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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论发达国家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
【英文标题】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作者】 文同爱周磊【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保护责任;历史责任
【英文关键词】 climate change; developed countries;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4)01-0088-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88
【摘要】

依据国际环境法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率先的和主要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综合国力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迟迟不与发展中国家就气候环境保护的核心条款达成协议,甚至推行单边主义和争夺国际环境公共权力,导致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未能有效实现。制度上的完善设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是实现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必然选择。

【英文摘要】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hall bear the first and ma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However, in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factors as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reluctant to conclude a key climat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ready to implement unilateralism and compete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ublic power. As a result,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not be carried out effectively. our specific responsive measures, such as, the perfect design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unity and cooper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e inevitable choices to carry out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2275    
  在气候危机对人类影响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下,国际社会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配来应对全球气候环境的治理与改善。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责任的完全履行对于国际气候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一、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界定
  (一)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概念
  在法学领域,法律责任一词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本义,其二是引申义{1}。本义的法律责任概念,主要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2}因此,其也叫第二性法律义务,是违反某种法律义务后发生的具有补偿性或惩罚性的法律后果。引申意义的法律责任概念,往往是指从事某种行为或参与某种社会关系者应当承担的义务,不以存在违法、违约行为为条件。因此,这种法律后果被称为第一性的责任,即依法或依约法律关系主体应这样行为或者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是社会成员分内应做的事。
  国际环境法上,国家的国际环境责任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国际环境责任是指造成国际环境损害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广义的国际环境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应当承担的保护国际环境的义务。这里狭义的国际环境责任就是第二性的法律义务,广义的法律责任指第一性的义务。
  发达国家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是指因发达国家自工业化以来使用国际大气环境容量资源越来越多,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风险方面所占的份额比发展中国家更大,而应当率先采取应对措施并承担主要的治理责任的义务。在国际环境法上,发达国家消耗国际大气容量资源的行为属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也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其损害了国际气候环境,但是依据有关气候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仍然应当承担这种义务,所以,其并非传统环境法领域的第二性法律责任,而是广义的法律责任,是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等一系列国际气候环境保护法律文件为发达国家缔约方“量身定制”的法律责任,在内涵上,发达国家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主要是指:基于当前人类受到气候变暖的客观威胁,发达国家依据国际环境法的规定而承担温室气体治理的国际环境责任。从外延上讲,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这种责任是指发达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等义务。
  (二)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主要内容
  承担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主体是集合的发达国家,即发达国家是一个独立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将缔约方分为附件一、附件二和其他缔约方,附件一、附件二中的国家都称为发达国家。理所当然,国家是发达国家集团的组成元素,在承担具体的国际环境责任时单个发达国家承担的责任存在一定的差别性。同时,在发达国家承担环境责任的过程中,是由发达国家以国家整体对外承担责任,而非要求发达国家国内公民个人,或者企、事业单位提供资金、技术,或者是履行相关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和改善气候变化能力的义务。在客体上,发达国家承担的是一种保护和改善全球气候“环境”的责任,并非军事环境、经济环境等责任。在具体的责任形式上,发达国家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不仅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着在本国领域内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同心协力共同维护今世后代利益的共同责任,而且表现为发达国家负担历史与现实的区别责任。主要体现为:第一,要求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强制性量化减排的主要任务,而发展中国家并非强制性减排的责任国。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附件一缔约方应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8年至2012年承诺期间削减到1990年水平之下5%;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所有加入的发达国家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至40%。第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在2010年至2012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20年前达到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的目标。第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技术转让。此外,在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上初步达成建立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的共识。
  (三)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性质
  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性质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发达国家承担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综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中确定发达国家所承担的强制性减排义务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等,均具有法律强制性,因此,其是一种法律责任。但是,发达国家承担的某些国际环境责任又具有道义性质。比如,欧盟表示,在其他发达国家提出有可比性的目标等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愿意把减排目标从原来的减少20%提高到30%。欧盟自愿提出10%的额外减排份额即是道义责任{3}。
  其二,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是国际环境法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环境保护领域的制度化,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有差别的责任”,即在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共同承担了气候环境保护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法小宝
  为什么“有差别的责任”是合理的呢?因为,第一,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总量上升“贡献”最大。除了发达国家现在的温室气体人平排放量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平排放量以外,它们还有两种额外的排放,即历史排放和“转移排放”。{4}此外,发达国家的排放,更多的属于“奢侈排放”,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则是“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5}第二,发达国家由于率先消耗全球大气容量资源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从而拥有先进的科技与充足的资金,因此它们有能力承担这种法律责任。
  二、实现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困难及其根源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承担着强制性减排义务,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实践中,实现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存在诸多困难。从现象上看,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不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公约的缔结,甚至若干发达国家相继退出京都机制;第二,发达国家选择背离公约的目的,不落实已达成的协议。
  (一)实现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困难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缔约困难
  条约自古以来就存在,是应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用以规定国家相互间行为规则的法律工具{6}。在实践中,两大集团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缔约困难。缔约上的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具有国际法律意义的三种行为。
  (1)若干发达国家相继退出京都机制,推行单边主义
  单边主义常常被用来象征性地批评不同的实践活动,它本身并没有法律意义。这个概念既宽泛又杂乱,因而被作为万能钥匙去涵盖具有国际影响的各种法律、措施和行为。其中,有些只具政治性,而另一些则有法律内容并能产生法律效力{7}。一般而言,单边主义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单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共同主张或者采取措施,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应对气候变化体制内的单边环境政策而言,主要表现为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相继退出京都机制。在2001年,美国以《京都议定书》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由,退出京都机制。在后京都谈判中,加拿大也于2011年宣布退出该议定书。在2012年多哈气候峰会上,日本、新西兰、俄罗斯等国接连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加入美加行列。可以说,京都机制从未得到过发达国家缔约方主要排放国的一致支持,这不仅损害了《京都议定书》的权威性,而且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现实困难,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一直在增长,2012年达到创记录的345亿吨,比上年增长1.1%。
  (2)发达国家重视国际环境公共权力的争夺
  所谓国际环境公共权力,是指由国际社会通过建立国际组织,赋予国际组织某些成员国一定的权利、责任与义务{8}。从性质上而言,公共权力被认为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所赋予和认同,并用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集体性权力{9}。针对全球环境问题,国际社会成立了专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公权力组织,其宗旨是为了实现地球共同体的整体环境公益,为各国谋求公共福利。在国际环境事务上,发达国家重视国际环境公共权力的争夺是影响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实现的最大障碍。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评价气候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并针对这些潜在的影响制定气候环境公约。本质上,该委员会是国际环境公共权力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一种表现。但是,“由于公共权力在主体归属上具有私人性特征,而这一特征必然导致权力运作的私密化。”{10}因此,由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被几个发达国家所控制,发达国家通过争夺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国际环境公共权力谋求获取气候协议的制定权,大力推行本国“标准”。甚至,通过控制这种环境公权力组织来彰显本国综合国力和获取更多的国际环境资源及利益。一份采访发展中国家撰稿人的报告指出,大部分撰稿人认为,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组评估报告最初的议程,如章节的标题、框架都由发达国家定夺,尤其是美国{11}。同样,国际气候变化的缔约方大会主要是由欧美几个大国和国际组织牵头,并制定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小国失去程序参与权,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发达国家国际环境公共权力争夺的平台。例如,在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成功分裂了发展中国家阵营,获得小岛屿国际支持,在多个发达国家不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情况下,达成基本结束“巴厘路线图”的双轨谈判机制,建立新的“德班平台”谈判机制,意图将所有国家纳入一份全球性减排新协议,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极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有动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危险。
  (3)发达国家不断拖延谈判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国际合作,加强国家之间的协议谈判是确定、实施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前提。但是,在现实中,发达国家无限期推迟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协议谈判。尽管在2012年多哈气候峰会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谈判来加以解决。比如,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力度透明度不够;在资金机制上,发达国家借口经济危机,拒绝给出提供资金的时间表,大会决定延迟到2013年再解决{12}。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无限期推迟国际环境公约谈判,导致发达国家国际环境具体责任出现了“真空”地带,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实现的延迟。
  2.发达国家轻视国际环境责任的履行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为主体的国际气候法律体系,构成了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的基本内容。从现实效应来看,发达国家的责任实施并不理想。
  首先,对于强制性减排的承诺没有兑现。根据UNDP《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从增长幅度来看,欧盟承诺平均减排为8%,实际却减排2%左右;加拿大的排放量比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目标高出35%;日本的排放量比目标范围高出14%左右。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远远没有实现承诺目标,特别是西班牙的排放量几乎增加了50%,完全与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任务背道而驰,都未能实现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减排目标。其次,对于资金、技术援助的承诺没有兑现。尽管缔约方会议已经就技术转让问题做出过大量的决定,但由于发达国家担心转让先进技术后影响其国内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在政治上作出了承诺,但是在行动上却拖了十多年都不付诸实施,总是以各种借口(如知识产权保护、产权归私人部门所有等)拖延这项义务的履行。在缔约方会议上还没有展示过真正实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以减排温室气体的案例{13}。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从整体上看还远没有兑现承诺。根据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决议所设立的“绿色气候基金”目前仍然是空壳。发达国家在近3年前承诺,到2020年每年调拨至多10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到现在,仅英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具体承诺在未来几年总共拿出68.5亿欧元。而目前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总量仅为数十亿美元,至2020年能否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还是悬疑{14}。在2012年多哈气候峰会之后,资金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实现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存在困难的根源
  1.国家利益因素的影响
  不论是在缔约阶段,还是在履约阶段,发达国家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未能得到有效实现与国家利益行为息息相关。
  从缔约阶段来说,发达国家重视国际环境公共权力争夺,推行单边主义,最终的因素在于追求国家利益,是围绕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规则导向下追求权力异化。从国际方面而言,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争夺国际环境公共权力,是发达国家“为了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15}从国内而言,“特别是在国家产生以后,国家作为公共权利的被授予代表,公共权力的依法行使主体便成了政府。政府的终极目标是‘殚精竭虑谋求公众幸福’,而政府实现其目标的基本手段是拥有公共权力。”{16}2001年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公开的理由有三:其一,执行该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份额,会给美国工业带来沉重负担,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减速以及能源部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更会影响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其二,《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限制太过宽松;其三,温室气体是否必然会导致全球变暖,在科学研究中并无定论{17}。其中暗含一个理由:在任何一个领域必须确保美国的领导权。
  从履约方面来说,发达国家违约同样是基于国家利益作出的选择。因为,现代国际社会是一个主权林立的社会,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世界各国处于竞争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主动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来谋求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社会整体公益的发展。
  2.发展中国家在缔约上的手段不足以平衡发达国家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要摆脱各成员国利益、实力和观念上的阻碍以促使各成员国在国际行为层面上作出承诺,并最大限度避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陷入僵局及集体行动逻辑困难,发展中国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缔约手段的设计尤为重要。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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