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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法学论丛》
大陆涉台案件处理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 万霞【作者单位】 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第6卷)【页码】 60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3112    
  一、大陆处理涉台案件的历史与现实
  大陆涉台案件,主要指的是大陆受理的法律关系中主体、客体及内容涉及台湾自然人、法人的案件。大陆涉台案件是中国法域内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尽管政治上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但台湾法律与大陆法律仍存在事实上的差异,大陆与台湾在内部尚未统一,也影响到两岸法律问题的处理。大陆涉台案件的处理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实体法如何对待的问题,例如,是否承认台湾地区判决,是否在大陆适用台湾地区的法律等问题,一是程序法部分,涉及相关司法文书的送达、执行等。目前,这些问题中已有一部分得到妥善解决。但总体而言,大陆涉台案件的处理还处于政治上相对敏感的区域,而且在法律实务操作上仍有不少阻力和障碍。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对台政策的最新讲话[1],将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未来走向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是,2008年,台湾居民不仅获得了参加大陆司法考试的资格,而且在参加的658名台湾考生中,有5%的人获得了通过。这一比例要高于内地考生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2],他们实际进入大陆执业的具体步骤已被安排大陆司法部的商议过程中。新的两岸形势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在法律领域,随着大陆与台湾的司法交流越来越多,两岸法律制度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不可避免,过去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恐怕将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深入和政治互信的增多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因此,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讨论涉台案件的处理,既合乎时宜,又不可回避。
  大陆涉台案件处理的困境,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体系内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问题。历史上,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3]而代之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推翻的国民党政府要员退踞台湾,在台湾地区延续了旧中国的法统,形成了与大陆地区不同的法律制度。伴随着国家的不统一,出现了法律制度不统一的复合法域局面,在事实上形成了大陆和台湾两个独立的法域。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尽管从国民党政府败据台湾后就已经存在,然而,由于那一时期两岸交流尚少,各自对对方法律的关注也少,即使有涉及对方的法律问题,也都采取回避、不合作乃至我行我素的方式进行处理,不正面交锋。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大陆和台湾解除交往禁锢,两岸人员往来及交流日渐增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许多台湾人通过港澳这一平台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四法域[4]并存的复合法域国家。加上大陆的法治理念的提升,台湾地区的自然人和法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区际法律冲突开始以突出表现出来。大陆法律面临着涉及四个不同法域的法律关系的处理和对待的问题,从程序法到实体法都有。特定的民商事关系发生后,由于各法域民商事法律对该民商事关系的规定不同,从而易形成法律适用上的直接对抗,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不利。[5]而在这四法域中,大陆与港、澳的法律关系适用随着近年来的三地制度的协调和配合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处理,但大陆与台湾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仍有不确定和不稳定之虞。长期以来,涉台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内部统一前,认可台湾地区当局民商事法律效力的正当性问题在大陆司法制度及理论上仍未获得圆满的解决。[6]
  政治上的争议仍然存在,但法律关系的调整却时不我待。针对现实问题,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多起司法解释来规范涉台案件的处理。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次年又发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1998年,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保护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对认可的原则、程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和仲裁机构的裁决所确定的民事权利,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经大陆人民法院审查认可后,可以在大陆得到执行。随后,根据台湾法界人士和民众的反映和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又将认可民事判决的范围予以扩大,相继公布了对于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和支付令予以认可的批复。上述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维护两岸同胞民事权益、诉讼权利,发展两岸关系所采取的务实而重要的举措,有效地减少了两岸当事人的讼累,为及时、公正地解决涉台民事纠纷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在海峡两岸引起很好的反响,受到普遍欢迎。自1998年以来,大陆各级人民法院依据《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受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民事判决、仲裁裁决、调解书、支付令的案件已达200余件,处理结果得到了台胞的称赞和肯定。[7]
  2009年5月14日,对1998年《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作出补充规定的2009年《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正式生效。该份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为执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关于认可及执行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仲裁判断)的有关规定,维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的又一重要司法解释。[8]充分表达了大陆法律部门对于推进两岸法律交流和合作的善意和真诚。
  二、大陆涉台案件处理的实质:区际法律冲突
  从历史上看,国际私法主要是在区际私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学者维塔对此总结说:“最早的冲突法理论研究正是属地性国内法之间的冲突。……国际私法源于数个属地性的国内法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历史现实。”[9]区际法律冲突在多法域国家是一种事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制订了协调解决多法域国家内部不同法域的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民商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的规范,称谓虽然有所不同,但功能一致。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成为“洲际冲突法”,瑞士学者称为“洲际私法”,加拿大学者称为“省际冲突法”,德国称谓“地方间私法”等等。
  当今世界上,存在区际法律冲突的国家很多,特别在实行联邦体制的国家内部,区际法律冲突是常态。国际私法学者卡恩一弗罗因德曾说过:“认为在整个五大洲每个主权国家仅有一种适用于该国域内的每个人的法律制度的观念,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只是一个梦想,只是一个乌托邦。在现实世界中,国内冲突的情况在数量上超过国际冲突的情况—人们尚不能证明之—是可能的。但无论它们超过或是相反,可以肯定,它们至少有相同的固有重要性。”[10]即使在单一制国家,由于各地方行政区域的地方性规定不同,也会产生其规定与中央性规定及其他地方性规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国出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大法系、四个法域”的状况,并不是一个违反法律常理的现象。
  区际法律冲突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并存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协调与统一各自的不同规定,以使不同法域法律得到良性适用,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法制和社会的稳定。各国在这方面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高位阶立法协调处理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随着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区际法律冲突在大陆与香港、澳门之间的法律处理上成为一个公开讨论和研究的话题。然而,大陆与台湾的区际冲突仍是一个相对敏感的区域。大陆与台湾区际法律冲突的缺失导致大陆处理涉台案件常常陷入较为尴尬的境地。台湾与大陆的政治治理的分离,使某些激进的人士反对“台湾与大陆的现状等同于一般的区际法律冲突”的主张,他们认为台湾属于中国,中国的合法政权是共产党政权,因此台湾政府的执政权未获大陆同意与认可,是一个非法的地方政府。但是,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曾指出:“非法政府的法律与其他措施,凡是为了维持当地的良好秩序及有利于人民的公共行政,公民就应该遵守,法院也应予执行”,这种“事实需要原则”,经过长期的验证,如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公认,互不承认之政府,包括同一国家内彼此敌对的政府之间,基于事实需要,至少在民商事法律方面,亦应承认对方法律的有效性。[11]的确,处理涉台案件,如果确立一些类似的规范,不仅不利于解释现有大陆与台湾法律治理的现状,也不利于台海的地区稳定,不利于区域的和平与安宁。
  三、现阶段大陆涉台、港、澳案件处理的法律框架
  法律理论与实务中,不同法域法律规定的相互适用主要依赖冲突法来调整。大陆地区的冲突法立法总体较为薄弱,体系内结构松散,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零散,没有系统、全面的调整区际法律冲突的立法。
  目前,大陆涉及台、港、澳案件处理的冲突规范,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次[12]: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特殊法域的基本法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区际法律冲突的原则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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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该条是我国建立特别行政区的宪法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实行不同于大陆的法律制度的独立法域的地位。两个基本法所体现出来的“一国两制”的原则也成为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应当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为核心的各种现行民商事法律。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陆现行民商事法律中,并没有直接调整区际法律冲突的立法。在司法审判实务中,大陆法院通常是类推适用调整国际法律冲突的法律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大陆调整国际法律冲突的法律以专章、专编式为主,也散见于一些单行民事法规。
  1986年《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以专章的立法模式规定了调整国际法律冲突的法律。按照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当时施行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五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者外国法律的,可予适用,但以不违反我国社会的公共利益为限。也就是说,可以推定适用《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调整大陆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区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13]
  《合同法》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基本沿袭了《民法通则》中有关调整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条文,但在法律本身以及司法解释上,仍无法明确大陆现行民商事法律中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能否适用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
  (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员会制定的部门规章。
  行政法规方面,如1988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1992年5月开始施行的国务院《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方面,如1987年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关于出版台湾同胞作品版权问题的暂行规定》、198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意见》、1998民政部颁布的《大陆居民与台湾居民婚姻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等。[14]以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较多的是实体性规范,较少涉及法律选择问题,但这些法规和规章均确认了台湾地区当事人在大陆地区相关民商事领域与大陆同胞平等的法律地位。
  (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涉外司法解释,在数量上和内容上都超过以上三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对大陆法院审理涉港澳、涉台民商事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1987年《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89年《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对解决大陆与港澳之间的区际法律适用问题指明了方向。《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法适用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者外国法律的,可予适用,但以不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1993年《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再次重申了这一规定,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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