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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 黄志雄【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经济法【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企业社会责任;和平发展
【英文关键词】 international law;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acefuldevelopment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1
【页码】 104
【摘要】

现代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法律规制开始形成,其规范渊源既包括大量由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标准或准则、国际组织制定的非约束性文件等没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软法”规范,同时也出现了以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来调控企业社会责任的趋势。中国应通过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各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劳工、环保等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使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为我国在21世纪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英文摘要】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which dates back to theearly 20th century, has raised great concerns worldwide. This paper, after briefly tracing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focuses on its normativesources and main cont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variousnew trends with respect to the legaliz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law.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hina'speacefu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hina's countermeasur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846    
  目次
  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概况及相关界定
  (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形成
  (二)本文的若干界定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法规范渊源和主要内容
  (一)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软法”标准和守则
  (二)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非约束性或软法性文件
  (三)2003年《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
  (四)若干领域国际“硬法”义务对企业的适用
  三、企业社会责任在国际法上的实施和监督机制
  (一)软法性文件的“软执行”机制
  (二)国际、国内司法机构的“硬执行”机制
  (三)《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的执行机制
  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中国和平发展
  五、结束语
  20世纪前期以来,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发源地,兴起了一场引人瞩目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运动,其影响至今不衰,并在近年来迅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散。随着这一运动的迅猛发展,最初几乎纯粹以企业的道义性义务或商业伦理表现出来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国内法的调整,而且相关的国际法规制也开始蔚然形成。本文的目的,正是着重从国际法角度对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概况及相关界定
  (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形成
  尽管根据一些作者的分析,人们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1]但现代形态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则是在以自由企业制度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以公司为主要法律形式的工商企业集聚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它们一方面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推动技术和管理经验革新等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则往往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和利润的片面追求,导致无视甚至肆意侵犯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生态环境等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些问题,引发了19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企业性质和社会角色的多次激烈论战。[2]由此,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即:企业不仅仅是对其股东(shareholder)负责,还应对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其经营活动影响的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承担特定义务,包括雇工、消费者、投资者和供应商等。[3]这一关于现代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stakeholder theory),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阐述得以确立。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20世纪后期以来,企业日益巨型化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受到了更多关注。这一时期,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劳动者为维护其权益而开展的劳工运动、由于资源锐减和环境恶化引发的新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以倡导消费者主权和维护消费者权利为宗旨的消费者运动相互交织,在主要发达国家蓬勃开展。[4]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一些知名企业纷纷通过制定自己的生产守则、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措施对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加以认同,美国、英国、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法律变革运动。[5]其后,随着1970—1980年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日益活跃,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显著增加,此前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随之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并真正产生全球性影响。同时,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境调整问题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国家机构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等企业外部行为体以生产守则、行为指南、宣言、国家立法等不同形式进行的外部监督和全球性协调不断得到发展,从而出现了从企业“自我约束”( self-regulation)到“社会约束”( social regulation)的转变。[6]所有这些,使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形成,是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一方面,随着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增多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在原本由国家控制的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在单边、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日益成为国家政策的主流(这种政策变化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使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控制力趋于下降。[7]另一方面,企业则在私有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中获得前所未有的舞台,很多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不仅在物质意义上“富可敌国”[8],并且凭借现代交通、通讯技术提供的巨大便利,得以通过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国际性生产,包括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销售来获得这些国家丰富的原材料、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乃至相对宽松或不健全的法制环境,谋求成本最低化和利润。[9]而国家出于吸引跨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往往通过所谓的“竞相降低门槛”( race to the bottom)不断降低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或其他经济、社会标准。[10]其结果是,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对市场和利润的关注而导致对社会责任的忽视和对人民利益的侵犯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尤其成为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侵犯雇工权益、破坏环境等事例的“重灾区”。[11]在此背景下,谋求“具有人道面孔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with ahuman face)[12]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迫切问题。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是代表着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加以治理的一种力量,它试图纠正在以跨国公司全球投资为主要推动力之一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因企业过度追求一己利益而带来的各种相关社会问题,实现企业私利和社会利益之间的某种平衡。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宣布发起“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的演讲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该倡议是为了追求全球市场的“人道面孔”,因为我们必须“在仅仅受短期利润驱动的全球市场和有着人道面孔的全球市场之间作出选择”。[13]
  (二)本文的若干界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代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已经得到广泛接受,但对于这一概念的含义、范围和性质甚至其名称本身,人们还存在种种分歧。以下从本文主题出发,加以必要的界定和说明。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试作如下定义:它是指企业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还应根据商业道德和相关法律的要求,向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的道义责任和法律义务,包括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企业雇员劳动权的保护、同其他竞争者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区发展,等等。关于上述界定,可作出以下说明。
  首先,本文所探讨的社会责任主体包括所有企业。出于对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特别关注,一些学者往往倾向于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加以单独探讨。但应看到,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可以并需要适用于所有企业的,而无论其是否在多个国家从事经营活动并设立了分支机构。而对于西方学者使用的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一词,国内学者往往采用“企业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等不同表述。[14]就其英文原意而言,后一表述也许更为准确,但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它可能会造成只有实行公司制的企业才需要承担有关社会责任的误解。事实上,即使在公司制极为普遍的西方国家,也并不是将责任主体完全局限于股份公司。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社会责任主体包括所有企业,无论其是否具有公司的法律形式和进行跨国经营。
  其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在性质上是一种自愿承担的道义性义务还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论者往往莫衷一是。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在其发展早期主要表现为企业自愿承担的非强制性义务。但是,为了弥补“自我约束”机制的不足,20世纪后期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在若干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有关国家国内法以及国际法的调整,从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法律化趋势。[15]企业社会层面本文所着重探讨的,正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法问题。
  再次,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其对象和内涵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广义上可以包括对除股东以外所有直接或间接受企业经营活动影响的各方承担的责任。[16]就具体领域而言,由于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领域已经形成较为普遍的价值和观念,它们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也是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将涉及的主要领域。[17]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法规范渊源和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并不承认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国际法上的法律人格和作为国际法主体直接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的能力。[18]原则上,有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行为标准及其法律后果是由各国(企业的母国或者东道国)通过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国内法而非国际法加以规定。一国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因其特定行为对本国或另一国的企业或个人造成损害时,可以通过使该企业行为在特定情势下“归因”于有关国家,或者因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负有的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其他实体(包括企业)侵犯的义务,而产生该国在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19]但国际法在上述有限范围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间接调整,着眼点无疑仍在于国内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调整,即通过国际法层面的国家责任推动国内法层面的企业责任。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今天,企业经济实力及其生产经营活动跨国性的增强使其越来越易于规避甚至“抵制”单个国家的监管,后者则常常面临监管能力或监管意愿不足的尴尬: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通常是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要么没有健全的相关法律规定或者缺乏有效的执行,要么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对外来投资依赖严重等原因不愿“开罪”于跨国公司,甚至将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作为吸引资本的“投资环境”之一。至于作为有关跨国公司母国的发达国家,他们也常常不愿对其公司有悖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通过域外立法加以管制,认为这会使本国公司在同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20]另外,各国国内法在人权、劳工、环保等方面往往相互歧异的规定也不利于对特定企业行为作出统一和相对客观的评价。相比之下,国际法可以提供一个评判并最终解决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自身对企业责任提出的不同主张的程序,从而有助于加强或便利各国对企业行为的监管;如果没有若干国际法律标准,则只能任由各种不同主张争论不休。[21]
  总之,通过国际法直接确立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义务,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践中所需要的。无论是基于传统国际法关于只有国家才能直接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的立场,反对通过国际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加以直接调整;还是认为强化和完善国内法即足以对企业社会责任加以有效调整,怀疑国际法直接介入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必要性,这样的观点都已难以成立。事实上,个人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业已享有的权利、在国际刑法上承担的个人刑事责任,乃至企业通过投资保护协定直接享有的国际法上的权利,都已经打破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的垄断地位。单纯依靠国内法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所面临的窘境,进一步促使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国际法律规制开始提上议程。
  (一)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软法”标准和守则
  “软法”( soft law)是近几十年国际法上颇受关注的一个新现象。一般认为,“软法”既包括国家在有约束力的条约中作出的属于劝诫性或促进性的规定,也包括条约以外的载入有关原则、准则、标准的任何非约束性国际文件,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和守则、由非政府力量制定的示范法、商业惯例和行业标准等。[22]这些软法文件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通常涉及那些国际社会以往没有予以足够注意、但已成为新关注的事项,代表着国际社会出现的新趋势;由于政治、经济或其他原因,国家之间还难以就这些事项达成充分的共识并表现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23]另外,与正式条约不同,软法文件不仅在程序上易于通过和修改,而且也便于吸纳非国家行为体签署、参加这些软法文件并成为其规制对象。[24]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国际社会的新关注事项,就在近年来发展出了大量软法规范。其中,非政府组织(NGO)作为近年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其所制定的各种标准和守则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重要的规范渊源。例如,由美国牧师利昂·H.苏利文等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背景下,针对有关跨国公司发起制定的“苏利文原则”(Sullivan Principle),是创立最早(1977年)的非政府组织守则之一。1999年,该原则发展为一项范围更广的“全球社会责任苏利文原则”(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内容包括有关跨国公司承诺“尊重员工的自由结社权、向员工提供补偿,使其得以满足基本需求,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现有数百个跨国公司、教育机构等实体承诺接受这些原则。[25]由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联合其他组织和公司于1997年共同制定的SA8000 ( social accountability8000),则是目前影响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标准之一。该标准主要涉及劳工权益保护领域有关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及管理体系等九个方面的内容,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据称,SA8000认证现已覆盖全世界45个国家、52个行业近437 000名工人。[26]
  作为不同于企业生产守则的“外部”生产守则,各种由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守则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各自所涉领域、内容和目的不一。从制定者来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二)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非约束性或软法性文件
  在联合国系统内,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有关人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文件被认为涉及或内在地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并对后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7]随着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从197年起,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设立的一个政府间工作组开始起草一份全面的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这一工作到1992年无果而终。[28]
  不过,一些专门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相关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国际劳工组织于1977年通过了一份《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原则的三方宣言》,该文件着重阐明了有关促进就业、机会和待遇平等、培训、工作和生活条件、产业关系等方面的有关原则。[29]在该宣言基础上,国际劳工组织于1998年通过了一份《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后者特别强调有关劳工权利的以下四项基本原则:(a)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b)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c)有效废除童工;以及(d)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30]经合组织则在1976年拟定了一份《跨国企业指南》,它包含针对跨国企业提出的一系列自愿遵守的建议,涉及人权、就业和产业关系、环境、信息披露、反贿赂、消费者利益、科学和技术、竞争、税收等商业道德领域。该指南先后经过1979年、1984年、1991年和2000年四次审议,其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了3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8个加入指南的非成员国。[31]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于1999年提出的“全球契约”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该倡议要求企业界无论在何处开展业务都表现出良好的全球公民精神(global citizenship),接受并实施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领域的九项原则,包括支持和尊重国际人权保护、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废除童工现象、消除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歧视、采用预防性方法来应付环境挑战、在环境方面采取更负责任的做法、鼓励开发和推广不损害环境的技术。[32]截至2006年3月29日,该倡议共有近3000个参加者,包括来自世界上90个国家的2500多个企业。[33]
  欧盟各国是很多跨国公司的母国,1995年以来,该组织也越来越多地涉足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欧盟委员会于2001年通过了一份《促进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框架绿皮书》的文件,成为欧盟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指导性文件。[34]
  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守则相似,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非约束性文件各自涉及的领域、内容等也存在较大差别。不过,这类文件较为普遍的特点是,为了易于在国家之间取得共识,其措辞往往较为原则、宽泛。而且,上述文件都是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活动为关注重点。
  (三)2003年《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
  2003年8月13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了一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35]。与其他既有的软法性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和标准不同,该《准则》第一次试图直接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强制性的具体人权责任,它预示着在国际法上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尝试。[36]
  《准则》草案正文共23段。该准则试图平衡国家与企业的人权义务,即:国家负有增进、保证实现、尊重、确保尊重和保护国际法和国内法承认的人权的首要责任,包括确保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尊重人权;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其各自的活动和影响范围内,有义务增进、保证实现、尊重、确保尊重和保护国际法和国内法承认的人权,包括土著人民和其他易受害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第1段)。随后,《准则》具体规定了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平等机会和非歧视待遇权、人身安全权、工人的权利、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权、保护消费者的义务、保护环境的义务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并规定了执行有关准则的总则。[37]不难看出,该《准则》所指的“人权”范围十分广泛,包括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人权条约中载明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以及发展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难民法、国际劳工法和联合国系统内通过的其他有关文书中所承认的权利。[38]
  在《准则》的支持者看来,准则有关内容是对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权威解释,它在一个文件中综合了可适用于工商企业的核心国际人权法律、标准和最佳实践,被称为“世界上最全面和最权威的公司准则”。[39]2003年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15日由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一直在审议《准则》草案。虽然该草案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尚待时日,而且国际上对于有关规定还存在不少分歧,但笔者认为,既然国家可以通过国际人权条约直接赋予传统上认为仅受国内法管辖的个人以国际法上的权利,那么通过国际条约使企业这一人格化的实体承受国际法上的义务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40]
  (四)若干领域国际“硬法”义务对企业的适用
  除了上述以不同渊源形式专门针对企业设定社会责任方面的“软法”性国际义务外,若干领域以国际条约等形式加以规定、具有确定法律约束力的“硬法”义务也确立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可适用性。尽管目前这类国际法规则数量较为有限,但因其所具有的“样板”意义而值得重视。
  1.在国际环境法上,“污染者负担”( polluter pays)原则不仅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等诸多重要的非约束性文件中被一再重申,也在若干国际条约中得到规定并对污染者直接产生赔偿责任。例如,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了船舶所有人应对船舶溢出或排放油类所造成的污染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里,作为赔偿责任主体的“船舶所有人”当然可以包括甚至往往就是船舶所属的公司。[41]1962年《关于核动力船舶操作者责任的布鲁塞尔公约》、1963年《核能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81年《由道路、铁路和内陆航行船舶运送危险物质所致损害的民事责任日内瓦公约》等不少国际环境公约也有类似规定,由此确立了企业作为污染者的赔偿责任和受害方依据公约可以寻求的救济。
  2. 2005年12月14日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多个条款对涉及私营实体、法人的腐败作出了规定,如第12条关于防止和处罚涉及私营部门(实体)的腐败、第21 ~22条关于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和侵吞财产、第26条关于法人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等。尽管这些规定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各国国内立法、司法和行政程序,但它清楚地表明:私营企业的责任问题在国际法上得到了承认并可以通过国际法加以调整。
  3.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促进雇工权益的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和标准中,虽然国家负有实施公约规定的主要义务,但这些公约也明确承认并规定雇主对于雇员的义务。1949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原则的实施公约》(第98号公约)规定:“凡工人应享有充分保护,使其在就业方面不会受到禁止工会的歧视行为。”该公约一方面要求国家承担义务通过立法约束企业的特定行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根据公约承担不干预雇工组织工会的义务。[42]1981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第155号公约)第16 ~21条更是明确规定了要求企业在职业安全和卫生方面应达到的义务。装完逼就跑
  4.在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对特定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时,尽管有关制裁决议的约束力严格而言是针对联合国各会员国,但其实施无疑需要得到各国企业的合作。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曾一再重申,制裁决议也对各国企业产生义务。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以“石油换食品”计划对伊拉克进行全面制裁的决议,要求除为医疗或人道主义目的外,各会员国应禁止本国公民或企业同伊拉克进行商业交易;伊拉克仅仅获得授权出售石油并以货款换取人道主义用品,同伊拉克订立合同购买石油或提供食品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质的企业都应在合同内容、支付账号和履行等方面接受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审查。[43]实践表明,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对企业产生国际法上的义务,这已在联合国机构、各国和企业界得到承认。
  此外,某些原本仅仅约束国家或个人的国际法规则(特别是国际条约或习惯法规则),可否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事项上“扩展”适用于企业?又可否在有关企业不遵守有关规则时产生相应的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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