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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的新挑战”
【英文标题】 Digest of the 2007 Annual Meeting of theChinese Society of WTO Law
【作者】 余敏友 廖丽 刘筱萌【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经济法【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页码】 39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843    
  目次
  一、全球化推动的WTO与中国改革开放
  (一)WTO新领域与新课题
  (二)中国入世六年成就与挑战
  二、多哈回合与WTO体制基本理论问题
  三、WTO与中国经济法律新问题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五、贸易摩擦与贸易救济问题
  (一)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铕问题
  (二)贸易争端中的反补贴问题
  六、TRIPS与SPS问题
  (一)TRIPS与中国
  (二)SPS与公共健康问题
  七、区域贸易与服务贸易法律问题
  (一)区域贸易相关问题
  (二)服务贸易相关问题
  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学术交流,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法学院和WTO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全球化推动的改革开放—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的新挑战”,共有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的120余位代表与会,收到会议论文60多篇。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法律所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全球化推动的WTO与中国改革开放快醒醒开学了
  (一)WTO新领域与新课题
  自2001年启动多哈回合以来,被寄予厚望的WTO新一轮谈判就一直饱经挫折。对此,有学者认为,WTO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多种实力进行角力、争斗、平衡与合作的过程。多哈回合受阻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WTO协定本身先天不足。WTO体制内存在过多例外,在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同时允许地区小多边(Mini Multilateral)体制扩散,但目前这种地区性多边体制已经侵蚀到WTO的多边体制。二是WTO体制后天失调。这首先表现在尽管有了宪政性质的WTO规则,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入WTO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大量不利的格式条款。其次,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仍旧不能落实。再次,国际法目前的发展趋势表明,现在的局面正是对旧制度的否定和对WTO新制度的追求。[1]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多哈回合陷入困境是一种挫折,但对中国而言,则可能有弊也有利,因为目前我国在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方面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所有的挑战。[2]
  关于多哈回合谈判中与TRIPS相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WTO协定本身的修订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都存在困难。修订条文首先必须由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然后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国批准通过,才能生效。而目前修订存在最大争议的就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针对“强制许可”的第五条第一款。另外一个争议则是有的国家认为得到的强制许可不能用来出口,也就是说通过强制许可得到的知识产权不能用来盈利,这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尽管2005年12月,多哈回合谈判通过了关于公共健康的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协议的文本,但最后必须得到三分之二多数成员国的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困难重重。[3]至于多哈回合的症结,尤其是农业问题,有学者认为,在农业问题的谈判中,主要分歧方是欧盟和美国,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出口补贴。[4]
  WTO政府采购协定(GPA)是近年来的新问题,随着各国政府采购额的日益增大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个领域也越来越为各WTO成员所关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就承诺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正在与美国和欧盟进行为期一年的技术性磋商。在这一阶段,磋商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审查(包括寻找中国法律的漏洞)我国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与WTO政府采购协定是否有矛盾或冲突;第二,开展关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谈判,其中提出了国有企业与国家控股企业的采购问题;第三,GPA本身处于修改进程之中,尽管于2006年底完成了修改草案,但目前法律审核程序仍未结束。[5]
  (二)中国入世六年成就与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如今,中国走完了六年的历程,中国经济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大会开幕式上,曾为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的佟志广副部长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加大利用机遇的自觉性,积极融入世界贸易进程,主动参与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机制;我国入世的战略目的,就是利用WTO平台加速我国的发展,促进资源互补;一方面,我们要“请进来”—引进外资技术;另一方面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为“走出去”铺平道路。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推动一套新的经济体制,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我国目前开放的程度已经很高,要注意不能开放过度,要注意经济安全,要警惕外国公司的恶意并购。[6]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孙琬钟会长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六年来,信守了加人时的承诺,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法规、政策的清理和修改,建立和完善了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在依法行政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起到了保障作用。可以说,中国已经平稳地度过了入世以后的过渡期,总体表现良好。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同样面临着潜在的、深层次的压力和问题,这就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对世贸组织规则的研究。
  关于WTO体制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有学者认为,在行政法制建设方面,我国入世时所承诺的义务并未完全履行,目前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进程。例如行政权力过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等,并产生了严重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次,近几年人民币汇率面临着很大的升值压力。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调整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问题的根源。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建立公平、透明、权责明确的政府,在这方面,WTO体制对我国行政法制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除了培养WTO争端解决专业人才,还应当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更积极地推动政府行政管理的法治化。[7]
  二、多哈回合与WTO体制基本理论问题
  多哈回合谈判是世贸组织主持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意在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营造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多哈回合谈判议程确定了8个谈判议题,即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贸易与发展、争端解决、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问题。认真研究多哈回合与WTO体制基本理论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了解WTO体制,更进一步地认识多哈回合所面临的困难。
  有学者认为,WTO体制是由申请加入WTO的各方与WTO成员之间以及WTO成员相互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博弈形成的、以权利义务平衡为内容的利益平衡体系,而WTO协议就是该利益平衡体系的法律确定形式与利益平衡博弈的游戏规则。因为WTO协议及其生成、演变与实施过程,无不昭示WTO体制的运行规律是利益生成平衡、平衡演变与维持平衡,因此无论是国际层面的争端解决,还是国内层面的争端解决,都应当追求、维护WTO协议规定的争端各方的利益平衡,只有以利益平衡为价值导向,平衡各方利益的争端裁决才能最终“定纷止争”。[8]另有学者则认为,WTO是国家间体制的代表,其主导力量是经济实力。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其利益需求主导着WTO的规范取向。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国际机制也不完全体现为实力导向,仍有可能兼顾道义因素。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考虑,而不会被完全漠视。所以公平贸易有可能部分实现,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策略和团结程度。[9]
  有学者认为,多哈回合谈判是WTO以发展问题为主轴的、进行自我完善和提升的一次重大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谈判发起以来,多边贸易体制进入一个艰难而影响深远的转型期,贸易谈判向各种“新议题”的转移,民众和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支持度的下降,发展中国家在该轮谈判后对多边贸易体制不信任感的加强等因素使该体制的发展日益迷失方向。反思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多哈回合谈判在注重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还应兼顾公平。[10]
  有学者从“宪政”的具体含义出发,认为以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资源为目的的特征,决定了WTO的组织目的和形式的公法性质。从形式上看,WTO组织及规则的产生体现了成员利益的冲突与妥协,其“制度化”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宪政化”;而对成员政府外贸行政权的干预则在具体内容上使“宪政”的含义扩大到国际法领域了。[11]
  有学者从英国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是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言论出发,阐述了国际贸易关系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探讨了当代国际贸易关系确立法治实现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12]也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保障基本人权,在现代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应当力图通过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调整国际贸易关系,推动以追求全球正义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全球治理需要一种世界性的协调和管理机制,而在这种机制之中应当协调哪些方面,如何进行协调等问题仍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贸易与自由如何定位,权力如何制衡,程序如何公正透明等问题依然存在较大争议。[13]
  关于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对WTO体制的影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虽然给现代国际法体系在理念、实在法和实践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WTO体制的贸易导向和贸易的非价值性,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对作为WTO体制核心建筑之一的互惠原则的冲击和挑战,目前十分有限,将来也不会太大。[14]
  三、WTO与中国经济法律新问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六年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问题。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认真而深入的讨论。
  关于中国入世后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目前学者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分析并不是很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过渡期后,一是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与国家安全问题,二是不断凸显的货币与金融安全问题,三是不断涌现的内外资并购与产业安全问题。有学者通过结合相关国际经济安全的理论以及对入世后中国自身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的考察,指出“WTO体制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保护期结束后应该关注的焦点,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法律检讨是所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中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入世之后我国对资源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和全球规则制定等方面的法律保障还有待加强。[15]
  中国是世界出口大国,中国制造的安全问题也是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国际化甚至被“妖魔化”,有学者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贸易舞台上国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相互缠结,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各国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法规及产品检验或认证之间存在差异。因此,为协调这种标准差异,除了建立各国技术标准与法规相互承认机制之外,还应当寻求国际组织进行相应的监管。而WTO则是担负这一国际监管职责的最佳选择。[16]
  美国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对美贸易自1993年转为顺差之后,中美贸易顺差即持续增加。对此有学者认为,现今中美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笼统,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收支平衡的实际情况,中美贸易统计数据甚至有时相差千亿美元之多。[17]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纵观WTO原产地规则协定,当今国际上缺少一个更为明细且更为公平的原产地统计规则,而用一般贸易的原产地规则来进行贸易统计,只会扭曲贸易并造成贸易秩序的混乱。中国贸易顺差一方面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全面,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对一些知识产权产品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因此,贸易统计的原产地规则应当通过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加以进一步明确。
  关于中国建筑业的跨境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问题,有学者分析了世贸组织关于市场准入的相关规定和各成员在建筑服务业的承诺情况,认为中国建筑业跨境贸易和投资的市场准入障碍主要体现在企业设立和工商登记,经营者条件,技术管理人员,劳务人员,建筑企业的基本金、工作业绩、设备和材料,工程质量、安全、环保、健康和卫生标准,承包政府工程项目或项目总承包等方面,并指出中国企业应当利用CATS的规则,建立进入他国建筑市场的谈判平台和争端解决机制。[18]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世贸组织在总结关贸总协定40多年来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新颖而复杂的争端解决制度。在自WTO成立至今的12年多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安全性及预见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成为WTO协议最有力的法律保障手段。WTO争端解决机制,既成绩斐然,又暴露出固有的缺陷,还面临着新的挑战。
  有学者对WTO争端解决机制12年多来的运作做了如下总结: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案件数量大,涉及面广,所涉协定多而集中,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绩显著,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合理性,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取向”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需从长计议,慎重考虑。这些问题与挑战表明,“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还需要经受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洗涤,法治理想与政治实力的不断碰撞会继续影响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制度的务实创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19]另有学者指出,如果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制的核心,那么履行机制就是该核心的关键,预计在未来3 ~5年,随着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的迅速提高,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势必增多,以我国为争端当事方的案件将进入多发期。如何应对WTO争端解决(包括DSB通过有关裁决或建议之后的履行问题),值得我国国际法学界及实务部门高度重视。[20]
  有学者以欧盟荷尔蒙案为例,具体剖析了W TO争端解决履行机制中的授权报复之后的程序问题,指出美国继续中止减让案是欧美荷尔蒙牛肉争端的继续,是DSU中后报复时期程序规则缺失的苦果,凸显了增设请求撤销报复授权的具体程序规则的价值,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DSU谈判的重要意义,在仍不能就澄清和改进DSU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各成员也应继续发扬其解决“顺序”问题时展现出的创造精神,力图通过争议当事方之间的特别协议解决问题。[21]
  关于案例研究和WTO案例法是否在WTO争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结合判例法的基本条件和要素,根据WTO相关规则的要求,通过实证方法分析,论证了WTO争端解决案例法的方法。在严格意义上,判例法的突出特点是遵循先例,案件相同裁决相同;在一般意义上,判例法具有指导作用。WTO司法实践证明,原属普通法系的先例原则
菊花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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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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