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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保险合同解释的逻辑演进
【作者】 马宁【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逻辑学
【中文关键词】 保险合同解释;逻辑演进;当事人的目的;不利解释;合理期待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9
【页码】 74
【摘要】 保险合同解释涉及条款含义释明和对不适法结果的修正,解释活动也就相应地区分为两个步骤。于此,应首先适用合同法一般原理,主要通过合同法共性维度内的基础性价值构成,如保护合理信赖、尊重意思自治、确保给付均衡和提升效率来建构解释规范。解释过程的实质为探寻处于被保险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对合同内容的理解。就此存在文本主义与语境主义之争。基于效率原因,应先采用文本解释方法,继而采用语境解释方法。若仍无法得出唯一结论,则采用不利解释规则。在此基础上,援引合理期待原则与给付均衡原则对解释结果进行校验和修正,确保其实现保险法维度内保护合理期待、增强法律确定性、适当倾向于被保险人的价值追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5024    
  
  合同为当事人间的合意,而合同解释涉及合意是否存在以及合意内容的确定。因而如何对合同进行解释是合同法的重要议题。在保险领域,合同解释的重要性由于保险合同的附合性、技术性,以及公共物品属性而更为彰显,直至成为“保险合同的灵魂”。[1]但我国法院对保险合同的解释活动却处于失当和无序状态。在合同解释的指导理念上,许多法院割裂了一般合同解释与保险合同解释的共性关联,将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障视为合同解释的终极目标与判断结果正当性的唯一标准;[2]在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顺位与范式上也显得相当混乱,体现为对文本解释方法的轻慢,对目的解释方法的任意扩张,以及对不利解释规则的误用与滥用等。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相关案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非理性的、与合同解释基本法理相背离的倾向,[3]因而学界亟需对此作出回应。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在于尝试建构一种均衡考虑合同共性与保险特性需求的、更为规范与清晰的解释活动的指引框架,以回应保险营业技术性对解释结果一致性与可预测性的内在需求,而不会停步于对具体解释方法的论证。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原点:解释活动价值基础的确定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层级递进
  狭义的合同解释主要包括含义的释明与漏洞的填补。但是,对解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也是合同解释隐含的必要过程,此即所谓“公平解释”与“诚信解释”等类似方法的实质。[4]在保险领域,合同解释活动通常与漏洞填补无涉,因为条款是由专业从事风险经营的保险人起草的,出现漏洞的概率不大。况且合同中有承保事项和除外责任的规定,二者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确定了保险人的承保范围。因此,保险合同解释客体包括争议条款含义的阐明和对不适法结果的修正,解释过程也就相应地表现为这两个层级递进的阶段。就争议条款的阐明而言,主流观点认为应首先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解释理论,[5]这意味着需要在合同法共性的维度内分析解释活动背后的基础性价值构成,确定实现价值的技术方法。因为任何法律都包含价值与技术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抽象法律原则,后者体现为原则指引下的具体法律规则。[6]与此同时,保险合同仍有独特属性需要予以考量,即实现保险法维度内的独特价值取向也会影响解释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而第二阶段则是要确保解释结果符合上述价值基础,特别是应满足保险法维度内的价值取向需求。毕竟,前一阶段的解释规则主要源自于合同法共性价值的推演。概言之,确定合同法共性与保险法特性下解释的价值基础是保险合同解释的原点。
  (二)合同法共性维度内解释活动的价值基础
  意思表示具有双重功能:它一方面是一种决定性的行为,表意人的意思似乎对法律后果具有关键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表达出来的东西,性质决定了其应为他人所知。[7]当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与表示出来的意思不一致时,应以何者为优,这一争论贯穿了大陆法系合同解释理论的历史。及至今日,方逐渐步入“以表示主义为原则,以意思主义为例外”的阶段。英美法系合同解释也有相对应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分,虽然自近代古典契约法理论形成以来,对应于表示主义的客观主义成为正统立场,但其同样承认当事人在遭受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时有撤销或变更合同,以维护自身真意的权利,因而两大法系的解释理论并无实质的不同。究其原因,就意思主义而言,如何确定作为过去心理事实的表意人的主观意愿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意思”的确定必定仰赖于客观外在证据,所谓表意人的意思只能是被客观推断出来的意思。因而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在方法论上并无实质差异,差别仅在于证据选择,一为表意人之证据,一为受领人或第三人之证据。[8]再者,意思主义本身存在逻辑悖论。它奉个人意思自治为圭臬。然而,合同中的自治始终涉及双方当事人,一味地依循表意人的意思而无视受领人的自治,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而表示主义主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立场去认定之‘客观表示价值’”。[9]它强调表示本身具有不受表意人内心意思影响的客观意义,并赋予此种理解以法律效力,确立了“规范意思”,因而被视为有利于保护受领人的合理信赖,以维护交易安全。
  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演变的实质是合同解释活动价值基础的转换,它主要体现了表意人自治原则与受领人信赖原则之间的角力。[10]不过,价值基础的彻底转换会导致对一种价值的过分贬损,因而最优选项应是在相互妥协中寻求价值实现的平衡。毕竟,表示主义同样存在困惑。为何受领人的规范意思可转而凌驾于表意人意思之上?在寻求受领人信赖保护时,亦应兼顾表意人的自治利益。[11]在此,需要引入德国法创设的可归责性原理,通过对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的比较、权衡加以确定。这表现为,合同内容应根据处于受领人地位的理性受领人的合理理解来确定,同时,该理解须为处于表意人地位的理性表意人所能合理预见。前者考察的是受领人的信赖是否具有合理性。能预见到对方的意思就不应在该意思之外产生信赖,否则即具有可归责性——受领人对表意人内心意思的预见程度与其对规范意思的信赖程度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后者则考察表意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其对受领人理解的预见程度与可归责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这一标准下,受领人只要足够谨慎,他的理解就不会背离法官的解释,其缔约目的因而可以实现。表意人通常能够预见理性受领人对自己表示的理解,如受领人的理解与自己的意思不同,表意人应当通过信息沟通消除前述分歧。如果这种理解差异超出了谨慎的表意人所能预见的范畴,则合同不会依照受领人的理解解释。[12]
  然而,效率原则、给付均衡原则也是指引合同解释活动的基础性价值,进而可修订上述结论。依据前者,如果表意人与受领人均不具有可归责性,此时,对合同的解释已经脱离了当事人的意志进入了一个客观状态——风险分配领域。解释已经变成了风险分配问题,谁能以最小成本移转和削减风险就应认定其具有可归责性。在个别磋商缔结的合同中,当事人的能力被假定基本相当,效率原则于此无适用余地。合同可能会被解释为未成立,当事人互不承担责任。[13]但对于格式合同情形显然不同。格式条款制定方对于此类风险的控制成本明显为低,这一结论导致了不利解释规则的引入。再者,格式条款起草者的预见可能性程度、风险规避能力、交易能力等明显占优,可能造成利益失衡。因而给付均衡原则要求在格式条款解释中,受领人信赖合理性较之表意人可归责性标准居于优先地位,对受领人而言的矫正只适用于极罕见的例外情形。此时可归责性标准实际上是按照处于受领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的理解确定合同内容的客观标准的另一种表达。[14]
  (三)保险法特性维度内合同解释活动的价值基础
  保险营业存在鲜明个性,这决定了保险合同的解释除需遵循合同法的一般解释原则外,仍需受保险法维度内价值取向的影响。
  1.保险营业的技术性要求在解释合同时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首先,保险是一种移转和削减不确定损失风险的机制。消费者将自己面临的风险移转给保险人,保险人则通过集合与分散的方式将风险损失确定化,随后又以收取保费为对价将补偿承诺销售给消费者。保费数额不得少于经保险精算得出的、预期自己将为特定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失额。[15]因而准确测定主体风险水准是保险营业维持的关键。为此,亟需增强解释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就要求构建一种更为规范和清晰的保险合同解释框架。其次,承认各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相对的适用位阶,规范其适用范式也是十分必要的。最后,在解释规则与解释原则之间,应优先采用具有严格逻辑结构和适用要件的具体规则,避免直接诉诸最一般的原则性方法去寻求正当决定。毕竟,后者缺乏统一适用标准,易导致裁判结果的不统一,影响保险人对风险的评估。
  2.保险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要求其尽量满足被保险人对获取保障的合理期待。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保险产品开始被赋予公共物品属性,“它不仅是一种经济补偿和社会再分配的手段,也不仅是以物质财富保障为中心,而是逐渐转向以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为中心。”[16]它能将个体所面临的难以承受的风险在共同体成员间进行分摊,帮助被保险人应对未来的不测,完成其对日后生活的合理规划,维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此外,获取保险赔付对于利害第三人,如被保险人不当行为的受害者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它甚至是构建强制责任保险的首要动因。因而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取其所需的保险产品就成为一项公共政策。将满足合理期待作为保险合同解释原则,有助于法院贯彻前述政策,充分发挥保险机制移转风险、分散损失的功能。
  3.保险市场存在结构性利益失衡,这表明在解释合同时应适当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以达成真正的给付均衡。保险商品的实质是风险移转服务,具有无形性,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几乎完全仰赖于保险人一方提供的信息。保险商品还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消费者难以了解条款的真正含义。前述特性与交易契约定式化的结合使得保险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相比,交易弱势特点更为突出。再者,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被保险人[17]缴纳保费的义务是确定的和在先的,而保险人给付义务并不确定,时间上亦具有滞后性,这种不对称强化了保险人的结构性优势,也使得保险监管难度加大。况且,监管机构对保费水准和保单条款的审核无法避免不公平情形的出现,许多被保险人是因为保险人的不当营销方式而产生了对承保范围的误解,其甚至在合同缔结前无法获得保险条款,更遑论对内容的了解。这种结构性利益失衡使得各国在解释保险合同时更加关注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如《欧洲保险合同法原则》(PEICL)第1:104条就要求“依据文本、语境、目的和比较法背景对《原则》予以解释,且须考虑促进公正交易、合同关系的确定、法律适用的一致,以及充分保护保单持有人”。此一特性不仅凸显了给付均衡原则对选择保险合同解释规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还印证了合理期待原则的重要性。毕竟,市场结构性利益失衡使得穷尽现有规则也可能无法确保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因为规则援用需考察个案情形,满足前提要件。而合理期待使得法院可以摆脱具体合同内容的束缚,将视线投向保险市场的本质或特定种类保险必须实现的目标,甚而去填补行政机关对保险业规制的空白。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解释既需遵循合同解释的一般性原则,如意思自治原则、信赖原则、效率原则,以及给付均衡原则,[18]同时也应考虑保险营业特性,保护合理期待,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以及适当倾向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保险合同的解释过程首先表现为主要遵循合同法基础价值指引下的一般技术规范,探寻处于受领人地位的理性第三人对合同内容的理解,以此阐明争议条款的含义。若解释结果有悖于前述价值基础,则应予以修正。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展开:意图探寻技术规范的运用
  (一)意图探寻中的文本主义解释论与语境主义解释论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而确立了以探究理性第三人的理解为内容的客观解释论。[19]《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此处的通常理解,即是依照合同法中理性第三人标准具体化的、普通的被保险人对争议条款的理解。[20]在此,我国合同法遵循了英美合同法的一般做法。[21]
  然而,在客观主义的基础上,英美法尚存在文本主义(形式主义)解释论与语境主义(功能主义)解释论的进一步区分。[22]前者植根于古典契约法的完全合同理念,后者则建构于新古典契约法的不完全合同理念。古典契约法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对法律确定性与简明性的追求。它认为行为人在作出决定时,通过将所有未来的收益和成本折算为现实价值,能够理性地将其主观预期效用予以最大化。签字即意味着行为人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交易条件。因而除非存在欺诈等特定情形,否则合同“明示条款必须遵守”,不允许以合同缔结前或与之同时存在的其他证据更改业已成立的合同。而新古典契约法则认为,古典契约法未曾考虑到当事人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和经济权力的不公平分配,因而需要将当事人利益置于交易背景和社会价值中考虑,将当事人未约定的“社会标准”引入契约关系。[23]故而协议不仅表现为合同中的语言文字,还体现为此前的交易履约过程以及交易惯例等其他相关情形。[24]据此,在文本主义下,合同文本被视为决定性的解释依据,而语境主义则将解释资源扩展到文本之外。[25]一般认为,语境主义较之文本主义在解释的精确度上为优,但成本却高于后者。[26]而没有任何解释理论能证明,投入无限的资源提升解释精确性是正当的,[27]特别是在成本的承担不仅涉及当事人,还关乎法院之时。因而完全脱离语境的文本主义与无边无际的语境主义皆非合理选项。对此,现今多数美国法院采取的是将文本与语境结合,优先适用前者的方法。[28]笔者认为,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保险,而且其合理性更为充分。因为它能在更大程度上契合保险营业对法律适用确定性的需求。
  (二)文本主义下的探求真意方法
  在文本主义下,法院主要通过文义解释规则与体系解释规则探求当事人的真意。首先,对保险条款的含义应当按照其普通含义加以理解,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合同条款皆由语言文字组成,当事人所欲设定的权利义务也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因而其是证明当事人意图的最直接、最简便的证据。“保单应首先依照其所使用的条款加以理解。条款本身将依照其使用的语言文字首要的、本质的、普通的以及流行的语义加以理解。保单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是一个具有通常智力水平的普通人所理解的含义。”[29]所谓普通人,是指一个在法律或保险营业方面未受过特别训练的理性第三人。具体而言,是指格式保险合同的可能订约者。[30]例如,对于“坠落”一词,不具有专业知识的保险消费者通常将其理解为自高海拔向低海拔的下行运动,这种运动并不限定于绝对垂直降落。[31]其次,需要将特定条款置于保险合同整体背景下进行体系理解。合同是一个整体,要理解其整体意思,需理解各个部分的意思并确定彼此间的关系。反之,要理解特定条款的含义,也需将其置于整体合同中理解。正如《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所言:“契约的全部条款得相互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适用体系解释方法时,应尽量采用使各个条款之间相一致的解释。对仍可能发生的条款之间的冲突,英美判例法总结出了多种规则,包括个别协商条款优于定式条款,手写条款优于机打条款,机打条款优于印刷条款,背书条款优于保单正文等,均值借鉴。[32]此外,英美保险法中与体系解释相关的技术规范还包括同类解释与限制解释。前者是指若保险合同列举的事物属于同一类,紧接列举事项后的用语所表示的含义系指同类,而非他类事物。例如,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条款》(2009年版)第4条第1项的规定,金银、珠宝、钻石及制品、玉器、古画、艺术品等珍贵财物不属保险标的物。此处的“等珍贵财物”应解释为与前述列举事物同类的物品,如珍贵邮票,而不能解释为包括土地使用权。后者是指保险合同的限制性用语紧接在概括用语之后,在前的概括用语不得按其原先含义解释,应受在后用语限制。如前述《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条款》(2009年版)第2条第1项规定,保险标的包括“房屋及其室内附属设备(如固定装置的水暖、气暖、卫生、供水、管道煤气及供电设备等)”,此处的室内附属设备应解释为固定设备,而不包括可移动设施。
  (三)语境主义下的探求真意方法
  “当语境清楚地表明词句不再具有普遍流行的含义时,这一(优先采用普通含义的)规则就不再适用。”[33]语境主义下的解释规则主要包含如下三项:(1)专业解释。对于具有特定技术含义的词语,可能需要按照专业含义加以理解。采取这种规则的前提是,这种技术含义已经成为行业惯例,或者其他外部证据表明应作此种理解。概言之,语境既可以赋予某个经常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词语以特定的技术含义,也可以剥夺其技术含义,使之回归普通含义。例如,保险单中的“暴雨”时常被界定为气象学上的专业术语,意指1小时降雨量达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达30毫米以上,或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但如果保险人在交易过程中对其作了与普通理解一般的界定与说明,则发生纠纷时应按普通含义解释。[34](2)历史解释。即应当借鉴合同缔结前的事实与资料,以及缔结合同时合同文本外的事实与资料来解释争议条款,如购买保险时的电话记录、保险公司的宣传材料等。(3)习惯解释。即按照保险交易习惯或惯例明确争议条款的含义。总之,要援引语境事实作为解释依据时,主张方应承担举证责任。
  (四)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领域
  目的解释事实上也可归入超脱于文本的语境解释范畴。我国保险法学者多赞同将之引入。但实践中对其的盲目扩张却令人担忧。[35]许多法院将目的解释理解为应对存疑条款作有利于当事人缔约目的实现的解释。然而,被保险人的缔约目的就是获取保险理赔,这意味着若依此规则,一旦发生纠纷,保险人即应承担责任。这显然在利益衡量上过分倾斜于被保险人。保险人自本质而言是风险共同体成员所缴纳基金的管理者,允许保险人为个别成员本不应获赔的损失承担责任,事实上是允许该人从最终归属于全体共同体成员所有的保险基金中不当得利,将其应承担的责任转嫁于无辜的共同体其他成员。因而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纠纷时,“彼此应立于整个共同团体之利益之观点……判定双方之权利义务归属,须不时以共同团体内其他成员之利益为出发点。”[36]再者,目的解释方法在技术上也存在困惑。适用上述语义的目的解释不可能在结论上得出两个以上的结果,这将在事实上排除《保险法》规定的不利解释规则。后者依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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