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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新时代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作者】 陈卫东<等>【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人民监督员制度;监察体制改革;捕诉合一;外部监督;公民参与司法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3
【摘要】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大制度设计。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人民监督员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其科学性和公信力不断提升,重大意义和实施成效多次得到中央认可。但是,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捕诉合一”内设机构调整的推行,时代背景发生改变,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工作中的运行面临新的重大挑战,需要我们明确改革方向,厘清改革思路,并针对当前功能定位模糊、监督范围狭窄、制度机制不完备与监督过程虚化的问题,从理论和实务层面作出积极回应。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435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并通过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该法第二章第27条提出“人民监督员依照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动实行监督”,为新时代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意味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则(2014—2020年)》提出的“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制化”改革要求已初步完成。在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该法第27条规定,人民监督员依照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动实行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不存在终止实施的问题,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存废之争应当告一段落。但本次修法未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案件范围、工作机制、监督效力等问题进行规定,尚保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随着新时代司法“强音”的奏响,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权的合并,各项配套制度、措施亟待建立与完善。反贪职能转隶后,创设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背景条件发生转变,对“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疑问的回应已不再符合当今的制度现状。人民监督员制度该向何处去?这是我们亟需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一、制度演进与时代背景

检察机关创设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破解其办理自侦案件时缺乏外部监督的难题。这一制度体现了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公民有序参与司法的主动性。根据司法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人民监督员制度开始试点至今,检察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先后共选任人民监督员70097人次,目前在任21047人,监督案件共55966件。在多年的制度发展过程中,人民监督员制度经历了由产生到改革再到陷入争议,梳理其演变过程与当今时代背景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一)制度演进

第一阶段,应运而生。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以前,人民检察院一直承担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任务,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呈现出了检察机关既负责案件侦查,又承担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两项职能的局面。由于只有内部自行监督而缺少外部监督,相对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易产生滥权的现象。因此,“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面对这一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10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定》)。根据《试行规定》,人民监督员应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产生,其主要监督范围是“三类案件”与“五种情形”。[1]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开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工作。先期试点的时间是2003年9月至2004年10月,经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先行试点工作。一年的时间里,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考察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可行性,试点进一步扩大。在2004年10月到2010年10月的几年时间内,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3137个检察院,占全国各级检察院的86.5%。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制定下发了5个规范性文件,完善对监督程序的规定,细化监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2010年10月,在总结七年多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根据规定,统一实行上一级检察院选任管理人民监督员的工作机制,并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至此,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式纳入了检察体系中,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第二阶段,纳入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状况,并将其作为扩大公民参与司法、促进司法民主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先后进行了部署,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自2014年9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应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改革要求——“广泛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开展了新一轮的试点工作。在此阶段的试点过程中,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被扩大,在以往的“三类案件”“五种情形”的基础上针对2012年刑诉法修改的内容新增了四种监督情形。[2]此外,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机制作了修改,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职权交给了司法行政机关,打破了以往“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怪圈,体现了制度设立之初所追求的“外部监督”的属性。在具体工作机制上,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已运行十年有余,但人民监督员在履行监督职能过程中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有异议从而提出监督意见的情况,却始终未规定后续的救济机制。这使得监督成为一个走过场的形式,为此,新一轮改革设立了复议程序,以提高人民监督员的参与积极性。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强调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司法权力制约机制的重大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一同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论证,不断完善监督员的任免制度,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制化。2016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发了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选任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人民监督员制度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第三阶段,徘徊于十字路口。2016年11月开始进行的由中央部署的检察体制改革试点是人民监督员制度面临转型的起点。新增的国家权力显然会对原有国家权力横向和纵向配置格局产生广泛影响,也必然会在法制体系中得到体现。[3]在将检察机关对反贪反渎等职务犯罪的自侦职能转移至检察委员会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创设初衷不再。虽然在2018年10月26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保留了一部分检察机关的自侦权,但贪污犯罪、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案件自侦权的转移使得检察机关的侦查权限大大减损,未来所面对的案件数量也会大大减少。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着眼点就是为了解决自侦案件办理过程检察机关权力过大而可能出现滥权专权的问题,主要监督的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等11种情形也大部分发生在自侦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可以说,监察体制改革的落地加快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边缘化,监督范围的大大限缩使得这项制度的实际效能出现断崖式的消减。

除此之外,2018年7月,为突出人民监督员的业务属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办公厅人民监督员工作机构、职责划转到案件管理办公室。案件管理办公室原先主要承担监督、管理、服务与参谋职能,主要职责包括统一负责案件管理、流转;统一负责办案流程监控;统一负责办案质量评查和检察业务考评等工作。在人民监督员工作处划转至案件管理办公室后,能否形成有序的衔接与有效的制度探索,能否在转型过程中经得住考验,继续发挥公民有序参与司法、监督检察机关工作的桥梁作用成为接下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在此情境下,学界与实务界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发展方向争议颇多,人民监督员制度不得不放慢脚步,徘徊于十字路口。而它,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时代背景

1.捕诉合一改革后监督与制约关系的改变

将批捕和公诉两个部门合并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寄希望于通过职能的合并与重新划分带来办案效率的提升。对于捕诉合一这一话题,学界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捕诉合一的效果如何,我们可持观望的态度,但在捕诉合一的改革开始之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与制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将深刻影响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后续进程。爱法律,有未来

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创设根据已被改变,但是其“监督监督者”的核心价值一直存在并延续,尤其在捕诉合一改革开始之后,检察机关面临着由最初的双重监督到单层监督的困局。在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进行整合之后,过去由审查批捕对案件进行第一次把关,由审查起诉进行第二次把关的局面不再,批捕与起诉之间的相互牵制演变成了共同提高诉讼效率的加速器。虽然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强化内部纪检监察,完善案件管理等多种方式已经在规范检察权行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然无法避免一些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从以往的经验中我们早已认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保障权力不被滥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让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也是避免一权独大最直接的方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力分散比权力集中更能减少滥权的风险。在捕诉合一开展之后,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两项职权由一个部门行使,从实质上赋予了检察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在实践中如业绩考核、信息化监管等种种内部监督机制提醒并督促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谨慎用权、严格执法,但捕诉合一后检察官对案件的两道审查工序都是封闭的,不同程度上带有主观色彩。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往往是事后的,往往是滞后于决定作出的时间。而一旦发现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的决定是错误的,案件往往不可再被逆转回到错误发生的环节。因此,肩负双重职权的“当局者”们更需要来自于外部“旁观者”的监督。

除监督权力行使的功能之外,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捕诉合一改革的共同要求下,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侦查机关和部门移送案件的审查将会更加严格。按照捕诉合一改革之初的设想,不捕率与不诉率都将会有所提高,有些案件对于公众而言,按照传统观念的判断是应当予以逮捕或起诉的。如何减少乃至消除公众的质疑,这便需要外部人民监督员的参与来化解。虽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了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的职能未被改变,检察官们的执法意识与办案水平未被改变,检察机关所面临的内部监督饱和而外部监督缺乏的问题更为突出,检察权被滥用后的后果更加严重。因此,在捕诉合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外部监督有效地对检察机关形成新的制约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

2.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背景下决策科学化的要求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是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为了突显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制度本身允许对检察官进行适度放权,更准确地说,是将原本被审批制所限制的权力归还给检察官。检察官办案权限的扩大,一方面意味着,在改变了以往层层审批机制的基础上办案效率将会必然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检察官肩上的责任更重,权力的行使也更需要外界的监督。若将检察官的责任作以区分,可大致分为考核责任、管理责任、执法过错责任与其他违纪违法责任。而以往人民监督员在检察事务中的参与主要针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重点监督撤销案件、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等三类案件,也就是可以体现在对检察执法的监督。然而,检察官的责任并不仅仅限于执法责任,检察事务也涉及业务考核、案件评议、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人民监督员所应进行监督的范围与应发挥的作用都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虽然现阶段对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覆盖面还没有具体的界定,但仅就刑诉法修改前单单对自侦案件中几种情形的监督而言,都具有科学化的意义。首先,人民监督员制度本身随着不断改革就呈现出愈来愈完善的倾向。选用分离、前置审查、随机抽选、回避保密、科学评议、提请复议等机制都使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身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但是随着改革深入,“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监督者”越来越接受按照相关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对自身办案工作的监督,这一机制存在的本身便具有科学性。其次,在人民监督员提出意见与建议之后,尤其是在提出异议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更需要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考虑是否将不同意见吸纳到具体决定中,使得一些执法决定的作出更具有公正性,去除以往公权力一方决定的官僚化倾向。由于检察机关控诉职能与考核机制的影响,一些是否决定起诉,是否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往往夹杂一些非法律因素的考虑,此时人民监督员作为第三方群体,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案件决定中追诉心态与办案业绩的影响,使之更为客观、科学。从2014年9月到2018年5月,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数据中显示,全国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共组织监督案件10004件。其中,人民监督员不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意见的394件,检察机关后续采纳的有163件,采纳率占到41.4%。可见,在办案责任制的作用下,检察机关也愈来愈愿意倾听人民监督员的意见,主动接受并采纳不同的声音,监督所带来的科学化决策也更具实效。

3.公民参与司法的制度体现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司法改革的中心任务与目标。实现案件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执法者与司法者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高职业素质,积累办案经验,也需要人民群众进行广泛参与监督,这才是“看得见”的公平正义。我国宪法早已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经常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公诉权与法律监督职能的国家机关,人民监督员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两者之间有着宪法所赋予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以制度化的行使深度参与到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各种关键环节中,是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在检察阶段的体现。推进公民的参与,不仅在于防止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出现决定错误,而且在于公民参与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4]有学者提出,“公民参与司法的首要价值便是司法民主”,[5]有序的公民参与可以大大化解司法中易出现的偏见与专断。

全国人大内司委在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调研时曾表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落实宪法关于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工作规定的一个创新,这个制度符合宪法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如今,在加强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公民的司法参与,吸纳公民监督检察事务,对办案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推进司法民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在国际场域,就公民参与司法而言,有发端于英美法系但已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适用的陪审团制度、日本的裁判员与公民审查会制度、瑞典的议会检察专员制度等。虽然制度的名称不一致,但都是吸纳公众代表参与到司法过程中的举措。在我国,人民监督员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与公安机关实施的特邀监督员、人民陪审员一起并行于不同的诉讼环节,分别对公权力机关进行监督,以提出意见和建议或参与裁判的方式代表民众反映意愿,建立起人民群众与公权力机关沟通的桥梁。在提高司法民主程度的诉求下,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相对封闭、神秘的检察机关走进群众、增强公信力、提高认可度的有效机制。

二、当前问题与改革方向

在从试点到正式确立的15年中,人民监督员制度无疑取得了颇丰的成效,包括拓宽公民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渠道、规范检察权的行使、提高决策的科学化程度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否处于有待改革的状态,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演进中也显现出了一些问题。这些由于检察机关基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客观条件制约所产生的缺陷,造就了该制度进一步前行的“路障”。[6]这些缺陷带有因果关系的逻辑:最初定位不明朗、监督覆盖范围不全面、工作机制不完善导致了监督效果大打折扣。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给公民提供了参与司法的途径,但实质作用并不明显,难以真正对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产生影响;虽然在形式上保证了内外部监督兼备,但在实际效果上难以与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比肩。

(一)当前问题

1.功能定位模糊

首先应当厘清“参与”与“监督”这两个概念。人民监督员制度最初定位于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这就奠定了其只能围着检察机关转,但无法真正深入其中,监督内容也缺乏实质性。而“参与”则不同,它意味着参与主体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与决定权,不再是“走过场”的空壳。以我国审判阶段的陪审制度为例,它不仅让人民群众有平等参与司法的权利,还要保障人民群众这种参与是有效的。[7]在由审判员与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上,人民陪审员能够在案件裁判上产生影响,“同审同权”保障了人民陪审员们能够以参与的方式监督司法。相比较而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计缺陷在于,它只具备“监督”的定位但并无“参与”的特性。人民监督员虽然可以在11种案件范围内对检察工作进行审查、评议,但却扮演的是一种事后的、旁观者的角色。这种监督既不及时也不包含实质性内容,有且仅有“外部监督”这一种方式的前提下难免成为检察机关办案“锦上添花”的工具。从理论的角度上,有这样一种来自公民、来自外部的监督方式可以弥补制约不足的难题,可以成为检务公开的途径。但实际上,公民参与司法这一发展趋势并未得到实际意义上的深入,公民的参与在检察阶段仍是模糊甚至是空白的。

在检察工作中,作为人民代表的人民监督员更应以实现有序参与司法的目标,将宪法要求转化为实际行动。这就需要法律法规制定者转变视角,确立人民监督员的发展目标与方向,避免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功能只局限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若只是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小修小补”,动其表而存其根,制度本身的定位仍保持“外部监督”这一种形式,甚至依然停留在针对不起诉案件的框架内,挂“参与”之名却无法达到监督的实质化,那么接下来人民监督员制度依旧会停滞不前,与正在进步的法制观念脱轨。

2.监督范围狭窄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对社会主体开放还处于初级阶段,开放范围较为狭窄,一些可以开放的程序阶段仍处于封闭状态,[8]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便折射了这一问题。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主要包括11种,即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直接受理立案侦查工作中存在的8种违法行为与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的以及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情形。然而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基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中,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对象主要只有拟不起诉的案件这一种情况。虽然对监督范围的限定符合人民监督员创制的初衷,但不符合检察工作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亟待解决的需要。在人民监督员工作具有良好工作基础的前提下,依然对监督范围进行限缩是过于保守的。何况,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自侦、自捕、自诉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监察体制改革业已消解了检察机关自侦权与公诉权合并的问题,人民监督员监督原有的监督范围大多已不复存在。接下来如何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从而使其真正成为检察业务中的重要一脉,符合长远发展的需求,是下一步应当进行探索的。

在以往的认识中,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并无人民监督员参与的必要,因为检察机关对这种案件已经在相应环节形成了外部监督。但是由于三机关原则在发展过程中的畸化,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配合远远大于制约,无法保证检察机关的追诉职能所引发的倾向在内部被化解。因此,检察工作中需要纳入外部监督的案件范围绝不仅限于此前所规定的自侦案件。

3.制度机制不完备

首先,选任机制的公众性不强。由司法行政机关而非检察机关直接负责选任和管理人民监督员,表面上解决了“自己人选人监督自己”的问题。根据截至2017年6月各省提供的数据表示,在新一届的人民监督员中具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身份的占总人数的42.2%,符合“不超过50%”的改革要求。但剩下的接近60%的人员中脱离“国字号”,来自于社会行业中占大比例的私有制企业、个体户、农民工的却不多。选任结果达到纯粹的“民间性”“大众性”,符合要求的社会主要群体都有机会成为人民监督员,减少由工作属性产生的选择倾向,这样才能使人民监督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更独立、中立。此外,人民监督员的每届任期为5年,每人最多可以连任一次。而根据数据显示,在新一届的人民监督员中,上一届留任的比例达到23.1%。也就是表明,有超过20%的人民监督员履职达到10年之久。连任制大大强化了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之间的熟悉程度,但这种熟悉有损监督的中立性,极易形成由外部监督演化为“内部”监督。并且,这种连任机制同时减少了他人的当选机会,不利于吸纳更多的公民成为人民监督员的一员。

其次,启动程序科学性有待提高。现阶段监督程序包括审查处理、监督评议和复议三个阶段。在启动初期,并非每一种监督情形的启动方式都相同。除拟撤销与拟不起诉两类案件直接进入监督评议程序之外,其他的情形都要首先由检察机关案件承办部门进行初步审查。在进行初步审查后,相关部门将意见答复人民监督员,若人民监督员无异议,则监督程序终止;若存在异议,则进行后续评议环节。这样的启动机制使检察机关享有启动上绝对的主导权,11种情形中的大部分都需经过承办部门初步审查,也即事先形成了一道过滤机制。由于初步审查是内部机构的审查,因此对案件是否交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评议的标准也较为主观,往往带有利于办案的倾向。一些真正需要接受公众监督与评议、可能带来较大舆论影响的案件,往往最后无法进入人民监督员评议的环节。此外,直接启动评议的案件范围较窄,只包括拟不起诉案件与拟撤销案件,并未包括一些易引起公众对检察机关办案提出质疑的情形。因此,启动程序的设置缺乏应有的科学性。

最后,在人民监督员工作处划转至案件管理办公室之后,人民监督员的工作机制不应再仅限于以往“事中监督”的模式。在未来的机制设计上,根据案件管理办公室原先的职能内容,人民监督员的工作应当与其有机结合,而非仅仅完成机构划分、人员转移等形式上的变动。

4.监督过程虚化

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的监督可以按照诉讼阶段来划分,几乎渗透在每一环节当中。由于有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其监督一般具有强制力且发挥了严格把关的作用。以立案监督为例,当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且公安机关的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由此可见,“监督”一词在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反观人民监督员制度,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中“监督”一词出现次数颇多,表面上形成了以监督检察工作为核心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工作规定。但是,第4条中提出了“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认真对待人民监督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职能的形式是“意见和建议”,这与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权的“通知”有着轻重层面的区分。人民监督员参与到案件办理过程中,形成了“装点门面”的作用,在无法形成实际影响的前提下帮助检察机关树立了吸纳公民参与的透明化、公开化形象。柔性的监督建议不仅无法对检察权起到监督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沦为检察机关执法合法化的符号。[9]即使在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确立了带有救济性质的复议程序,但由于复议程序的架构十分空洞,以原本人马再次审查为主导模式,我们很难期待复议程序能够达到良好的后续补救效果。

一方面,检察机关创设人民监督员制度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广泛吸纳公众参与到检察工作中,从制度设计上解决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但另一方面,由于并未赋予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的刚性效力,所谓监督只是在边缘的花拳绣腿,无法真正落地。检察机关手握唯一的决定权,可以听取人民监督员的建议但无法真正分享这一权力,可以尊重人民监督员表达意见的权利却无法从实质上保障这一权利。体制力量的强势存在主导民众参与的走向与结果,民众参与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那么这种被动式的非决策型参与将会严重制约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10]因此,问题从“谁来监督监督者”演变成了“如何有效监督监督者”。人民监督员处于“可以提出问题”但“无法解决问题”的两难境地,不仅大大挫伤了其工作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了检察机关内部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属性的分歧。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研究部署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时,明确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为14个检察业务条线之一。但在后续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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