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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应用法学》
裁判文书说理的量化评价
【副标题】 以2017年北京市判决书论证质量调查为例【作者】 杨贝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司法判决研究中心{主任}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裁判文书说理;论证质量;量化评价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7
【摘要】

法律论证、概率统计等已为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储备。通过将论证理论转化为说理评价机制,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完全可能。2017年完成的针对北京市判决书论证质量的调查,充分证明量化评价方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调查获取的数据体现了量化评价在描述、发现、分析说理问题方面的显著优势。不过,评价标准、计算方法及调查员等因素对于数据可靠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必须在调查中认真对待、妥善解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940    
  裁判文书说理已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热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确保说理评价的客观性,借助提升裁判文书说理水平以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愿景就难以变成现实。在诸多客观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方案中,量化评价具有显见的优势。本文拟以最近组织的一次北京市判决书论证质量调查(以下简称“2017调查”)为例,探讨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可欲性、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靠性问题。
  一、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可欲性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法治研究也进入了指数化时代,各种法治指标都有了数字化评价。法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范式革命。”[1]在这一背景下,可以说,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是新时代对裁判文书说理研究提出的必然要求。2017 调查结果表明,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不仅是适应时代趋势的顺势之举,更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越性:
  (一)量化评价可以更直观地描述裁判文书说理状况
  不同于以往用“优秀”“良好”“不理想”等形容词进行描绘式评价,量化评价方法运用数字标识裁判文书说理状况。事实上,说理不是全有或全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概念。因此,数字化的表达方式更适合描述说理状况。
  就单个样本而言,其得分可以让公众直观地了解判决书说理的程度,其失分之处可以让公众直观地了解判决书说理的不足。量化评价还使不同案件的裁判文书说理获得了可比性。传统的质性评价模式下,个案的特殊性常常被放大为阻却裁判文书对比的藩蓠,人们往往只能就个案谈个案,难以将其与其他个案相提并论。量化评价却使各裁判文书说理的优劣变得一目了然。
  就全部样本而言,整体得分情况将直观地描绘调研对象的说理状况。2017 调查组设计了两套满分分别为100和1的评价标准(以下分别简称“标准I”“标准II”),通过统计抽检样本的得分,得出下表:
  表1

┌────────────┬────────────┬────────────┐
│            │标准I          │标准II         │
├────────────┼────────────┼────────────┤
│平均分         │87.87          │0.94          │
├────────────┼────────────┼────────────┤
│最高分         │99           │1            │
├────────────┼────────────┼────────────┤
│最低分         │75           │0.423          │
├────────────┼────────────┼────────────┤
│中位数         │90           │0.938          │
├────────────┼────────────┼────────────┤
│众数          │81,93         │1            │
└────────────┴────────────┴────────────┘

  表1 中的数值清楚地显示,北京市判决书的论证得分普遍较高,但仍存在低分判决。
  (二)量化分析可以更清晰地总结裁判文书说理的规律
  各裁判文书说理得失分的汇集整理可以使裁判文书说理的规律变得清晰。2017调查组按不同类型汇总判决书说理得分,使得不同性质、审级、案由判决书的得分规律得以呈现。按照标准II,民事、刑事、行政三类判决书的基本得分情况如下:
  表2

┌──────────┬────────┬────────┬────────┐
│          │民事      │刑事      │行政      │
├──────────┼────────┼────────┼────────┤
│平均分       │0.922      │0.918      │0.982      │
├──────────┼────────┼────────┼────────┤
│中位数       │0.947      │0.938      │1        │
├──────────┼────────┼────────┼────────┤
│众数        │1        │1        │1        │
├──────────┼────────┼────────┼────────┤
│最大值       │1        │1        │1        │
├──────────┼────────┼────────┼────────┤
│最小值       │0.42      │0.72      │0.667      │
└──────────┴────────┴────────┴────────┘
卧槽不见了
  表3

┌─────────┬─────────┬─────────┬─────────┐
│得分       │民事样本数    │刑事样本数    │行政样本数    │
├─────────┼─────────┼─────────┼─────────┤
│1         │54        │34        │80        │
├─────────┼─────────┼─────────┼─────────┤
│0.9-1       │50        │26        │11        │
├─────────┼─────────┼─────────┼─────────┤
│0.8-0.9      │30        │30        │4         │
├─────────┼─────────┼─────────┼─────────┤
│0.7-0.8      │8         │12        │1         │
├─────────┼─────────┼─────────┼─────────┤
│0.6-0.7      │6         │0         │1         │
├─────────┼─────────┼─────────┼─────────┤
│0.5        │0         │0         │0         │
├─────────┼─────────┼─────────┼─────────┤
│0.4        │1         │0         │0         │
└─────────┴─────────┴─────────┴─────────┘

  表2和表3显示,三类判决书的论证得分都比较高,其中行政判决书的论证高分尤为突出。97份受检的行政判决书中,有80份满分,占比高达82%。整体来看,刑事判决样本得分较为均衡,0.7-1分的判决书数量大致相当。与此相应,0.7-0.8分的刑事判决书占比显著高于民事、行政判决书,这也导致刑事判决书的平均分位居三类判决书之末。另值一提的是,低于0.7分的民事判决书数量显著高于另两类判决书,且此次受检样本的最低分亦为民事判决书,这反映出民事判决书的论证得分区间较大,这与民事判决说理更具自主性有关。
  (三)量化分析可以更准确地判定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问题
  通过统计分析裁判文书说理的失分之处,裁判文书说理的主要问题得以显现。尽管直观的经验观察往往也能得出与量化评价相近的结论,但经验观察的准确度不及量化评价。如果说以往的经验观察类似中医的望闻问切,那么量化评价就似西医操作的X光机,它使裁判文书存在的说理问题得到更精确的描述。2017调查共涉及97份行政判决书样本,有17份未获满分。统计发现,其中10份判决书未讨论原告指出的程序违法问题,因其他原因失分的判决书数量则为1-4份不等。这表明,行政判决书说理的最大问题是欠缺关于程序合法性的讨论。又如,在所有未获满分的民事判决中,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提供最终支持的论据证明力不足,而这一失分原因在刑事、行政判决中极少见到。
  (四)量化评价为法治的大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数据
  大数据为人们获得更为深刻、全面的洞察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与潜力,也对人类的数据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2]在法治指数化时代,基础数据的抓取对于准确评估法治现状具有重要意义。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能为司法、法治评估提供数据支持,毕竟判决书是法院与当事人、律师以至社会公众沟通的主要媒介。不管法院的法定和宪法地位如何,最终是以书面文字作为法院权威的来源和衡量标准。[3]在《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5》中,指标“9.5司法活动的结果受到信任与认同”就与裁判文书说理紧密相关。[4]该指标目前仅通过一个问题“您对自己所在地区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满意程度如何?”来测评。[5]不难想见,裁判文书说理的量化评价可以为该指标的测评提供更准确、更可靠的数据。
  二、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可能性
  社会科学的成功经验表明,只要以合理的抽象为基础,数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分析、评价甚至预测一些社会现象。量化评价以“概念化”和“可操作化”为必要前提。[6]如果满足这两项条件,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即为可能。2017 调查组设计的两套评价标准印证了量化评价的可能性。其中标准II是对传统评价模式的颠覆,是依据论证模式理论重构判决书论证之后,依据论证规范、法律规范等赋值、评分。标准II借助论证理论对裁判文书的说理进行结构化抽象,为量化评价提供了有力支持。下文将以标准II为例说明量化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可能性。该评价机制主要由重构、赋值、计算三个环节构成。
  (一)统一的结构化处理
  结构本质上是人们在思维层面对事物组成元素的重组。二维空间关系图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论证的结构。[7]鉴于此,标准II基于以下四项假定拟定判决书论证结构图:
  假定1:论证通过三段论展开。三段论是对人类普遍的思维结构的概括,是基本的思维形式。[8]不论是法律规范的确定,还是法律事实的建构,抑或最终的法律决定的作出,以理性为依归的法律思维过程都离不开三段论的支持。理想的论证是连环进行的三段论。在一个完美的论证体系中,每一个论断都应该有两个以上的论据支持。除了最终的结论与最后出现的论据之外,论证过程中的论断都具有论据与结论的双重属性。一个理想的论证结构可能如下图所示:
  (图略)
  图1[9]
  假定2:简略三段论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存在。所谓简略三段论就是省略了大前提或者小前提或者结论的三段论。[10]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简略三段论最终都能还原成三段论。但是因为听众喜欢能让人预知结论又不流于肤浅的三段论,所以言说者应当精炼其表达方式,以取得赢得听众的效果。[11]一个好的简略三段论就是听众能自行补充被缺省的前提或结论的简略三段论。如果听众无法自行补充缺省的前提或结论,就意味着简略三段论在此不能适用,论证者应当将三段论中的前提与结论补充完整。可以想见,如果论证过程中允许存在一定的简略三段论,而图1中的L2-4、 L3-4与L3-6能由听众自行补充(甚至在人们的日常思维中毋须补充),那么图1中的论证结构就会变更为下图:
  (图略)
  图2
  假定3:论证存在结构层次。图1、图2说明,不同的论据在论证结构中的位置不一。根据这些论据(论断)距离最终结论的远近,我们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位于同一层次,支持同一论断的论据为平行论据,如图1中L2-1、L2-2、L2-3、 L2-4;位于不同层次,支持同一论断,存在递进关系的论据为纵向论据,如图2中的L1-1、L2-3、L3-4。
  假定4:论证存在终点。就理想状态而言,每一个论断的得出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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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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