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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构成民事责任条件中的过错
【英文标题】 On the Mi stake i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Civil Li ability
【作者】 魏振瀛王小能【分类】 民法分则
【期刊年份】 1986年【期号】 5
【页码】 1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不履行民事义务,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一般采取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为正确贯彻这一原则,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民法中的过错,根据什么标准确定当事人的过错,民法中划分过错程度有什么重要意义,以及民法中的过错有什么特殊性的问题等。本文就此谈谈我们的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过错的概念与确定过错的标准
  “过错”是指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主观态度。它是建立在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的可能性上的一种心理状态。不能正确判断自己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的精神病患者和幼年入,是谈不上有过错的。
  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单纯从主观态度角度讲,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称为故意。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不良后果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称为过失。
  在实践中。对“故意”的民事违法行为进行判断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问题往往发生在如何确认行为人有无“过失”。既然“过失”是指“行为人应该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而实际上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预见到了却轻信可以避免”这样一种心理状态,那么行为人应该预见的范围如何?他的预见能力怎么样?他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从回答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中我们可以找到把握“过失”的标准。
  如果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应当预见的范围一致的话,那么把握“过失”的标准就是主观的,即依照行为人能否预见来决定其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他主观上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引起的结果,他对此结果则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如果他能够预见这种结果,就要承担责任。这种判断过错的标准叫“主观标准”。如果根据主观标准,虽然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但当他违反交通规则而给他人造成损失时,也有可能免除他的责任,因为他主观上确实不懂交通规则从而不能预见和避免损害。这显然是与法律相违背,也是不合乎情理的。主观标准不利于当事人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性,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它只分析到了行为人预见有害结果的能力而没涉及到他应预见的范围。
  为了克服主观标准的缺陷,就需要设立一种适用于任何人,但又不同于任何具体人的标准,这种判断标准叫“客观标准”。当行为人没有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有害结果而给他人造成损失时,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就要依据客观标准看他是否应当预见,如果他应当预见,就得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就不承担民事责任。
  普通法国家首先把“过失”理解为没有达到一个正常人在相同情况下应具备的通常审慎程度的标准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过失,必须将他与一个假设的人进行比较,而这个假设的人完全符合理想公民的要求,并且始终是谨慎和稳重的典型。除了这个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标准外,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平、从事的职业种类不同,在不同种类的人群中还有具体的标准例如对建筑师和建筑工人就要适用不同准则。
  在普通法系的侵权行为理论中,“过失”不仅是指心理上的状态,而且还强调是违反了注意义务,即违反了某种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所以在英、美等国家,行为人仅达到“典型公民”的注意标准,还不成为过失侵权行为人。英国一个首席法官曾经说:“严格地从法律观点分析,在作为和不作为中,过失的含义不止是不注意或不当心的行为,严格说来,它意味着义务、违反义务以及对受害人因而受到的损害负有责任等错综复杂的观念。”。根据这个定义,“过失”必须是肇事者有法律上应当注意的义务,而且这是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一群人的义务。换句话说,根据普通法,过失责任必须以被告对原告的利益负有适当注意的义务为前提。普通法主要强调负积极行为的义务,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外,被告对其消极的不作为不负过失责任。汽车司机应当注意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但对路上躺着的急需救护的病人,则没有到附近的公用电话间给医院打电话或自己把病人送到医院的义务。
  受害人为了使自己在根据“过失”所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获胜,必须证明加害人没有尽到“应当注意”的义务。1916年美国法院处理过这么一个案件:原告麦克佛逊驾驶一辆由被告布伊克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中途由于车轮出故障而受到了身体伤害,原告以该公司没有尽到谨慎制造的义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的意见是:“如果某一件产品粗枝大叶地制造出来会对人身造成威胁时,那它就是一件危险的产品。本物品由直接购买者以外的人不经检查就使用,制造者负有谨慎制造的义务。”如果违反该项义务,制造者得负担赔偿由此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责任。据此法院判原告胜诉。
  在普通法国家一般这样推定:在同样或类似的情况下,被告没有尽到作为一个正常的并且具有一般的审慎思考能力的人应该尽到的注意,就是没有尽到应当注意的义务。他们强调行为人应该预见的范围,同时又设定“理想的具有审慎态度的公民”,可见他们把握“过失”采用的是“客观标准”。
  “客观标准”怎样确定?虚拟的标准人应该是中等水平的公民还是高等水平的公民?对此,苏联民法学界曾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标准人应该是“不先进也不落后的中等人”;另一种主张是“高等水平的人”;还有一种主张是“中等偏上水平的人”。苏联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向导”荣誉军人劳动组合按照它和“专卖公司”所订的合同,派它的成员兹维特柯娃充任押运员,从莫斯科押运装酒的车厢到皮斯别克站。车子于1941年5月28日到达了指定的车站,由于时间太晚她不可能当天回去。于是“专卖公司”仓库主任让她在仓库的一间房子里过夜,并将这种情况通知了仓库的警卫。夜里,她突然发病,被人用急救车送进了医院。她出院后,发现自己留在仓库里的东西不见了。为此她于1941年6月16日提起诉讼,诉请“专卖公司”赔偿她丢失东西的损失817卢布。伏龙芝市第五段人民法院准许了原告的请求,但其判决被二审法院撤消。理由是原告并未将自己的东西请“专卖公司”保管,被告就没有保管这项东西的义务,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原告留有东西在那里。二审法院的这个裁定是基于“中等标准”做出的。但最高法院审判庭解决本案的态度又不同,它认为,遗失东西发生在例外情况下(原告突然生病),这时“专卖公司”的行政上有责任保管原告的东西,或者交给民警机关。可是行政上并没有这样做,“专卖公司”就应按照民法典第403条的规定,照价赔偿原告所丢失的东西。苏联最高法院采用的是“中等偏上”的标准。它的理论根据是斯大林关于生芦上技术定额的新的平均定额原理,即既不同于陈旧定额,又不以打破记录为标准。这个标准有利于督促落后的群众赶上先进水平。
  与“过失”标准问题联系比较紧密的,是对“过失”形式的划分。早在罗马法时期,法学家们就将过失过错按程度分为六种:严重过错(Culpa Lata);较严重过错(Latior);最严重过错(Latissima);轻微过错(Lavis);较轻微过错(Levio);最轻微过错(Levissma)。后世的法学家们仿效罗马法,对“过失”过错进行了分类。
  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民法为代表,把过失分为两种,即轻过失和重过失。轻过失又分为两种:一是抽象轻过失,怠于交易上所必须的注意的,就是抽象的轻过失。怠于交易上所必须的注意,也就是旧中国民法上所说的欠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善良管理人是指想象的一个诚实勤勉而且有相当经验的人。二是具体轻过失,欠缺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的注意过失,叫具体轻过失。显然欠缺一般人的注意,叫重过失。
  在苏联民法学界,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到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是轻微过失,如果行为人预见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但却轻率地希望避免它,这是重大过失。
  正确地确定和适用关于民法中过错的标准,是正确适用《民法通则》中归责原则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有待于深入研究,在司法实践中有待于逐步总结经验。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情况,这里仅谈谈我们的看法:
  民法中确定过错的标准,实际上是确定过失的标准,关键问题是确定行为人预见范围的标准。只要确定了预见范围,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前面讲到,判断过错的标准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两种不同的学说。主观标准以行为人个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确定其是否有过错,可以充分反映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如果单纯采用主观标准,就需要对每个行为人的预见能力作准确的判断,这无疑是难以充分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如果采用主观标准,只看到行为人个人的预见能力而不讲应当预见的范围,不利于教育人们提高道德水平和法制观念,不利于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利益。
  采用客观标准比采用主观标准较为合理。它强调行为人应该预见的范围,同时也没忽略具体个人的预见能力(在不同的水平、职业人群中设定不同的“理想公民”)。这就有利于促使落后赶先进(主指企业),低水平赶高水乎(尤指公民)。
  采用客观标准就应该将中等预见水平的人设定为“标准公民”。当然这里的中等水平还应区别通常中等预见水平和专业中等预见水平两类不同的情况。前者是指对通常事务一般人应具有的预见能力,如棉花、油料是易燃物,火药、爆竹是易爆物等;后者是指各种不同专业的人对其专业范围内的事务的中等预见水平,如司机对车祸的预见范围,应当以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司机为标准;医生对医疗事故的预见范围,应当以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医生为标准,等等。同时,设定“标准公民”,还应该考虑到行为人所在地区的文化技术状况,由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同样一个人在甲地也许能预见并避免某种后果的产生,而在乙地则不能够。比如医生除了医疗知识外,还需要借助于必要的医疗设备,有无设备以及设备的先进程度对医生诊断病情关系极大。
  另外,我们认为,把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绝对地对立起来,也是不科学的。客观标准相对比较合理,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也会出现弊端。反对客观标准的人认为,如果采用客观标准,事实上就会使那些能力低于标准水平的人也承担责任;相反地,又会使高于标准水平的人免除责任。这种看法也有合理成分。我们认为,在采用客观标准时,除了应当准确地确定不同类型的中等预见水平外,对每个具体行为人还要尽可能作具体的分析,要区别对待。如果确认某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大大超出标准预见水平,就不应当还按标准水平要求来免除他的应当预见且能够预见的责任。
  关于过失形式的划分,不宜太多,根据外国立法经验与我国的司法实践,我们认为应当把过失分为轻过失和重过失两种。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不良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是轻过失;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行为的不良结果而轻信不会发生,是重过失。这里既强调了行为人应当预见的程度,又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让那些已经预见到不良后果但不采取避免措施的人承担较重的责任,是合乎情理的。
  同前面讲的确定过失的标准一样,对轻过失和重过失的区分,也要区别通常预见标准和专业预见标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确定民法中的过错的标准,应当是在客观标准基础上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例如,某施工队(简称甲)在整治某河航道过程中,在岸边爆破击起大浪,将相距一千多米的某船队(简称乙)的驳船击沉。经查:乙没有按《航道整治安全联合通知》的规定在爆破时间将船移到安全区,甲虽然在爆破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没有强令乙将船移开。这里甲乙双方都预见到可能因爆破而发生危险,都轻信可能不会发生,所以都具有重过失。但是,甲是专业施工队,比乙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因此甲的过失大于乙,应对沉船事件负主要责任。再如,某种水剂农药具有易燃性,一般农民对此不了解,某甲虽不是专业人员,但他却知道该农药的这种属性。一天他将未熄灭的烟头扔在该农药旁边,引起了火灾。按照“中等标准”,甲无过错,但是他主观上确实知道这种农药易燃,因此他的过失应属重过失,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民法中划分过错程度的意义
  民法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民法上划分故意和过失、重过失和轻过失,通常对于确立民事责任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民事责任的基本形式是赔偿损失,原则上是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不能因为是故意就多赔,是过失就少赔。这一点如果与刑事责任的确定比较,是正确的,这是确定民事责任和确定刑事责任的重要区别点。但是,这种说法也有片面性,根据中外民事立法特别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实践,在民法中区分过错的程度是有重要意义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八点:
  (一)在混合过错的情况下,过错程度对确定当事人责任有重要意义。
  在英美国家,最早处,理混合过错适用的是“最后免除责任的可能性”原则。比如在一项租赁汽车合同签订以后,承租人由于开车过快,车闸本身也有瑕疵,没能及时刹住车而受到了伤害。这里受害人(承租人)本人有过失,出租汽车公司也有过失。按照这项原则,如果原告有最后的机会避免事故(比如他开车的速度不是过快,他应该考虑到车速与车祸的关系)而实际上未能避免,他就不能请求赔偿;如果被告有最后的机会避免事故(比如在将汽车交给承租人之前检查一下车闸或告知承租人车闸有问题)而实际上未能避免,原告就可要求全部赔偿。《德国民法典》第254条规定:“损害的发生被害人与有过失者,损害赔偿的义务和范围,看当时情况特别是损害的原因主要在何方面决定之。”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458条规定:“如果受害人自己的重大过失促成了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在苏联法律没有别的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受害人过错的程度(在造成损害的,人有过错时,也应当根据他的过错程度),减少赔偿的数额或者免除赔偿损害的责任。”
   我国法律也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如《民法通则》第113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二)在共同过错的情况下,区分过错程度对确定当事人责任有重要意义。
  《德国民法典》第830条规定:“数人因共同侵权行为加损害于他人者,各自对损害负赔偿责任。”《苏俄民法典》第455条和我国《民法通则》第130条都规定: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负连带责任的加害人各自应承担多少责任,就应当依据其过错的大小,具有故意的加害人当然应该比具有过失的加害人承担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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