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王铁崖及其国际法思想评述
【作者】 谢晓庆【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法学【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页码】 35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858    
  目次
  一、***崖先生的国际法生涯
  (一)结缘国际法
  (二)学习国际法
  (三)抗战烽火中的国际法研究与教学
  (四)政治运动频仍环境下的国际法研究与教学
  (五)改革开放年代的国际法研究与教学
  二、***崖先生国际法思想述评
  (一)国际法基本理论
  (二)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三)国际法与中国
  (四)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实际问题
  三、结语
  ***崖先生的学术作品
  一、***崖先生的国际法生涯
  (一)结缘国际法
  ***崖先生,原名庆纯,笔名石蒂[1],1913年7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个法学和外交世家。王先生的父亲王寿昌是这一法学和外交世家的开山鼻祖。[2]这种独特的家庭背景对于王先生的成长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无疑具有重大影响。王先生自己就曾说过,“大概是受了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曾多年担任省交涉员的工作,我的堂兄曾任驻外使节,在30年代,国际法在中国仍属冷门学科,而我则很早就对国际法和外交史产生了兴趣,1931年从上海复旦大学转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后,就一心一意要学国际法”。[3]
  但是,家庭的影响并不是王先生选择国际法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的唯一因素。在1931年通过转学考试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之前,王先生曾在复旦大学政治系学习一年。此时,国际法似乎不是王先生学习和研究的重点。直到在清华大学学习后,王先生才“开始重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为什么要到清华大学后才开始重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呢?王先生在自述中作了回答,原因在于正要在清华大学开始学习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4]事变使他的爱国思想[5]化为了满腔的民族仇恨,他满怀热情地参加了三星期的军事训练,准备投入前方的战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然而,由于清华大学校方提倡学生继续留在学校里学习,声称学习比参战更为重要,他没有奔赴前方战场,但却从此开始了对国际法一生的学习和研究。[6]从表面上看,奔赴前线武力抗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学习和研究国际法似乎没有关联,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两者实际上存在着莫大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于,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方式是多样的,既有通过武力掠夺领土的直接侵略方式,也有以条约体系实际控制中国的间接侵略方式,而条约则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因此,学习和研究国际法同样可以抗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不过其手段是学术的,而非武力的。所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是王先生选择国际法作为一生的职业的重要因素。
  (二)学习国际法
  1931年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正式开始国际法的学习之后两年,王先生以论文《中国领事裁判权制度》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作为成绩优异的本校毕业生免试直接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师从王化成教授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36年以论文《中国租借地问题》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在清华政治学系就读的这五年是王先生国际法生涯中非常关键的五年,奠定了他一生国际法研究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不到清华,如果我遇不上王化成先生,我很可能不会坚持攻读国际法了”。[8]
  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先生学习国际法的过程并没有结束。他因通过1936年的第四届中美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取得专研国际公法(注重法理)的留美公费生资格而得以到国外继续学习。但按照美国庚子赔款基金的要求,通过留学考试者在出国之前,要在导师指导下留在国内进修一年。因此,王先生并未立即出国,而是保留了在清华大学的学籍,在周鲠生和王化成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进修。[9]进修期间,王先生的留学目的地发生了变化。王先生参加的是中美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取得的是留美公费生资格,按理应赴美留学。但由于王先生在读了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Lauterpacht)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一书后,深为欣赏他的渊博学问,便决心改去英国留学,跟他学习国际法。[10]就国际法的学习而言,王先生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劳特派特因其优秀的研究成果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而被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法学家,并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派—劳特派特学派。[11]但从后来实际的留学经历来看,王先生的选择似乎又不太正确,他在英国的学习远没有在清华学习那么顺利。
  1937年10月王先生抵达伦敦后随即拜见并师从于劳特派特。但是,没有预想到的是,1937年11月13日,剑桥大学决定任命劳特派特为该校惠威尔(Whewell)国际法教授,并要求他在1938年1月到任。[12]为继续师从劳特派特学习,王先生向清华校方提出请求,允许他跟随劳特派特转往剑桥。这一请求得到了校方的允准。[13]但最终不知何故未能实现,以致于王先生“只好偶然到剑桥去请教”。[14]由于不得不仍然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学院便建议王先生跟随赫伯特·阿瑟·史密斯(Herbert Arthur Smith)继续攻读他的博士学位。然而,好景又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提前结束了在英国攻读博士的生活。中日之间的敌对使他本应得到的三年奖学金停发一年。1939年8月,王先生在柏林和莱比锡度假,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他不得不决定回国。他先乘火车到巴黎,再由巴黎转道马赛,然后乘船取道越南西贡回到祖国。[15]就这样,王先生带着未能完成学业和取得任何学位的无尽遗憾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他学习国际法的过程也随之结束了。
  (三)抗战烽火中的国际法研究与教学
  1939年底,王先生回到了正处在抗战烽火中的祖国。他先到昆明,与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陈体强先生取得了联系。由于在昆明找不到工作,王先生便辗转到当时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谋生。在重庆,经由同学的引荐,他得以到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担任二等秘书,并主编该会主办的刊物《世界政治》。[16]在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工作不到半年,经由周鲠生教授的推荐,西迁至四山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聘请王先生到该校法学院政治学系任教。此时,王先生正因国联同志会遭到日机轰炸而丧失了自己所有的书籍和财物,陷入“一无所有”的绝境。因此,王先生很快接受了武汉大学的聘请,于1940年夏正式开始在武汉大学上课,并从此走上了教学道路。在武大政治学系,王先生受聘担任国际法、中国外交史、欧洲外交史三门课的教学,条约问题则是三门课中他最钟爱的讲授重点。在武大任教两年后,1942年夏,王先生又应当时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之聘,任该校法学院政治系教授,讲授条约法、中国外交史等课程,直至抗战结束。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为了增加收入,王先生还在重庆大学商学院短期授课,教授国际法和合同法,为时大约十八个月。[17]爬数据可耻
  在大学任教的这几年中,虽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生活依然是异常艰苦的。王先生后来曾回忆到,“抗战期间,教授生活很艰苦,教学条件也极差,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授课外,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和信息,无法进行深入研究”。[18]但是,王先生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在这几年中发表的文章不少于二十篇,并出版了两部个人专著《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他还应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中国分会之约,第一次以英文撰写了长达六十九页的论文《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地位》(The Status of Aliens and ForeignEnterprises in China),并作为资料性报告(data paper)提交给1945年1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Hot Springs)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次年会。[19]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许多成果的质量也很高。《新约研究》当时就被认为是一部“篇幅虽不巨,但观念颇准确,能供一般人士以可读的智识与指示的著作”,是一本“可资注意国际问题人士之参考的好书”。[20]该书和《战争与条约》以及发表的《条约与国内法律的冲突》与《国家继承与条约》等论文还被视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有关条约法研究的最高成果之一,即使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编纂历史文集时,也把这些论著列为该时期的代表作。[21]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王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
  (四)政治运动频仍环境下的国际法研究与教学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中央大学开始筹备复员事宜。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46年6月,全校师生开始分批东进。[22]是年秋,王先生也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返南京任教。恰在此时,他接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政治学系主任周炳琳教授以及政治学系钱端升教授的邀函,请他到北大政治学系任教。[23]王先生接受了这一邀请,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转往北大任教,从此开始了在北大近六十年的执教生涯。
  王先生选择离开已执教五年的中央大学而转任北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央大学已经深陷于政治斗争当中”。[24]然而,事实表明,北京大学也不是一块远离政治斗争的净土。1946年底“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的全国抗暴运动的导火索就是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事件。而在1947年5、 6月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学生运动中,北大也是积极的参加者。处在这样的政治漩涡里,身为北大政治学系教授并任政治学系主任的王先生是难以置身事外的。他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25]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相应的是,他在1946—1949年间发表的近二十篇文章中,评论和批评内外时政的政治性文章占了绝大多数,而学术性文章则是极少的。也正因如此,他在自述中列举这几年的主要著述时,只提到了登载在1948年《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的《条约签字后的法律上效力》。[26]然而,即使是这篇文章,它也不是那几年中的学术成果,而是1943年就已发表在昆明《人文科学学报》上的一篇旧作。当然,王先生的情况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北京大学校史》在提到这一时期北大的科学研究时曾经指出,“由于科研经费极为短缺,加上社会动荡,教职工生活不安定,科研工作无法广泛展开。……因此,在这个时期,尽管北大集中了国内相当一批具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学者,但科学研究工作的成绩是不甚显著的”。[27]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八年里,王先生实际上是在马不停蹄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度过的。[28]在这八年中,与不断的政治运动相伴随的还有全国高校院系的调整。1952年8月,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被取消,王先生不得不改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并兼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在历史系,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同时讲授国际法课程和国际关系史(包括中国对外关系史在内)课程,而只能讲授国际关系史,他的国际法教学生涯中断了。在历史系任教两年后,当时的高教部决定恢复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在1956年设立了国际法教研室,委任王先生为教研室主任。这样,王先生又开始兼任法律系教授,并于1957年后专任法律系教授。[29]但是,王先生的国际法教学并没有恢复。由于国际法是给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所以王先生必须等两年过后才能给第一届学生授课。然而,“反右”运动的开始使他没有等到恢复国际法教学的机会。[30]
  与1946—1949年间一样,王先生在这八年中也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都以捍卫新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揭露和驳斥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及它们的无理主张为目的。这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白皮书”装的什么药?不会再落入帝国主义的圈套了》、《美国侵略台湾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还有什么可以狡赖呢?》、《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非法行为》、《美国的侵略罪行是掩盖不了的》、《丧失了理智的诡辩(评英国历史学家赫德逊所写的“两个中国”)》,等等。然而,这种国际法研究是难以称为学术研究的,这种研究成果也是难以称为学术成果的,它们更多地是政治成果。孔慈( Kunz)曾经指出,“国际法理论研究者……可能会变为仅仅只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同盟国或朋友的现实政策的学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国际法理论名义下的成果事实上只是政治成果,即为特定外交政策辩护的意识形态。这种国际法学更多地是国家政策的工具”。[31]王先生自己也曾说,“政治性文章是有意义的,有时还是很重要的。这种文章有宣传的价值,在国际斗争中能够发挥一定的直接作用。但是,政治性文章不是学术性文章,两种文章不能相等同”。[32]从这一角度来说,在那八年里,王先生不仅中断了国际法教学,而且国际法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也中断了。
  国际法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中断无疑已经可以说明,王先生的国际法生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八年里遭受了很大的波折。然而,不幸的是,这仅仅是波折的开始,在以后的二十年中,他遭受的波折更大。1957年6月11日召开的北京法学界第七次座谈会拉开了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序幕。九天之后,王先生在座谈会上就成了被首批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他被迫离开了教学岗位,并被禁止公开发表文章,从而与学术界隔离。五年之后,北大宣布王先生复职,“右派”的帽子也被摘掉了。然而,还没等到王先生实际走上讲台和发表一篇文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开始了,王先生又被卷入其中,无法从事教学和研究。[33]接踵而来的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对王先生来说,“更是一场恶梦”。他被迫在北大有名的“黑帮大院”蹲“牛棚”。他的家也被抄了,花费大量心血搜集整理的很多资料都损失殆尽。他还被发往江西鄱阳湖农场劳动,经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34]在这样的环境中,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全,就更不用奢谈教学和研究了。因此,我们遗憾地看到,在1958年至 1978年的二十年时间里,王先生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更没有出版一部学术研究专著。[35]就此而言,这二十年对王先生的学术生命来说,无啻于被判处“死缓”的二十年。
  (五)改革开放年代的国际法研究与教学
  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终于在1978年终结了。这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终结了政治运动频仍的旧时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也具有转折意义,正是在邓小平所作的题为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从而为中国的国际法学家们重建国际法这个关闭了数十年的领域开辟了通道。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先生的国际法生涯得以重新开始。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王先生就在被迫封笔二十年后,再次开始公开发表文章。这一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越南输出难民是对国际法的践踏》和《国际法的研究必须加强》两篇文章。在那个新旧时代转换之际,这两篇文章对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而言,也是颇具转折意义的。前者无疑延续了政治运动频仍年代那种政治性文章的模式,但它也是王先生最后一篇此类文章,他以此告别了旧时代的国际法研究。[36]后者则是王先生适应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在新时代进行国际法研究和教学的“总纲领”。[37]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加强国际法研究的四项具体措施:(1)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碎精神枷锁,勇于冲破国际法上的禁区。国际法与外交有密切的联系,但国际法毕竟是一门科学,有许多理论和学术上的问题需要加以探讨。(2)尽快恢复国际法研究机构,成立国际法学会,健全高等院校的国际法教学科研组织。(3)大力培养新的国际法研究人才,加强国际法教学工作,尽快制定出我国国际法研究的短期和较长远的规划,撰写国际法教科书和专著,活跃学术空气。(4)加强国际法图书资料的建设和交流。
  事实表明,在随后二十多年的国际法生涯中,王先生主要就是围绕上述四项措施来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关于第一项措施,王先生集中研究了国际法的最近发展、国际法与中国以及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是他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发表的讲演《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和他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国际法引论》。前者标志着王先生在国际法方面的整个学术生涯的最高峰。[38]后者则是王先生一生国际法研究的最后结晶,反映了他的国际法知识的理论基础。[39]关于第二项措施,从1979年起,王先生就投身于中国国际法学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一年的不懈准备,1980年2月2日,中国国际法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王先生在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副会长,1990年后改任会长。1982年,他又主持创办了学会会刊《中国国际法年刊》,并任共同主编之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83年,王先生还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关于第三项措施,1979年,王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创设国际法专业,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史上最早的国际法专业本科教育。国际法研究生的培养也相应展开。1981年11月3日,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国际经济法和国际法等三个专业获得首批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王先生是国际法专业唯一的指导教师。[40]随着国际法教育的展开,国际法教材的撰写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81年,王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出版。1995年,王先生再次主编的《国际法》作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出版,并于同年以繁体字本在台湾发行。这两部教材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数百部国际法教材中影响最大的两部。除了自己编写教材外,王先生还翻译了多部国外的国际法经典著作,整理出版了很多国际法的资料性著作,如《国际法资料选编》、《英法汉国际法词汇(附拉丁语词汇)》、《国际法原理》、《国际法资料选编·续编》、《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等等。关于第四项措施,王先生则主要创建了北大国际法研究所的图书馆,尽管规模不大,但现在已是中国国际法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41]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年代的王先生虽已步入天命之年,但他的国际法生命却似乎正当盛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们说晚年发挥余热,我认为不仅是余热,简直是死灰复燃,重见光明”。[42]这是他自抗战结束以来国际法生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然而,与抗战时期所不同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获得了世界国际法学界的高度认同。国际法研究院是1873年创建的国际上最重要且最具影响的国际法学术团体。1981年,王先生在法国第戎召开的国际法研究院会议上被选为副院士,并于1987年当选为院士。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当选院士的中国大陆学者。[43]海牙国际法学院是国际上又一重要的国际法学术机构,它是国际上国际法的最高学府,每年聘请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讲课,讲稿收在当年出版的《海牙国际法讲演集》中,成为国际法最重要的参考文献。1989年,王先生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为该年的夏季讲习班讲学。他又成为自1949年以来仅有的两位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发表过讲演的中国学者之一,更是仅有的一位发表关于国际公法的讲演的中国学者。[44]王先生的学术成就获得世界国际法学界高度认同的另一明证是1994年《***崖纪念文集》的出版。这是为庆祝王先生的八十寿辰,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唐纳(Macdonald)教授发起并编辑的一部国际法论文集。全书厚达九百多页,共有来自于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十九位著名国际法学家撰稿。王先生是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得由学术界同行给予如此之高的真正的学术承认的当代中国学者。[45]表明王先生在世界上的重要影响和知名度的又一事例是1997年王先生当选为第二届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法官。是年5月20日,联合国大会一百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对来自五大洲的十九名法官候选人进行投票,王先生以123票的高票数当选,他所得票数是新推荐的法官候选人当中最多的。[46]
  二、***崖先生国际法思想述评
  王先生在他七十余年的国际法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国际法论著。这些论著涉猎广泛,囊括了国际法的诸多领域,实难以在一篇论文中予以全面评述。因此,本文只能撷取王先生着力最深的几个领域,对其思想观点予以评述。
  (一)国际法基本理论
  国际法基本理论是王先生在晚年着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相较对国际法其他方面的研究而言,王先生认为“理论方面是感觉最吃力的部分”。在这一方面,我国国际法学者在旧中国时期曾经长期受西方国际法学说的影响,在新中国初期又曾一度受到前苏联国际法学说的影响。王先生认为,不论西方或前苏联的国际法学说,都是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说的参考的。但是,就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说本身来说,更需要的还是中国国际法学者自身的深入研究和思考。[47]王先生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成果主要有王先生和赵理海、朱其武两位先生共同撰写的1981年版《国际法》中的“导论”一章,王先生独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国际法”、“国际法的渊源”辞条,王先生主编的1995年版《国际法》中的“绪论”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两章,以及王先生最后的一部学术专著《国际法引论》。其中,《国际法引论》一书是王先生关于国际法基本理论的最终研究成果,其内容涵盖了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证据和资料、国际法的编纂、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史、国际法学史以及中国国际法史等国际法基本理论的所有问题。
  从理论上讲,《国际法引论》是以现实为依据的。王先生自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是,这种现实主义,不是像有些西方学者以“权力政治”为内容的现实主义或者以“政策定向”为主导的现实主义,而是法律现实主义。因为王先生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乃是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为法律所制约的现实。也就是说,目前以及可预见的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要地位,并同时需要遵守一些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48]这实际上是王先生的国际法哲学,即他对整个国际法领域的最为根本性的看法。
  王先生历来主张,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及国际关系史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史必须有一定的国际法知识为基础,而研究国际法则必须以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史为背景。这是他整个国际法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而在《国际法引论》中,开篇就具体讨论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的联系问题。王先生认为,一般地说,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上,国际关系指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种种关系的存在、继续和发展需要有一些原则、规则和制度加以规范,而没有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整个国际社会就要处于极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国家之间的种种关系就难以存在、继续和发展。这些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就是国际法。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国际法加以规范,而国际法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这种相互影响关系就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系。基于两者这种密切的相互关系,王先生甚至还认为,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法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部门。[49]
  在国际法著作中,国际法学者往往首先回答“国际法是否是法律”这一问题,并从不同方面说明国际法是法律。阿库斯特(Akehurst)在其教科书《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的问题就是,“国际法是不是真正的法律?”《奥本海国际法》也是从一开始就论述“国际法是法律”。对这一问题,王先生认为,“无论如何,国际法是法律”。他赞同劳特派特“已经存在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和高于一切的现实”的观点,并指出,在这个基础上,就必须有国际法的存在。互相依赖和团结一致的国际社会正是使国际法具有法律性质的重大因素。他还认为,国际法之被遵守是受各种力量综合的影响的:一方面是各国承认有遵守的必要,这是主观要求,另一方面是违反的后果迫使各国遵守,这是客观因素。所有行为规则,特别是法律的行为规则,都含有主观要求,而客观因素则是法律的行为规则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国际上,法律的强制力量是违反国际法的受害国的反应。各种反应之中包括受害国的自助,甚至还有其他国家通过对受害国的援助而作出的反应。[50]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正是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国际法学才分为不同的学派。王先生认为,分析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国际现实,现实是唯一的标准。这不是所谓“现实主义”,而只是说:如果脱离了现实,尽管能够在逻辑上自圆其说,或在设想上很能动人,理论却往往成为没有根据的空话。对王先生而言,这种国际现实,或者说国际法现实,是指现今以及可预见的将来,世界主要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彼此往来,发生和发展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国际社会。从这个现实出发,王先生认为可以从法律和事实两个方面来看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在法律上说,国际法的效力是依据于国家的同意的。当然,所谓国家的同意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同意,也不是各国的“共同同意”,而是各国的意志经过协调而取得的一致。而在事实上,国家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国家之间必然有彼此往来,而且这种往来是越来越经常、发达和复杂的。国家之间要维持正常关系,国家就必须遵守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这就是国际法效力的事实根据。概言之,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在法律上是各国的意志的协调统一,而在事实上是国家往来关系的需要。[51]
  在国际法的渊源方面,王先生的观点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中,往往着重讨论国际法的渊源,而在讨论中只是顺便提到国际法的证据,即使论及,常常也是语焉不详。王先生则在《国际法引论》中把“国际法的渊源”和“国际法的证据”分开来写。这表明了他对国际法的证据的重视。他认为,从整个国际法的渊源来看,国家实践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国际条约通常通过国家实践才能形成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而国际习惯更是以国家实践为主要依据,就是一般法律原则也只能来自国家实践。国家实践必然体现在国际法的证据之中,国际法的证据就是证明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资料。因此,国家实践的重要地位使得国际法的证据应该受到重视。事实上,各国政府在适用国际法时往往是从体现国家实践的国际法的证据中去寻找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52]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也是国际法上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王先生在《国际法引论》中的分析并没有遵循传统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的争论。他采用的是辩证的方法。他认为,如果不脱离现实,不单从逻辑来讨论问题,应该肯定,国际法和国内法同是法律,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如果说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而国内法是一国的法律,那么,正如二元论所说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们的渊源不同;它们所规定的关系不同;它们的法律实质不同。但是,二元论过分强调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不同,把它们隔离开来。应该看到,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法律,国内法是国家制定的,而国际法是各国参与制定的;它们各有它们的规定范围,但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补充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接近二元论而对二元论加以修正的。如果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冲突,公认的原则是,国家应负责其违反国际法的责任。在这一点上,而仅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国际法是优于国内法的。[53]
  关于国际法史的有关问题,王先生在《国际法引论》中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国际法史与国际关系史虽然有密切关系,但两者不能等同。国际法史探讨的对象是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出现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是国家之间单纯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国际法和国际法学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法学说反映国际法的现实,而又往往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法本身是国际法学的基础,而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法学发展的动力。但是,两者同样不能混同。国际法的发展是基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而国际法学是私人学说所构成的。虽然它与国际法互有影响,但却又相互独立,而不能混为一谈。因此,不同于努斯鲍姆(Nussbaum)在其《国际法简史》中同时论述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的发展的历史,王先生把国际法史和国际法学史分开加以论述。他认为,把国际法史限于国际法本身的发展,而不包括国际法学说的发展在内,似乎是比较合适的。[54]
  (二)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当代国际法的发展是王先生在改革开放时期国际法研究的一个突出方面,它集中讨论了二战以来国际法的发展。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背景是,由于中国国际法学界长期与世隔绝,也由于196年到1976年国内政治灾难时期国际法教学与研究遭到彻底破坏。到了七十年代末国际法在中国被重新提上日程的时候,中国学者迫切需要了解二战以来国际法的发展情况。[55]
  1980年初,他写成了《国际法当今的动向》一文,从总体上概括地向国内介绍了国际法最近的发展情况。[56]他认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变化和主要特征(新独立国家的兴起、国际组织的扩增、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动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既在内容上又在范围上为国际法律体系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国际法新分支的形成,如国际组织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发展法、海洋法新制度、外层空间法和国际环境法等。一些传统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被修改或废除了,而另外一些则或被重新确认,或者重新予以强调。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的旧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被摒弃了,而代之以民族自决和各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随着当代国际法律体系的内容和范围的变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和制度愈为迫切,科学技术的影响愈为引人注目。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全球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断地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于这种分析,王先生得出结论,“目前,国际法是处于动的状态,是从旧的传统的国际法向确立新的现代国际法的过渡中”。
  随后,王先生又在《第三世界与国际法》一文中,具体地探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对国际法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导致了国际法主体的增加,相应地使所有非欧洲国家登上了国际法的舞台。这些新独立国家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国际法的主要内容。而且,由于它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大多数,它们在国际立法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对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的突出作用尤其表现在对许多联合国决议的倡导和支持上,这些决议对国际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王先生还提到第三世界对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多方面贡献,包括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和政府的承认、国家责任、领土范围、不平等条约的废弃和武装冲突法、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等。[57]
  在另一篇题为《联合国与国际法》的论文中,王先生探讨了联合国对国际法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他首先考察了《联合国宪章》的性质,认为它应被视为一个特殊性质的多边公约,而且,正是《宪章》的这种特殊性质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成了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对联合国对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作用也发表了意见,高度评价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他认为,即便该委员会的文件草案没有最后成为条约,它们仍然有相当的权威,不亚于甚至高于各国的“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他对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宣示国际法原则的各项决议尤感兴趣,认为如果不参考这些决议,今天的许多重要国际法问题是不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解决的。事实上,由于其日益增加的数目,由于其重要的内容和丰富的内涵,也由于其获得通过的方法(一些经由一致投票,一些经由协商一致),这些决议对国际法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一般而论,它们只属于建议的性质,因而甚至对投票赞成的国家也并无法律拘束力,除非该决议是针对联合国组织内部的某些特定事项而作的。[58]
  《论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的概念》是这方面另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在该文中,王先生对“共同继承遗产”这一概念的法律意义进行了充分而广泛的讨论。他认为,“共同继承遗产”是对开发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海底资源所作出的法律上的反应。关于开发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海底资源的中心法律问题,是谁拥有深海海底,以及资源在什么基础上加以开发。王先生指出,海底采矿一经成为可能,就会出现新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来调整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概念从1967年提出以来,已经得到了联大决议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决议的重新宣示和确认,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接受。根据某类联大决议可以表达共同法律理念的理论,他相信,联大第2749 (XXV 1970 )号决议庄严宣告“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以及该区域之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已经证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概念是开采海底资源这一新制度的法律基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增强了这一信念。“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概念是一个真正的法律概念,包含着特定的原则和规则。[59]
  (三)国际法与中国
  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它重启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对于国际法这一国际社会的交往规则的态度。王先生适应了这一需要,在改革开放时期着力研究了国际法与中国的相关问题。这方面的成果包括《中国与海洋法》、《从国际法看新宪法》、《格劳秀斯著作在中国》、《从历史看中国与国际法的关系》等论文,以及王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发表的讲演《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其中,《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最为重要,论述也最为全面。该演讲的目的是讨论从早期到现在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并特别说明这种关系的特色。演讲在简短的引言之后,分为五章展开论述:古代中国与国际法、近代中国与国际法、当代中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代中国与主权概念、当代中国与“约定必须遵守”规则。[60]
  在第一章中,王先生回答了一个问题:古代中国有没有国际法?在他看来,如果以“有社会,必有法律”为出发点,一些相同或近似于现代国际法规则的实践和惯例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然而,他又认为,这些实践和惯例并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产生这些实践和惯例的社会环境并非以国家之间基于主权平等和独立概念的国际关系为特征的。直到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一直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秩序是一个基于中国文化优越性之上的大一统状态。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是建立在父子、夫妇、君臣间内部关系的孔子学说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主权平等独立的概念之上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的典型表现是规定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交往的进贡制度。因此,当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首次遭遇时,对中国人来说,了解西方的多国体制是极其困难的。由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二章中,王先生讨论了中国对西方国际法输入的反应。他指出,西方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认为这一外国法律与中国“体制”不合,至多只是制服“狡诈的领事馆”的一种办法而已。另一方面,西方各国从来未在其与中国的关系中充分地适用国际法。取代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是一系列由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不是国家间基于国际法的平等关系。从1842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西方列强先是用武力征服了中国,然后将其置于不平等条约制度之下。与中国的所有关系都按照这些条约来调整,而国际法的主要作用仅在于保障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实施。除了接受不平等条约制度所造成的现状而外,中国别无选择。这一惨痛的历史现实对中国关于国际法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个历史传统在决定今天中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时,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快醒醒开学了

  后三章侧重于当代中国对国际法的态度。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他并未试图对中国国际法实践作出完全的评价,也没有分析这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而是对国际法的基本问题加以考察。为了这个目的,他选择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权概念和“约定必须遵守”规则这三个主题。
  王先生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发展最有意义的贡献。他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国际法的意义必须在二战后需要有一套基本原则来重建国际法律秩序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1955年,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正式宣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实现这一需求的努力。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就构成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方面,王先生反对那种贬低这些原则在国际法上的意义的企图,认为其意义决不止于对包含于宪章中的现有原则的复述。他指出,这些原则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整体而宣告的,重点是各国之间的相互性,其目的在于把法律上平等与共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以实现国际社会中的分配正义。他认为,作为对宪章中重新确认的原则的补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很高的价值。关于国家主权原则,王先生认为,该原则被中国视作整个国际法律体系的柱石:坚持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是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核心。这一态度主要地由两个因素来决定:首先,中国近百年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处于被征服和灭亡的边缘,以及被剥削被压迫而四分五裂,备受凌辱,这一经验使中国人认识到,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是国际社会的现实。直到现在,国际社会仍然是由在法律上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实践总是支持主权原则的,即便强国也经常在其对外交往行为中提及这项原则。这表明这项原则有着国际法体系运行所依据的某些内在价值。然而,国家主权原则也是国际法上最有争议的原则之一。在他看来,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对和平的任何威胁或对国家尊严和发展的任何障碍,也不包含对法律逻辑的任何违反,或与生活现实的任何矛盾。不过,我们必须要反对绝对主权的学说。他指出,中国在其国际实践中从来没有主张绝对主权;相反地,它总是强调互相尊重他国主权,认为国家主权是受条约义务的约束的。对主权原则的这一态度也说明了中国为什么经常反对“世界法”和“世界政府”的观念。至于“约定必须遵守”规则,王先生指出,真诚履行条约义务是中国对待国际法态度的一个基本信条。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久经考验的信念—任何主权单位不信守诺言就不能生存,他相信,这一态度反映在中国的“诺言必须诚实遵守”的传统价值中。
  通过这五章的论述,王先生得出了他的结论。国际法在中国完全适用的历史是短暂的。在开始时,由于中国长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国人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张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其中包括为它们压迫和剥削弱小国家提供理由的原则、规则,是持怀疑态度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成立后很快就认识到,国际法对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来说,既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国际法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受外来的侵犯,而且它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表明,它不仅承认国际法的存在,而且在其对外关系中采用和适用国际法原则、规则。他还据此得出了更为普遍性的结论,“有人曾经对发展中国家接受国际法的可能性抱有怀疑态度。的确,某些国际法原则、规则曾经被批评或攻击,而且曾经提出了对它们加以修改或废止的要求。然而,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所表明,它们的基本态度是对国际法作为整体加以采纳,适用它的原则、规则和保护它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还表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别尽管有它们的影响,并不产生西方和非西方对国际法的态度的不可逾越的罅隙。相反,差别如果得到协调则可以产生更有成效的结果。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普遍国际法。过程可能是艰难而冗长的。目前,国际法学者的任务是要考虑到各国的不同历史和文化,找出所有国家共同的法律和正义原则”。
  (四)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实际问题
  王先生一贯主张,学术研究“要为当前的外交政策服务,必须特别注意将研究工作与我国对外关系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学以致用”。[61]这是他主要的学术思想之一。这方面的论著在王先生全部论著中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他1949年以前的论著,几乎都是研究这类问题的。
  在清华就读期间,王先生主要发表了《二十一条约的研究》、《中国铁路问题和门户开放》,《最惠国条款的解释》,《原始欧洲领事裁判权制略述》,《中国领事裁判权制度》,《最惠国条款论》和《中国租借地问题》等七篇论文。前两篇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它们是直接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研究当时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实际问题的,具有应时性。也正因为此,王先生不认为它们是自己的学术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37858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