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审判中心视野下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问题研究
【副标题】 基于海峡两岸司法个案判例之比较【作者】 沈威徐晋雄
【作者单位】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侦监科{副科长}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审判中心;性侵害;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传闻法则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85
【摘要】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报道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逐渐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与重视。由于此类犯罪大都在隐秘地点及状态下进行,除未成年人自己挺身而出外,不易被发现。未成年人因年龄关系,心智与语言能力有限,其在性侵害案件中的言词证据可否被采信;其可信度又有多大?这些问题已成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司法机关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509    
  引言:“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引发的思考
  2017年11月22日晚,十余名家长向媒体反映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小二班的幼儿被老师扎针、喂药。报道称,2岁7个月的小男孩“月月”(化名)告诉家长,睡前老师给他喂白色药片,“不用配水就吃,不苦,每天都吃”;还有的孩子描述了裸身罚站等其他被侵害的情节。事件经媒体曝光后持续发酵,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11月28日通过官方微博通报了该事件的调查结果,大致内容为:(1)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因使用缝衣针对部分不按时睡觉的儿童实施针扎行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事拘留;(2)经对提出申请的涉事女童进行人身检查,未见异常;(3)涉事班级监控视频的存储硬盘因被库管员多次强制断电已有损坏,但从恢复的约113小时的视频看,未发现园内儿童被侵害;(4)经查,幼儿家长苟某承认孩子没有在园内被喂食药片,举报内容系家长以诱导方式询问孩子的结果;涉事女童家长赵某某发表的“‘爷爷、叔叔医生’脱光衣物检查女儿身体”的言论系其本人编造。[1]通报一出,再次引爆舆论。[2]
  纵观整个事件,固然前有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未平息又爆幼儿园虐童的舆论燃点因素,但事件无法全面还原的缺憾也给民众留下了各种猜测的空间。就本事件而言,无论是民众还是警方,都把注意力放在事发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上,似乎一旦监控视频缺失,案件就一定无法查清。换个思路来看,即便视频完整,同样也无法排除涉事人员在监控盲区对幼儿进行侵害。因此,事件的清查不能只依赖于监控视频的还原。其中,作为直接证据的被侵害幼儿的言词证据一直被各方忽视。从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的言词证据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中,因为常常是唯一的证据,所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言词证据往往不为司法机关采信,主要原因在于司法机关认为未成年人容易被误导、被暗示,且无法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和补强。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检察院为例,2012年至2016年间共受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批捕案件89件93人,有12件12人作了存疑不捕的决定,占13.8%,这其中大部分案件是承办检察官内心确信犯罪嫌疑人有罪,但因其拒不供认,又缺乏其他证据证明,故决定存疑不捕。个别零口供案件诉至法院后,也因法院认为证据不足而撤回起诉,导致出现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长期纠缠控告的极端情形。鉴于未成年人异于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3月出台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上海市于2017年初还专门针对性侵案件制定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指引(试行)》(以下简称“《上海规定》”),为侦办、审查、认定此类案件制定了专门规则。笔者试以上述规定为蓝本,同时比较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此类案件的侦审制度,就审判中心背景下如何采信和补强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问题提出粗浅建议。
  一、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在刑事实务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现状与诉讼特点
  2014年至2016年,福建省P市C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性侵害刑事案件共62件71人,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共有32件37人,占性侵案件总数的51.6%。其中,强奸罪18件18人;猥亵儿童罪6件8人;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4件7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与案件数量增多形成对应的是,案件诉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增多,相比于被害人为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具有更多证据采信上的困扰。[3]笔者试以实务中的具体案件为例予从分析。
  1.案件发现难,犯罪黑数大。由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心智发育不成熟,被侵犯后不懂得维权,该类案件不仅犯罪暗数相较其他普通刑事案件更多,且因为犯罪空间私密、犯罪证据较少,有的案件即便报案后侦查机关基于“不破不立”的办案习惯也不会立即予以刑事立案,或者等待双方民事和解后作行政处罚等降格处理。除了未成年被害人自身的因素,案发后其监护人的处理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到侦查取证。有的家长在得知未成年子女受性侵害后,出于“顾及面子”、“保全名节”等考虑,不愿配合案件办理。如在办理孙某某强奸张某某(女,9岁)一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多次上门取证,均遭到张某某母亲的拒绝,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有个别家长案发后首先想到索要赔偿,双方“讨价还价”,在赔偿达不到预期时,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贻误了取证的最好时机。如肖某某涉嫌强奸一案中,被害人在同学家中借宿时,被同学的父亲肖某某强奸,但是被害人的近亲属得知此事后,不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向肖某某进行索赔。经多次要求赔偿无果后才报警,导致有效证据均已毁灭,最终检察机关只得建议公安机关撤案。
  2.在案证据少。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具有其他性侵类案件的一般特征,即案件现场往往只有侵害人和被害人两人,是“一对一”的证据。而且由于被害人年龄小,辨别、表达的能力有限,更有普遍存在客观物证少、直接证据少的问题。有的未成年被害人缺乏证据意识,案发后认为很脏,及时清洗身体及衣物,使得证据灭失;有的因报警不及时,致使侦查机关错过了收集证据的黄金时期;还有的被害人年龄小,遭受性侵后陷入惊恐等,甚至未成年被害人存在智力障碍,导致言词证据的证明力较低。由于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性侵害后一方面出于认知原因,另一方面存在恐惧、羞耻等心理伤害,没有及时告知家长或监护人,导致案件事隔数月甚至数年后才被发现,从而造成客观证据提取不及时,只能依赖于犯罪嫌疑人口供与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定案。
  3.犯罪嫌疑人“零口供”以及翻供情形常见。首先,犯罪嫌疑人性侵得逞的原因不外乎未成年被害人反抗能力与认知能力较弱,在被抓获后也认为被害人未必能够陈述清楚,故“零口供”案件较成年人为被害人的性侵案件为多。其次,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及时报案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认罪率要高于未成年被害人延迟报案的认罪比率。但随着案件诉讼流程的推移与辩护律师的介入,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凭借在认知能力上的优势,隐瞒或故意扭曲事实,推翻原来的供述情节以求得罪轻或无罪的目的。如在强奸罪类案件中办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对其“是否要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主观故意的供述上通常都会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而发生反复,如果在后果上由于被害人的反抗,犯罪嫌疑人没有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检察机关一般最终会采信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改强奸罪为强制猥亵罪定罪起诉。
  4.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存在描述不清、名词模糊等问题,在陈述的准确度和完整性上存在缺陷。相较于成年人被性侵案而言,未成年被害人限于其心智发育水平,在作出陈述时无法完整描述具体经过,对于有关名词也没有办法准确说明或应用。加之,实践中由于警力有限,尚未有少年警务专门机构,侦查机关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取证与成年人无异,有的在年幼被害人尚未得到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的情况下即进行询问和身体检查,加剧其内心恐惧和抵触心理,有的对被害人多次进行询问取证,使被害人因反复回忆被害过程遭受“二次伤害”,导致侦查人员收集的言词证据往往会存在较大缺漏。
  5.未成年人容易受家长亲友诱导或误导,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不高。案发之后,家长或亲友因关心心切,通常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开展问询,并希望孩子说出自己期望的结果,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引导将使孩子渐渐分不清真相事实与介入引导的界限,从而导致言词证据反复不定。笔者开篇所引案例即属此类情形,还有一些案件,由于被害人及其家长通过和侵害人达成“私了”协议的方式获得了赔偿,而不愿意报案,甚至唆使未成年被害人改变证言以试图使侦查机关撤销案件。
  (二)上海地区个案的判例与评介
  被告人吴某某与被害人于某(案发时3周岁9个月)系邻居关系。2013年10月26日,吴某某的外孙女卞某某将于某带至其家中玩耍。当天中午,吴某某趁房内只有于某一人之机,从背后搂住于某,用手在被害人于某裤子外抠摸其生殖器,于某当即哭着回到自己家中。10月28日上午,经医院检查,于某外阴充血,拟诊外阴炎。10月29日上午,于某在其居住地弄堂,当着围观群众以及接警民警,两次指认吴某某对其实施猥亵。公安机关于2014年5月18日将吴某某抓获归案,但吴某某到案后拒不供认猥亵事实[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该猥亵事实成立,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理由如下:被害人于某虽系幼女,但其所陈述系自身经历之事且经过并不复杂,可以用简单的语言与动作予以描述;2013年10月29日指认现场,当围观人员任某某询问于某“是不是我弄的”“谁弄的”时,其明确指认吴某某,随后于某在警察到场后询问时再次明确指认吴某某,当日现场围观人员众多,亦有与吴某某年龄特征相仿的老年男子,而于某在回答问题时坚持指认吴某某,表明其完全理解对方问题内容且表达始终一致,被害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及指认并未超出其智力发育程度,被害人的陈述真实可信;本案的案发及报案经过真实自然。本案案发至报警虽历时4天,但是被害人的伤处较为隐蔽,被害幼女缺乏主动陈述意识,从家长发现异常及时就诊,到就诊后当晚被害人母亲因气不过叫骂,再到次日双方发生争吵,被害人两次当众指认及报警经过均较为自然,符合正常的事件发展逻辑;关于被告人吴某某辩称案发当日于某并未到过自己家,他也没有对于某实施过猥亵行为。唯一可以支持该辩解的证据是其外孙女卞某某(11周岁,与被告人同住)的证言。但该证言关于自己及被告人当日在家的作息及活动安排与被告人供述、其他证人证言均不一致,结合其与被告人的亲属关系,其证言可信性较差,不予采纳;多名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被告人与被害人两家素有来往并无争吵或矛盾,不存在被害人一家蓄意诬陷被告人的动机,且报警当日也是根据双方冲突的推进,由他人提议并借用他人电话报警,被害人父母蓄意诬陷被告人的推测缺乏事实依据。宣判后被告人吴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较为常见,犯罪嫌疑人零口供,如果扣除年仅三周岁的被害人陈述后,就不存在直接证据,其余间接证据均由被害人及其陈述派生而来,要形成闭合的证据锁链,达到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显然并不容易。本案最终能够定罪获判,除了上述判决理由之外,还有以下因素加强了法官的内心确信:
  (1)被告人吴某某具有多次前科劣迹。吴某某在1963年曾因扒窃、流氓被劳动教养,其中对妇女实施侮辱猥亵行为7次,行为方式与本案行为方式极为相似。该情节虽然不作为本案定罪的证据,但至少表明被告人在性行为方面多年来并不检点。
  (2)在本案的审查起诉过程中,被告人吴某某接受了测谎检验,结果表明被告人对本案的几个关键辩解都有说谎的嫌疑。虽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测谎结果仅作参考而不能作为定罪证据使用,但纵观整个测谎检验,没有出现任何印证被告人辩解的结果值。
  (3)本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约见了被害人于某,近距离了解被害人的智力发育水平、表达能力、表达习惯,并走访了案发地的居委会,侧面了解被告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家庭情况,与在案的其他证据均能印证一致。
  (三)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与学说评介
  被告系台北市某托儿所负责人的配偶,于2003年5月27日下午1时许,在托儿所内趁无人之际,强行脱下不满3岁的被害女童的内裤,并用手抚摸被害女童的外阴部及屁股部位。次日下午6时许,被害女童母亲带其至附近公园游玩时巧遇被告,母亲数次要被害女童对被告打招呼,被害女童始终不寻常地反抗并流露出不情愿的反常神情,当日回家后经母亲向被害女童询问后,才得知上述情况。事发后,被告否认有强制猥亵的行为,辩称:他一共仅见过被害女童3次,前两次都是在托儿所门口,被害女童的母亲也都在场;第3次是他带儿子到公园散步,遇到被害女童母亲带被害女童,他有对其等打招呼,但被害女童不理他;他并无任何机会与被害女童独处,亦未曾侵犯被害女童。本案是被害女童因在公园时不向他打招呼,遭母亲责怪后,怀恨在心,才对他进行莫须有的指控。
  士林“地方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对未满14岁以下女子,违反其意愿而为猥亵行为,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理由如下:被害女童能够清楚地指控被告曾在托儿所内某处抚摸其下体,且经承办检察官于侦查中询问被害女童并借助女性侦讯辅助娃娃,问被告摸她何处时,被害女童起初没有指向辅助娃娃,而是不寻常地掀起自己的裙子,以手指自己下阴部及屁股部位称“是这里”。此后,承办检察官再次提示侦讯娃娃,被害女童又将辅助娃娃裙子掀起,并脱下娃娃白色内裤,直指娃娃外阴道部位及后面屁股部位后,才将娃娃内裤穿上。被害女童在公园遇到被告,被告主动向被害女童打招呼,被害女童的反应与之前遇到被告显有害羞的反应明显不同,而是表现的很冷淡,把头撇开,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具有强烈反抗的情绪。自公园返家后当晚,被害女童母亲帮她洗澡时,女童曾以认真、笃定的态度主动告诉母亲说“我不喜欢那个先生(指被告)抓(按:西班牙语GRATIER)我的下体(按:西班牙语POPOT-IN)”,并明确作出抓下体之动作;至于“POPOTIN”这个字,被害女童母亲在帮女童换尿布时,要把私处擦干净都会一边说出“POPOTIN”这个字,所以女童对该字眼所代表的意思应有所了解。本案专家证人,即儿童精神科医师于承办检察官询问女童时全程在场观察评估,且对女童的发展能力作出专门鉴定,无论该鉴定报告内容还是专家证人在庭审时的陈述,均证称:“女童有符合其实际年龄的认知及语言能力,对人的喜好系以过去这些人所带给他好或不好的经验直接反应,象征化能力还未达到四岁以上儿童能自发创造或虚构故事的发展能力,以其目前的能力发展,女童不知道说谎的意思,没有能力说谎,其所反应或呈现的讯息或行为表现多是生活经验中曾经有过的事物或体验;对身体各部位可以辨识指认;至于对他人对其所为的举动,若过于不舒适让儿童害怕的或直接造成身体感官知觉反应的行动,较能陈述,由于已了解身体的部位,所以陈述此次事件被碰触的部位具有正确性。”
  本案经被告上诉,二审法院判决被告无罪,理由如下:被害女童母所陈述的属于传闻证据,无证据能力;被害女童的陈述,可能因为其家长的重复诱导或误导询问,而产生认知上的错误,难以排除合理怀疑,无法形成有罪的确信;虽然专家证人的鉴定意见认为被害女童没有说谎的状况,但仍不能排除因家长重复诱导,而产生认知上之错误的可能,故不能作为有罪判决的依据。
  检察院不服二审的无罪判决,抗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撤销二审判决并发回重审。其理由是:即便认为一个二、三岁的小孩有可能因为大人的重复诱导性询问,产生认知上的错误,原审却未详细探究被害人的陈述哪个部分是受到诱导性询问,被害人的证词是否全部与事实不符,或仅是部分不符?最高法院进而质疑,倘若事实审法院仅因被害幼童有可能受到诱导,便全盘否定被害人的陈述,那么未来幼童被害案件将无一能成立犯罪。
  本案发回“高院”重审后,“高等法院”仍然维持无罪判决。其理由是,通过观看询问被害女童的同步录音录像光盘,可发现被害女童的态度明显是在“乱讲”。再综合其他鉴定人对于儿童的证词,以及被告关于不在场证明等抗辩因素,因此再度作出无罪的判决。
  由于无法收集到我国台湾地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具体案例,因此无法作出全面的数据统计,但从“高雄地院”九十五诉字第四二九八号、“台中地院”九十九诉字第二六二一号以及“士林地院”九十三少连诉字第五号等刑事判决可以简要归纳出我国台湾地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三个特点:
  (1)被害未成年人的言词证据是否可信,在该类性侵害案的审判中具有关键作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高过专家对于被害人身体与精神的鉴定报告。
  (2)针对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可信度的判断,不少法院注重研究该言词证据的“陈述细节性”“前后一致性”与“是否具有诬陷动机”,此种判断与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可信度的判断方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而在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中,法院经常必须处理未成年人可能无法注意或记忆所有细节,并维持证言前后一致的问题。有些法院选择忽视,并为年幼的未成年人开脱,[5]有些法院却以此判被告无罪。[6]由此可知,法官是否相信未成年人,将实质左右判决的结果。
  (3)部分法院开始逐渐意识到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特殊性,特别是他们容易被家长等成年人诱导的问题。此种认知虽然可能让判决更加严谨,但由于法官欠缺专业能力辨别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什么情况下可信,反而使得后者处于可能全面被拒绝采信的尴尬境地。
  (四)小结
  纵观两岸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判决,可以归纳出该类案件在审查、审判过程中共同存在的六个特点:
  1.司法机关经常会以“前后陈述是否一致”来判定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但是这种方式除了会让未成年被害人受到重复伤害外,反复讯问反而可能降低其陈述的可信度。
  2.司法机关不了解未成年人陈述的特质,过度放大“陈述细节不一致”的问题,或是未成年人在遭受复杂言语询问时“反应混乱”,对其证言可信度产生过度不利的后果。
  3.司法机关通常会从未成年人有无诬陷动机来断定其陈述的可信度,然而可能忽略未成年人可能分不清幻想与真实,分不清记忆究竟是来自于询问者的诱导或是出于自己的经验的问题,从而产生错误的判断。
  4.司法机关仅以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亲属有无诬陷动机来判断其陈述可信度的做法不必然妥当。父母亲属即便先前与犯罪嫌疑人没有结怨,也有可能过度担心自己孩子受到性侵害,过度反应,在一开始询问时便不自觉地诱导孩子朝此方向回忆。未成年人是否被性侵,还是顺从大人的“期望”讲出大人希望的结果,是相当值得注意的问题。
  5.虽然大陆地区确立了印证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在具体证据量和质的采信问题上,仍与我国台湾地区并无二致,最终仍然需要司法官根据个案情形进行内心确信的衡量。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品格证据、测谎结果、案件发生发展逻辑等情节,虽然不是定罪量刑的法定因素,但仍会对司法官的内心确信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也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6.检察官与法官经常以诱导的方式进行讯问,更进一步降低了未成年人证言的可信度,并成为辩护律师攻击的有利工具。诱导发问是否应该限制?如何根据未成年人特点开展引导问话,已经成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中庭上审判需要解决的问题。
  纵观两岸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情况,客观证据缺乏、犯罪嫌疑人零口供或翻供、法院不愿意采信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单方证据定案等实属共同特点,都要面临“信与不信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如何依靠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定案”等问题。如果说有差异,可能就在于我国台湾地区对传闻证据的适用有更高要求,从而导致在实务中开始逐渐重视未成年人心理学的知识应用,并以此来判断儿童证言的可信度。由于此类案件往往所存的证据仅有被害未成年人的言词证据,如果依赖于未成年人的言词证据以及其事发后向监护人、看护人等第三人描述的言词证据来认定案件,那么就可能出现对言词证据补强规则的突破以及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此外,如果有专门精神科医师对被害未成年人于受害后所进行的关于被害人语言能力、精神状况、创伤症候等精神鉴定报告,该类证据的性质及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上之地位究竟如何等问题还有事解决。在现行刑事诉讼严格证据规则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两端,如何进行因应平衡,实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困境
  (一)证据能力之争议
  所谓未成年人的证据能力,即未成年人作证的能力,指未成年人能否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具备担任证人、证实案件事实的能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对于证人的年龄并没有特别限制,换言之,作证能力并无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区别,而在于能否辨别是非、正确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考察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的言词证据能力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采信方面面临的困局。
  1.儿童无作证能力的历史时期。在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期,许多心理学研究所持的观点均主张法庭上应禁止儿童作证,因为“所有目击证人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儿童”;认为“在填补记忆间隙

  ······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刘立霞、尹璐:《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研究——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为切入点》,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刘艳燕:《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标准》,载《2011-2015年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论丛》,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3}陈伟、金晓杰:《性侵未成年人案现状、原因与对策一体化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5期。

{4}徐剑:《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的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4期。

{5}孙静:《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惩治、预防、救助机制研究》,载《犯罪研究》2016年第4期。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3450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