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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法学论丛》
出国留学六十年若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1949-2009年)
【作者】 程希苗丹国
【作者单位】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出国留学工作处
【分类】 国际公法【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第6卷)【页码】 19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3099    
  一、新中国成立60年来出国留学活动的大致规模与成效概述
  出国留学政策的成败与留学效益的评估,通过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解读与诠释是最有说服力的,但也是难度最大的。所以称之为“大致规模”,是因为使用现已公开的文献和资料提供的数据,试图详细、准确地描述60年以来中国的出国留学规模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主要是数据和某些概念上的混乱、多变或不确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根据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出国留学事务主管部门的历年统计和研究中国留学问题专家的估计,来把握和认识60年来出国留学活动的大致规模。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出国留学规模
  教育部正式公布的统计显示,1950-1965年期间,中国共向苏联和东欧等各国派遣公费留学生、进修生等10698人,同期回国8013人;派出人员中大学生、即留学本科生6834人,占63. 88% ;研究生2526人,占23.61%;进修生1116人,占10.43%;教学实习生和翻译222人,占2.08% 。[1]如果将到1958年前后因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联而派出的约6000多名技术实习生一并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大陆在此期间内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约1.6万多人。当然其中也包括先后派往苏联各军事院校的800百多名军事留学生。
  另据教育部门统计,1957-1963年期间,中国还向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资本主义国家共派出200余名留学生,大部分为学习外语留学人员,其中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仅21名。至“文革”前,中国还一度将“大量派遣留学生”,作为应对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之一,计划在1964-1966年三年内派出1750名留学生,其中大学生1550人,进修生200人,培养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10余个语种的高级外语师资和翻译。[2]1964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纲要》中“派遣留学生”的事业发展指标确定为: 1964-1966年计划派出外语留学生1926人,其中大学生1547人,进修生379人;其中法语留学生的计划最多为470人,其次为西班牙语272人,葡萄牙语103人,阿拉伯语99人,朝鲜语95人,英语90人。1964-1965年先后按计划派出两批共计1000余名留学生。“文革”开始后,第三批外语类出国留学生未能派出。
  到1966年初时,新中国派出的在外留学生总数为1221人,分布在36个国家和地区,学习34种外国语言,只有少数是学习科学技术学科的留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实际可追溯到1948年,新中国最初的留学方针政策也在此时就显露出端倪。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名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子女去苏联留学。[3]8月下旬,在中共东北局为21人举行的饯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向21人提出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在谈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高岗、林彪明确表示:你们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1954年前后,除2人因病提前回国之外,其他19名留学生先后回国。1948年前,以各种途径在苏联的公费留学生有44人。其生活费1950年前由苏联提供,1950年后改由中国政府提供。
  另有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57年初,先后约有2500-3000名主要是在欧洲和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和学者回国工作;约占1949年以前在外中国学生、学者总数5600余人的50%。[4]1949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首次邀请17位海外回国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会议委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招待和介绍海外回国留学人员工作事宜。新中国建立后,此项工作转由教育部接办。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国留学规模
  1966年6月30日,高教部印发《关于推迟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将正在进行的选拔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事务推迟半年执行。从该通知发布起直到1972年的6年期间内,中国停止了一切有关出国留学政策的执行,也不再选派出国留学生,原定执行6个月的“停选停派政策”实际上持续6年。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2年9月,出国留学派遣工作陷入瘫痪和停滞状态。
  1966年9月20日,中国留苏人员开始停课,并于10-15天内陆续回国。1967年1月18日,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向中国驻外使领馆印发《关于(在)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1967年11月前后,所有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出国留学生,均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此后,主管部门未再安排留学人员返回国外高校继续学习。
  1972年9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中法贸易和文化交流若干项目的原则请示》中有关向法国派遣留学人员的内容,国务院教科组印发《关于向法国派遣学习法语进修生的通知》,决定向法国派遣20名法语进修生。这是出国留学工作重新恢复的开始。同年,中国还向英国派遣16名英语进修生、向日本派遣了数名学习日语的留学生。此后几年间,也主要是从工农兵大学生和外语专业人员选派出国进修人员,培养目标也主要是外语口译人员和外语教师。[5]
  从留学派遣规模上看,1972-1978年的7年间,中国共派出1977名公费留学人员,平均每年282人,不足300人;从留学专业上看,主要是学习多种外国语,学习科技专业的仅占少数;从留学国别上看,除发展中国家外已经逐步涉及多个西方发达国家;从留学效益上看,同期完成学业陆续回国的留学人员有963人,主要为中国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外语教学、翻译人员以及从事外事管理事务的干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活动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并为其后出国留学政策的恢复与制定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从出国留学政策的成熟度上看,尚处在逐渐恢复与摸索阶段。
  (三)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活动的大致规模
  1.留学事务管理机构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2009年3月25日,在教育部第六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公布了中国出国留学2008年度数据,以及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的总人数。
  ·2008年内,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7.98万人,其中属于国家公派的有1.14万人,属于单位公派的有0.68万人,属于自费留学的有16.16万人。
  ·2008年内,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6.93万人,其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0.75万人,单位公派留学人员0.50万人,自费留学人员5.68万人。
  ·从1978年到200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39.1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38.91万人。
  ·从1978年到2008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仍然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00.24万人。其中73.54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6]
  2.有关研究留学问题专家对出国留学总体规模的估计爱法律,有未来
  对于教育部历年公布的出国留学统计数据,一些研究留学问题的专家一直持有疑议。钱宁先生与王辉耀先生就曾在各自的专著中辟有专门章节提出过质疑。[7]王辉耀先生认为教育部公布或掌握的统计数据并不全面。他认为,至2005年底时,中国大陆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就应当在100万至120万之间(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数字为93.30万),回国留学人员则在40至50万之间(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数字为23.30万)。现任国务院侨办国外司副司长的朱慧玲更是在其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称,学成未归的中国大陆留学人员及其家属估计在40万人左右。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在2008年6月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第三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也谈到,至2007年,出国留学后在国外工作、定居的中国大陆人就应当在100万以上。
  一般认为,出国留学,特别是出国读研究生的,其配偶大多也是大学生出身,他们以较容易获得签证的探亲名义(即所谓“陪读”)出国后,有相当多人转换成留学人员身份。配偶“陪读”现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一度很突出,当时,为了保证国内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国家不仅对在职专业技术人员、业务骨干、在读研究生等人才的自费出国留学有一定的控制(要求纳人公派范围,经单位批准后以“自费公派”的名义出国留学),而且还由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劳动人事部(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公安部于1988年1月12日联名下发了《关于公派出国研究生配偶申请出国探亲等事项的管理细则》。由此可见,当时以“陪读”名义出国留学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留学生处掌握的数据,至2006年底,就有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同样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原中国大陆公民约30多万。
  也就是说,中国留学人员实际上可区分为“出国留学人员”和“出国后的留学人员”两大群体。当然其中还有一些诸如“小留学生、语言学校留学生是否为留学生”争论也影响到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计算。有研究者认为,1949年至2008年底约60年间,中国大陆出国在外留学、进修或做访问学者等的各类留学人员的总数,累计已经达到或超过200万人(次),其中除了以留学、进修或访问学者身份出国的留学人员,还有不少以是其他事由或身份出国后转为留学人员的。
  (四)建国60年来出国留学工作的成效
  建国60年来的出国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以下数据和描述只是管中窥豹。
  ·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显示,留学苏联和东欧的各类人员中先后有200多人成为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许多人担任了重要的技术职务,成为诸多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有的则成为知名艺术家。另外在赴苏联和东欧留学人员中产生一批相继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负责人的领导群体: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长及省部级官员、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领导;还有很多人走上省部级以下各级了领导岗位。有关文章提供的部分省部级政府官员名单也显示出,改革开放以后的留学回国人员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越来越受到重用,一批优秀留学回国人员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8]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于2006年10月底对大陆1792所高等院校时任校长基本情况的调查显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平均比例为32.2%,曾在海外获得各类学位的为12.7%。其中36所进人“985工程”高校校长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85.7% ; 101所进入“211工程”高校校长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73.2%; 617所本科院校校长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36. 1 % ; 1085所高职(专科)院校校长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16.3% ; 248所民办院校校长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21.4%。[9]
  ·还有统计显示,“两院”院士中80.49%、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校长中77.61%、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中77.65%、长江学者中9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中72%的人员具有出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10]在参与人事部“百千万工程”、团中央“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等工程和计划的科技人员中,改革开放以后学成回国的,均占到半数以上。
  ·据有关媒体消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也积极配合国家人才战略工程,加大外派军事留学生的力度,先后派遣军事留学生2000多名赴120多个外军院校学习,为改善中国军队的干部结构,提高现代化指挥与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11]
  此外,一批掌握有现代科技成果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促进了国内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和环境保护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证券、保险、涉外法律等现代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据科技、教育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全国各地共创建留学人员创业园115家,人园在孵的留学回国人员企业近5200家;全国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数量超过万家。
  二、对于建国60年来出国留学政策演变与留学活动阶段分期的认识
  (一)出国留学政策的几次战略性决策与调整
  出国留学活动起源于相对落后国家、地区或领域培养紧缺人才或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在当代也发展成为接受不同模式教育的一种选择。出国留学政策则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决策层根据一定时期的基本国策、国际关系、价值标准与合理性原则,对出国留学活动实施管理、服务、控制和调节的制度性规定。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渐进性和相对独立的阶段性特点;其主体内容和实施导向是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国对外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它源于出国留学活动的实践与需求并对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出国留学活动的发展和变化,进行着符合留学活动规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与政府政治意志的调整与完善。因此,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中国出国留学活动历史演变的写照。
  出国留学政策还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并服从、服务于国际政治格局以及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出国留学政策的制定源于特定时期的留学活动;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状态是左右和影响出国留学政策形成的基本条件;出国留学活动的特点以及留学人员的生存状况是出国留学政策调整的主要考虑因素;妥善解决出国留学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是出国留学政策调整的不间断目标。
  1949年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活动的政策研究,一直是中国领导人、政府部门、出国留学教育事务管理者和服务者,以及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青年学子和新闻媒体的焦点话题之一,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可谓旷日持久。出国留学政策的研究之所以受到特别重视,既有国际政治、经济和中外教育交流的背景,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公民个人的需要。而把政策的具体内容、酝酿制定的过程、发布执行后的实践结果和效益评估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出国留学教育自身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更好地培养人才和开展国际教育交流的客观要求。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留学政策类文章或研究生论文动辄以“战略性研究”、“战略性思考”为题,本文作者之一也曾盲目参与其中,不太自量地进行了一番所谓的“战略性研究”。而当我们认真回顾新中国留学政策形成和发展的60年历程就不难发现,能够上升到“战略性”高度的思考和决策内容,无一不是发生在新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并且都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决策部门根据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国家的需要以及留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留学人员的生存特点提出来的。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做出了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重大决策;随之由政府职能部门形成了“定向、集中、大量”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出国留学政策。
  ·同一时期,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吸引在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方针、政策。他先是于1949年夏季做出指示,要以“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国建设新中国”作为旅美进步团体的中心任务;后又于1957年5月10日发表讲话表示,新中国对于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3000多名中国在苏留学生、进修生和实习生,并发表了演讲,其演讲中的名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也肯定了当时出国留学政策的基本方向。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著名讲话:“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从外语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段讲话被普遍认为是奠定了1978年以后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基础。
  ·1986年12月13日,国务院以“国发[1986] 107号”文件和《通知》的形式,批准转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6年12月8日上报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其中分别涉及出国留学事务的政策原则、组织管理、公派留学、国外博士后研究、公派留学人员休假与探亲、自费留学。加上根据这个文件制定并在约一个月后于1987年1月28日印发的五个涉及公派留学问题的《管理细则》,形成了一个系统、权威的出国留学政策体系,对于其后的中国出国留学活动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导向作用。
  ·1989年以后,西方国家利用1989年北京“六·四”政治风波,大量截留和掠夺中国留学人才,使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面临严峻考验。对此,邓小平于1992年1月发表了针对在外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根据这一讲话精神,1992年8月23日和29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两次表示:“面对新的形势,要有一系列的政策。经过几年的工作,我看留学生工作、出国留学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三句话: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表示,“我们热情欢迎出国学习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关心、支持和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都欢迎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给予妥善安排,并实行出人自由,来去方便的政策”。
  ·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并肯定了上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政策。笔者认为,这一新的留学政策既适应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需要,又理顺了政府尊重公民出国留学的愿望并为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与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服务之间的关系,把握了当代中国留学活动的基本方向,使出国留学活动步入正常和快速发展的轨道;是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活动进行总结后提炼出的高度概括,标志着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逐渐走向成熟。中国渐进性地逐步实现着出国留学政策的公开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不仅为解决留学活动中发生国内及国际矛盾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同时也为出国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为更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提供了支持与帮助。
  此后,随着自费留学人员的较大幅度增加、出国留学活动大众化倾向的加快、中国对外关系的较长期稳定以及出国留学理念的普及和出国留学政策的逐步开放,国家领导人专门就出国留学政策发表战略性意见的情况逐渐减少,代之以一些通用性的国策成为新世纪指导出国留学活动的战略性决策。如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党管人才和科学发展观等等,无一不与出国留学活动和出国留学政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越来越着眼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三个一流”的提出与“千人计划”[12]的实施。
  (二)出国留学活动发展的阶段分期
  国家最高领导人及相关政府部门对于出留学方针政策的战略性决策和战略性调整往往会使得留学活动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由于研究的目的、范围和内容不尽一致,一些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留学活动发展和留学政策变革的阶段分期提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原国务委员宋健先生划分为“20世纪50年代的留学活动和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潮”两个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潘晨光教授划分为“曲折发展阶段(1949到1978年)”和“大发展时期(1978年以来)”;
  ·原教育部陈可森参赞划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结束至1989年、1989至1996年”四个阶段。[13]
  ·原教育部外事局李滔局长划分为“1949-1966年、1972-1993年”两个阶段。[14]
  ·原教育部于富增司长等大致划分为“1948-1956年、1957-1966年、1967-1977年、1978-1982年、1983-1993年、1994-2000年”六个阶段。[15]
  专门针对改革开放后留学活动和留学政策演变而进行的阶段分期,研究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哎哟不错哦
  ·中山大学陈昌贵教授划分为“1978-1985年、1986-1991年、1992-2006年”三个阶段。[16]
  ·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5年、1986-1989年、1989-1991年、1992-2002年”五个阶段。[17]
  ·现任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处副秘书长的杨新育划分为“ 1978-1991年、1992-1996年、1997年至现在”三个阶段。[18]
  上述有些阶段的划分,还被研究者分别标注了有阶段性特征和代表性术语的简短名称,如1949年后的启动期、曲折发展期,文革后的恢复期、调整期、探索期、大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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