法”二字的限定,国内学界存在分歧肯定说”认为,对遗产的概括必须包含合法性限定[7];“否定说”则认为,不必把合法性限定作为对遗产进行概括的必要内容[8]。我们持“否定说”。因为,这两种学说相比,前者虽然符合人们的一般道德情感,但实际上混淆了遗产范围规则的定位及不同制度之间的分工,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继承法主要解决自然人死亡遗留财产的处理问题,以填补因被继承人去世产生的财产关系上的某些空白。对被继承人所遗留财产是否“合法”的问题,应当由物权法、债权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来解决。其次,对被继承人遗留下的“不合法”财产,如果需要用于承担刑事、行政等公法责任的,就应当按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规定处理;如果需要用于承担返还、赔偿等民事责任的,就应当按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处理。而如果这一切发生于共同继承的情形,就应当依照法律关于遗产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处理。这表明,遗产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完全可以由其他法律规则来解决,对遗产性质的规定无须再加上“合法”二字的限定。最后,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看,在继承开始后,对被继承人遗留的全部个人财产逐一审查是否“合法”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9]。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人对被继承人遗留的个人财产之合法性提出异议,继承人或者法院都不会对被继承人遗留的全部个人财产逐一进行是否“合法”的审查。只有在有利害关系人对某遗产的所有权或占有权提出异议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时,继承人或者法院才应对某财产的来源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反之,如果无论有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继承人或者人民法院都必须对被继承人遗留的全部财产进行“合法性”的审查,不但会增加当事人处理继承事务的困难和法院审理继承案件的复杂程度,并且可能由于无法取得相关证据,而无法确定被继承人遗留的全部财产是否“合法”,导致遗产继承事实上不能进行,从而严重影响遗产的利用。{6}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遗产制度中,几乎都没有对死者遗留的财产作“合法性”限定。对可能存在的遗产来源不合法的问题,往往采取规定共同继承人之间对遗产权利瑕疵互负与出卖人相同的担保责任的方式,将遗产被追夺的风险分配给全体继承人共担,以保证遗产分割的公平性[10]。例如,《日本民法典》对遗产范围的规定中没有出现“合法”的要求(第896条),但规定共同继承人对分割的实物遗产互相负与出卖人相同的担保责任,对债权遗产负保证责任(第911—914条)。其余如《法国民法典》(884、885条)、《德国民法典》(第757条)、《瑞士民法典》(第637、639条)、《意大利民法典》(758、759条)等立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继承法》有关“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限定性规定,是欠缺科学性的,已经不合时宜。建议在我国对《继承法》进行修改时,删除为界定遗产的性质而在“财产”之前加以限定的“合法”二字。
  (二)关于遗产范围的排除性规定
  关于遗产范围的排除性规定,即对于遗产的反面的除外性规定,它是指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直至死亡时仍拥有的某些特殊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如前所述,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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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3]陈苇,宋豫.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继承法比较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193,221.

[2][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民法大全——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M].费安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35.

[4]郭明瑞,房绍坤,关涛.继承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

[5][9][10][12][15]陈苇.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1-232,250,581,233,234.

[6]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67.

[7]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35.

[8]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0.

[11][14]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61,237.

[13]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6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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