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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打官司难:救济的缺位与缺陷的弥补
【作者】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分类】 诉讼法学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15
【页码】 7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7160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许多纠纷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成为我们法制建设中一个可喜现象”。{2}然而,在杭州市法治建设群众满意度调查中,余杭区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打官司难或比较难。从实践中看,也有部分当事人放弃司法途径,更多地选择以自决、上访等形式寻求救济,而后者容易引发不安定因素。为深入了解群众反映打官司难现象的问题与实质,浙江省余杭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至11月组织了专题调研。通过发放问卷、座谈、走访社区等方式,对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职业的群众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231份;召开座谈会4次,参加座谈的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共80余人,梳理出群众意见和建议20余条;走访社区59个,并召开座谈会近10次。根据调研情况,笔者认为,打官司难现象客观存在,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解决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法治杭州”建设大背景下的现实问题:打官司难客观存在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群众反映打官司难的有316人,比较难的有690人,不难的有225人。座谈中,几乎每一位与会群众都指出打官司存在着一定的实际困难。
  经归纳,打官司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法律知识缺乏,不知如何打官司。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有661人认为“自身缺乏诉讼知识,不知怎样打官司”。不论按文化程度,还是按年龄,抑或按职业分类,几乎每类被调查者都有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缺乏诉讼知识,这说明缺乏诉讼知识的现象具有普遍性。
  实践中,群众诉讼知识欠缺主要表现在:不知道到法院打官司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不知道怎样写起诉状、不知道相关法律规定的内容以及诉讼要经过怎样的程序,等等。
  诉讼负担重、成本高,无力打官司。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488人认为打官司的成本高、压力大,自己负担不起。在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诉讼费近20年未提反而大幅下调的情况下,群众打官司的总体负担并未减轻多少,是因为诉讼费在其诉讼总体负担中所占比重较少。具体构成情况如下:一是直接支出的费用。以案情相对简单的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为例,据调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这些费用是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申请仲裁、到法院打官司和申请强制执行支出的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等费用共400元,查询费、打印复印费等支出120元,以及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等开支400元。若案情复杂些,再加上鉴定费、律师费等,一场官司下来,原告可能会入不敷出。二是间接的误工损失。同样为索要1000元工资,农民工需要“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事实上,许多案件的诉讼程序复杂,审理时间长,从一审到二审至少得大半年时间,如果再加上执行,少则一两年,有的要数年,这中间带来的误工损失根本无法计算。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505人认为从准备起诉到裁判文书执行完毕的时间太长。三是附带的精神压力。统计结果显示,有689人反映打官司花费精力太大。一旦开始打官司,当事人便无法专心从事正常的工作,患得患失,有的还要担惊受怕,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甚至周围的亲友也受累。
  法律服务不到位,无法打官司。一旦有纠纷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参加座谈的群众纷纷表示将请律师打官司,统计结果显示的情况与之相符。但统计结果显示,在期望得到专业帮助的同时,请律师难已成为打官司难的表现之一。在请律师打官司方面,群众有“三怕”:1.怕律师素质不高。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律师挑讼的现象,本可以自行和解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本可以调解的案件只能判决,本可以息诉的纠纷进入申诉、上访。原因之一是部分律师素质不高,尤其是职业道德素养较差。座谈中,群众还反映有的律师因为怕得罪在当地较有地位的企业主而拒绝代理,最后,当事人只得到外地请律师。2.怕律师不负责任。有的律师在接待时将当事人当上帝看待,一旦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情况就会不一样。如余杭法院在审理朱某某与马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马某某在收到法院邮寄送达的诉讼材料后,提出其并未向朱某某借过款。经查证,原来是朱某某的代理人将同名同姓自然人的户籍信息提供给了法院,造成告错了对象,最后,马某某只得申请撤诉。3.怕律师乱收费。随着诉讼费门槛进一步降低,当事人启动诉讼的成本和风险大大减少。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律师收费却一路走高,律师费用往往要比法院所收取的诉讼费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导致许多准备打官司的群众在请律师时“望费兴叹”,特别是风险代理收费有时更是高得离谱。不仅如此,有的律师甚至借“给法官好处”的名义,想着法子向当事人索要钱物。
  此外,群众寻求法律援助也存在困难。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388人反映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不够到位。造成打官司难。这其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宣传不到位。座谈中,许多群众甚至不知道有为困难群众无偿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二是服务不到位。法律援助作为任务分解到各律师事务所,但律师们往往没有像有偿法律服务那样投入,有的甚至没有庭前准备,敷衍了事,从而造成公众对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信任。
  对公正司法有疑虑,畏惧打官司。在座谈中,群众对法院的工作普遍表示满意,但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对法院总体印象表示一般和不好的仍占34.3%,司法公正仍是影响群众判断打官司难不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有纠纷上法院打官司难。统计结果显示,有8.5%的被调查者反映告状难,其主要原因在于交通不便。虽然余杭法院在偏远地区设立了9个巡回审理点,基本解决了因交通不便而导致打官司难的问题。但还有部分群众认为打官司交通不便,特别是住所地本身偏远,又根据原告就被告管辖原则而要到外地打官司的人。2.有理打赢官司难。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反映“怕案件得不到公正处理”是打官司难的表现之一的有166人,所占比例达13.56%。司法不公产生的原因或表现形式不外乎两点:一是法官办案不公,包括关系案、人情案。根据问卷调查,当事人愿意花大成本请律师特别是好的律师打官司,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于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好。另外就是当事人简单地认为有理就能打赢官司,不注重诉讼技巧,从而导致败诉,而这类案件容易给人造成司法不公的印象。3.打赢的官司兑现难。“执行难”被称为“中国司法第一难”。虽然法院坚持改革创新,以综合治理手段破解“执行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尤其是被执行人确无财产的案件,执行款难以到位。认为“法律白条难兑现”,直接影响了群众对打赢官司的实效性的认识,进而决定是否打官司。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522名被调查者认为法院应提高执行工作效率,让当事人看到打赢官司的真正效果。
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打官司难成因的深度分析:根源在六大冲突
  法治意识:融合与对抗之间的冲突。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一种自动的秩序,是个‘无为而治’的社会。”{3}古代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建成一个没有法律和诉讼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形成了“无讼是求”的观念,并“认为法律和诉讼繁多并不能带来社会安定,恰恰相反,它是给人带来痛苦的暴力和强制,是与不道德、邪恶和犯罪相连的。”{4}虽然历经朝代更迭、政权变换,但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讼是求”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即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群众的这一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仅250人到法院打过官司,占20.31%。座谈中,大部分群众认为有纠纷尽量自行协商解决,不轻易上法院,有的甚至对上法院打官司的人表示轻视甚至蔑视。
  普法宣传: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冲突。从结构上分析,法律意识包括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权利意识包括静态的权利意识和动态的维权意识。但在普法宣传的内容中,虽然在整体上包括了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但在整体与局部的把握上,却忽视了维权特别是与诉讼相关知识的宣传,使得群众诉讼知识缺乏的问题在普法宣传开展多年以后未得到改变。调研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在普法宣传中增加诉讼知识必要性的问题,超过80%的被调查者的选择表明其对诉讼知识的渴求。
  法制教育:科学与应用之间的冲突。在全日制教育中,对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实体法为主,且刑事的多于民商事的知识,如中小学教材中所谓的法制教育,大多数是教育学生不要实施杀人、放火、强奸、投毒、绑架、盗窃、爆炸等刑事犯罪行为,还有一大部分是教授学生有关经济犯罪和有关宪法知识的内容。大学非法律专业的法律基础教学的主要内容亦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教学内容只是科学意义上的法律,加上中小学的法制教育属副课,而大学的法律基础知识由于学分低,课时少,学生所能获得的知识有限,离应用尤其是维权还有很远的距离。有的学校把法制教育等同于观念教育,“以思想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致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5}因此,有人指出,“我国对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仅限于守法教育和法律条文教育,没有真正把它作为一种个人素质纳入学校素质教育的整体规划之中。”{6}
  律师行业:利益与诚信之间的冲突。诚信不仅是律师的职业道德,更是其在从事法律服务时必须履行的义务。但在实践中,有些律师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自己执业的终极目标,违背律师诚信的基本要求,甚至违反法律规定,想方设法用尽诉权甚至滥用诉权,从而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深究律师行业利益与诚信冲突不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入口不严。现行律师制度对执业者设置的惟一准入壁垒是知识壁垒,即只要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即可以拿到资格证书,进而实现执业的梦想。其弊端在于,降低了对律师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使少数品行低下者进入了律师队伍,严重影响了律师的社会形象。二是监管不严。入世后,为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的,我国对律师队伍的管理由原来的司法行政管理的单一模式变成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两结合的管理模式,即:司法行政管宏观,行业协会管微观。虽然在现阶段只能采取这种管理模式,但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权利分散后容易造成监管的盲区。另外,曾在农村法律服务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乡镇法律工作者通常被人认为就是律师,但其整体素质不高,层次不高,发生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现象,就会对律师职业的社会形象产生消极的作用。
  法律援助: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冲突。根据《关于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浙司[2006]50号)的要求,余杭区建成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核心,以镇乡(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骨干,以村(居)法律援助工作点(联络员)为补充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并建立了流动服务窗口,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进农村、进工地、进学校、进高墙、进单位“六进”活动。但即便如此,农村法律援助服务的供求矛盾仍十分突出。主要原因在于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集中在城镇,城乡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法律援助资源匮乏,加上联络员的法律素养不是很高,从而导致广大农民普遍不能就近获取有效的法律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广大农民不愿意接受市场化的法律服务甚至是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进而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司法形象:正解与误解之间的冲突。不可否认,司法不公的现象客观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司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干警为民意识不强、工作不细,甚至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办“关系案”、“金钱案”和“人情案”。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直接影响司法机关的社会形象。随着司法队伍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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