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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论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
【英文标题】 On Judicial Cognizance of Constitutive Components of Crime of Dereliction of Duty Related with Women and Children Trafficking
【作者】 王志祥,黄云波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渎职罪;犯罪构成要件;司法认定
【英文关键词】 crime of not rescuing abducted and kidnapped women and children; crime of obstructing efforts to rescue abducted and kidnapped women and children; crime of malpractice; constitutive components of crime; judicial cognizance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4)02-0025-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25
【摘要】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正常活动;犯罪主体是负有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公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以及负有会同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其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对本类犯罪的客观方面应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理解。
【英文摘要】 Criminal objects of crime of obstructing efforts to rescue abducted and kidnapped women and children and crime of not rescuing abducted and kidnapped women and children are normal activities of rescue of abducted women and children done by state organs.Criminal subject is state staffs who take charge of rescue of abducted women and children,to be specific,it includes state staff in the people s govemments at various levels who is in charge of rescue work, staff in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s well as staff in other units who cooperates with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o rescue abducted women and children.The subjective forms of crime of not rescuing abducted women and children are intentional and negligent behavior.The subjective forms of crime of obstructing efforts to rescue abducted and kidnapped women and children are intentional behavior.When it comes to objective aspect of this type of crime, we need to understand it combined with The Provisions of Legal Standards in Crime of Malpractice and Infringe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8968    
  
  我国1997年系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所规定的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涉及一个条文,两个罪名,即《刑法》416条第1款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同条第2款所规定的“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基于立法用语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不尽一致的理解。虽然2006年7月2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对这两种犯罪的立案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从近年刑法学界对这两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讨论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未得以很好地解决。因此,针对司法实践中对这两种犯罪构成要件理解不尽一致的问题,进行研讨尤为必要。而在对这两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讨论中,对于其犯罪客体并不存在较大争议,即一般均认为,这两种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正常活动。{1}但是,在对这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观和客观要件的司法认定方面,则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由此,本文就围绕这三个方面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问题进行详细阐述,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根据1997年《刑法》416条规定,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体均为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对于此类主体具体包括哪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对此,《立案标准》作了进一步明确,将其规定为“负有解救职责的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立案标准》中就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主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此仍难以把握。大体上看,刑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就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哪些人员而言,“刑法与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认为是指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各级人民政府主管、分管领导。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有在会同公安机关参与解救工作时,才负有解救职责。”{2}第二种观点认为,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会同公安、司法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第三种观点认为,负有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公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会同公安机关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法院、检察院、司法局、民政局或者妇联等部门的工作人员。{4}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以上第三种观点更为合理。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法法规应当具有明确性,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够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5}“但对于刑法的解释来说,关于明确犯罪成立要件方面并不意味着要求排除成文的规定以外的一切要素。事实是,确定实定法上犯罪的成立要件的场合,即使要明确构成要件的意义,根据习惯及其他不成文法的要素不一定少。”{6}换言之,不论刑法条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多么明确,对于刑法条文所使用字词含义的理解仍需借助其他要素,例如,其他法律文件、判例、学说、常理、习惯等等。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的目的,用以辅助理解法规的其他要素之间也应有一个适用的先后顺序,辅助要素之间仍然要坚持成文法优先原则,只有在没有相关成文法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其他非成文法要素。因此,要确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在刑法本身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必须首先借助其他成文法律文件的规定来加以确定。结合我国对该问题有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件,该问题的解决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的确定;第二步是“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定。
  对于第一步所要解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问题,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其规定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由于现代国家、社会事务涉及范围广、专业性强,国家机关的具体工作纷繁芜杂,仅凭国家机关一己之力难以完成,而在很多方面都需要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予以协助。当这些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其中,行使国家权力之时,也就具有了相应的职责。因此,我国刑法对渎职罪主体的判断采用的是实质标准,即不论形式上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实质上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即可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在确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之后,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即“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定。笔者认为,就对该问题的解决而言,可以从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立法沿革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中获得结论。一方面,我国1979年《刑法》中对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并没有加以规定,这两种犯罪最早是由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加以规定的。该《决定》在1997年《刑法》附件二中被予以保留,因此继续有效。该《决定》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解救工作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执行。”据此,各级人民政府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是解救工作的领导机关,而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是具体执行机关,二者都具有解救职责。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享有法律、经济、科教文卫、选举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各种广泛的职权,各级人民政府对各项职权有着明确的分工。如果要求各级人民政府中所有工作人员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都负有解救职责,并因此而承担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则对具体的职务范围中并不包括该项职责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讲,无疑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决定》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但对这里的责任主体应做限制解释,即仅限于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中负责解救工作的主管、分管领导,也包括执行解救工作的普通国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依据《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负有广泛的保护人民权利的职责,其日常工作为负责社会治安防控和刑事案件侦查。因此,根据《决定》和《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负有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职责。
  此外,2006年《立案标准》将“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细化为“负有解救职责的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2007年12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中,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所涉及部门和单位达29家之多[1];2010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些法律法规及文件的相关规定来看,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为有效预防、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积极救助、妥善安置被解救妇女、儿童,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对于此类犯罪,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预防、打击、救助系统,其中不仅涉及国家机关,还涉及许多非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团体,但其中有些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并非日常治安防控,并不包括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本身并没有解救职责,这些部门和单位只是当会同公安机关参与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之时才产生了相应职责。因此,与前述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采用实质标准判断相一致,对“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判断也应采用实质标准,即除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负有解救职责之外,其他国家机关和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当会同公安机关参加“打拐”工作,实质上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职权时,才属于“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否则,其就不负有解救职责,也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如以下案例:
  被告人孙某,男,40岁,某县民政局政务科副科长。1998年1月13日,孙某到某县某村扶贫。当孙某到村民黎某家了解情况时,突然有一女子从内屋冲出来向其求救,说是被拐卖的妇女。原来,此女子就是被黎某买来做妻子的章某,由于没有答应黎某结婚的要求而一直被锁在家中。章某听到孙某的谈话,知道其是民政干部,因此趁着看管放松的机会而冲出来向其求救。对于章某的求救,孙某无动于衷,章某重新被关进屋内。黎某见章某始终不从,惟恐夜长梦多,于当天夜里找到人贩子,将黎某转卖,致使黎某长期得不到解救。{7}在该案中,虽然被告人孙某是民政局的干部,但由于此时并不处于民政局会同公安机关参与“打拐”时期,孙某由此并不负有参与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工作职责,所以,孙某并不符合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体要求,因而不能构成该罪。但是,可以考虑给予其政纪或者党纪处分。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主体,即“负有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可包括以下两部分人员:一部分是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此类主体是在日常工作中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另一部分是负有会同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其他机关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此类主体只有在会同公安机关参与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时,才负有解救职责。
  二、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主观方面的司法认定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其包括罪过以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这几种因素。其中,行为人的罪过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要素,是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正确认定犯罪的主观方面,既有利于准确地定罪,也有利于合理地量刑。基于此,有必要对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主观方面问题作详细分析。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争议通常集中于罪过。本文仅对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罪过形式进行分析,而不涉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鉴于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与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并不完全相同,以下对此分别进行论述。
  (一)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主观罪过的认定
  关于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认识上都不一致。对此,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从本罪的行为而言,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的,对自己不履行解救职责是明知的。但对于结果而言,则一般表现为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结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有时候也可能表现为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一定的后果,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8}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9}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特征“一般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但是在个别情况下也不能排除放任的间接故意的存在。”{10}笔者认为,在以上三种观点中,第三种观点是相对合理的,但是其仅将该罪的故意形式限定为间接故意,却是失之狭隘的。
  要判断某一犯罪具有何种罪过形式,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一罪过是针对行为而言,还是针对结果而言,即判断罪过的基准事实是什么。对此,曾经有过“结果标准说”、“行为标准说”以及“双重标准说”之争。{11}从刑法的目的来看,刑法之所以禁止某种行为,原因就在于行为客观上给社会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如果某种行为不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则没有必要对其动用刑罚。我国1997年《刑法》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很显然,“行为人‘明知’或者‘预见’,是指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希望’、‘放任’、‘轻信能够避免’,是指对‘危害社会结果’的态度,罪过的核心应当是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12}据此,罪过,应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将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的一种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相应地,在罪过形式的判断上,就应当坚持“结果标准说”。而以上第一种观点在罪过形式的判断上显然犯了标准混乱的错误,从而导致其并不能据此得出明确的结论。
  在确定了犯罪主观罪过的判断标准之后,还有必要纠正另外一种错误的观点。有论者认为,“《刑法》416条规定的都是故意犯罪,因为故意犯罪在分则条文中可以省略,过失罪过应当明确规定,既然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犯罪,就不是过失犯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一种过失心理状态,就不能构成本罪。”{13}这一观点显然误解了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1997年《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并且《刑法》15条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但并非对每一个过失犯罪《刑法》都必须在条文中明文规定其罪过形式为过失。虽然1997年《刑法》对有些犯罪明确规定了其罪过形式[2],但对大部分犯罪而言,刑法条文却并不明文规定罪过形式,对于过失犯罪也是如此。例如,对于交通肇事罪,《刑法》133条就未明确规定其罪过形式,而只能从本罪的罪状描述中推断出其为过失犯罪。所以,就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而言,也不能因为《刑法》416条中未明确规定其罪过形式为“过失”,就认为其属于故意犯罪。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就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而言,《刑法》416条第1款并未明文规定其罪过形式。对此,需要以“结果标准说”为依据,结合法条中该罪的罪状描述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从行为人“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这一罪状描述来看,行为人显然明确认识到自己违背解救职责,并实施了不解救行为。但由此并不能得出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的结论,而是必须以“造成严重后果”这一事实为罪过形式判断的基准事实。在行为人主动选择不解救行为的情况下,严重后果的发生可能正是行为人所希望的;或者行为人虽然不希望严重后果发生,但对其持无所谓的态度,该严重后果的发生与否均不违背行为人的主观意愿;行为人对严重后果的发生还可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此,依据“结果标准说”,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可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具体而言,该罪的主观罪过内容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不解救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希望或者放任严重后果的发生;或者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不解救行为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行为人已经预见不解救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却轻信能够避免,从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依照我国通行刑法理论,同一法条规定的同一个罪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或者是故意,或者是过失,而不能同时兼有。那么,同一罪名是否可以同时兼有故意与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呢?笔者认为,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是存在此种情形的犯罪的。我国1997年《刑法》中所有犯罪的罪过形式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类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如交通肇事罪;还有一些犯罪既可以由故意又可以由过失构成。而对最后一类犯罪,在立法上又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方式是“一分为二”,例如,泄露国家秘密罪分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另一种方式是“二合为一”,在法条中既不写明故意,也不写明过失,但这种犯罪既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这种情形的罪过形式被称为“复合罪过形式”。对于复合罪过犯罪,不论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都认定为同一个罪名、适用同一法条的法定刑。{14}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便是一种典型的复合罪过形式的罪名。因此,认为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不但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并不违反我国1997年《刑法》在罪名设置方面的基本形式要求。但是,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应将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认定为同一罪名,适用同一法条的法定刑,但是,在量刑过程中,对主观罪过为故意的犯罪人与主观罪过为过失的犯罪人,在刑罚的具体适用上应有所区别。例如,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主观罪过为故意的犯罪人可以考虑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主观罪过为过失的犯罪人则可以考虑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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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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