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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法院刑事取证制度实证研究
【作者】 袁坚【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3【页码】 7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7877    
  目前,法院刑事取证制度{1}在实践中的运行已渐渐脱离了立法者的原意,基于现有的司法环境和条件的影响,这一制度已经出现损害司法公正和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苗头。在此,有必要对法院取证制度所出现的种种偏差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找出一条最容易实现的改革路径。
  一、法院取证制度的的规则解析和特点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和第1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4条至第56条均有相关规定。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法院取证制度的设计是以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六部委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两翼的模式。现有的法院取证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法院取证程序的启动路径具有开放性。法院取证权的启动不仅可以根据辩方的申请调取证据,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且这两种方式均没有时间限制,即只要案件进入审判阶段,辩方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这种程序启动路径的开放式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2}因为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并不一定有利于被告人,而辩方申请调取的证据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证据。
  2.法院取证权的性质具有双重性。法院取证权的性质向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法院取证权本质上属于法院的证明责任,是“法院履行审理义务的行为”{3},也有人将法院取证权界定为公力救济。但我们应同时注意到,法院依申请调取证据与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在性质上差别较大:前者实际上是辩方意志的体现与延伸,即这种取证实际上是法院对辩方取证不能的救助,且依申请调取的证据往往是辩护证据,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情况下法院取证权是公力救济。后者则是法院意志的独立体现,它并不会围绕有利于辩方的方向展开,这种情况下法院取证权既可以被看作是侦查行为的延伸,也可以被看作公力救济,因此,可以认为法院取证权具有公力救济与补充侦查的双重性质。
  3.法院取证范围具有无限性。依法律规定,只要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都可以依法调取;同时,人民法院也要依法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无罪以及罪轻罪重的各种证据。可见,人民法院的取证范围是没有限制的,既包括证据的内容具有无限性,也包括证据的形式只要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均可,同时还指法院可以向绝大多数主体调取证据。
  4.法院取证的证明力具有平等性。法律对法院收集、调取的证据的证明力并没有作特别说明,因此,可以认为法院收集、调取的证据与控辩双方收集、调取的证据在证明力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有利于统一证据规则的建立。
  二、法院取证制度在实践中运行的困惑及分析
  (一)法院取证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
  1.法院取证程序启动路径的封闭性与绝对性。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取证程序启动有两种途径:一是辩方申请,一是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二者并无主从之分,但从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的数据显示,该市法院取证程序的启动几乎只有依职权主动调取这一种途径。2009年度,该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977件,其中一审共计422件,判决420件,终止1件,撤诉1件。在422件一审案件中,律师申请调取证据的有103件,法院出具补充侦查建议书要求公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有49件,在律师申请调取证据以及法院出具补充侦查建议书的152件案件中,经过补充侦查收集到证据的有51件。
  单从数据来看,似乎数据证明的结果与制度安排是一致的。但当我们对每一个案件进行追踪时就会发现,法院取证程序的启动实际上只有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这一种方式。因为律师申请调取新证据的103件一审案件中只有5件案件说明了需要调查证据的种类、名称和要证明的内容。其余101件均只笼统地说需要调查新证据,申请法院延期一个月审理。对于这种笼统的申请可作两种理解:一种是辩护律师申请调取证据,但调取证据的主体是辩护律师,仅要求法院给予一定的时间宽限;一种就是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的处置手段。从补侦结果来看,法院要求补侦的49件案件,侦查机关均提交了相应补充证据,另外1件有补侦结果的案件既没有辩方申请,法院也没有依职权调取,而是侦查机关在审判阶段主动提交的,因此,依律师申请调取证据的103件案件实际上只有1件案件获取了补充证据,可以说,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在我国仅仅是一项缺乏程序保障的抽象性权利。{4}此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法院取证程序拒绝了其他主体的参与。
  2.法院取证权的性质。案例: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4月17日13时许,某市公安局某区分局刑警大队在某宾馆挡获塔某(另案处理),并查获其随身携带的20余克疑似毒品“冰毒”的白色固体。后通过侦查得知塔某与一租赁铺面有联系,公安干警随即赶往该铺面,并现场挡获被告人罗某,从铺面内查获红色圆形药片22.56克,用麻袋包装的白色固体1包净重8259.84克以及烧杯、滤瓶、封闭电热炉等工具。经鉴定,红色圆形药片及白色固体均含甲基苯丙胺成分。公诉机关指控罗某犯制造毒品罪,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作无罪答辩。在法庭审理中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本案应改变罪名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但因侦查机关之前的侦查方向都是朝制造毒品罪进行的,要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就需要重新补充大量证据。为此,法院向侦查机关送达了“补充侦查建议书”并列明了需要补侦的内容。后该案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对罗某定罪处刑。
  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取证权在某些时候成为一种独立侦查权,因为这种取证抛弃了侦查机关之前收集的证据,放弃了侦查机关之前的侦查目的,改变了侦查方向进行的重新侦查,这种侦查行为不仅不同于辩方的观点,也与原侦查机关意见相悖,此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认为,法院取证权超越了起诉并导演着侦查。
  3.法院取证范围与取证主体的转移。从规则上看,法院取证范围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这种开放式取证方式包括取证对象的广泛性、取证内容的任意性、证据形式的多样性等。但实践中法院取证程序却被演绎成非常单一化的程序。某市中级人民法院49件补侦案件都是采取“补充侦查建议书”的形式进行。从取得的证据形式上看,一般为“情况说明”;从内容看,补充证据内容多为侦查机关对某一事项的陈述,如被告人提供的“王某”、“李某”等人因不知真实姓名,无法查找,或者由侦查机关直接申明对被告人没有进行刑讯逼供,等等。从取证的主体来看,法院取证制度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法院让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制度,调取证据的实施主体实际上仍是负责前期侦查工作的办案单位,此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怀疑法律上的法院取证制度已经濒临死亡,活跃在司法实践中的是其替身——补充侦查制度。
  4.法院取证的证明力。立法与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法院收集、调取的证据具有特别的证明力,如果法院收集、调取的证据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或不能与其他证据形成有效的印证,甚至与在案的证据相互冲突,那么此种情况下法院应如何应对。
  案例:公诉机关指控:2004年11月27日,雷某伙同胡某在C市J县盗窃张某嘉陵125-D型摩托车一辆,价值3373元。2005年1月1日,雷某伙同胡某窜至C市L区盗窃李某豪爵125-2型摩托车一辆,价值3552元。同月3日雷某伙同胡某在G市H镇盗窃刘某五羊125-A型摩托车一辆,价值4990元。以上被盗车辆均被二被告人卖出,赃款已被二被告人挥霍。同月6日,雷某伙同胡某在C市J县盗窃肖某嘉陵125-D型摩托车一辆,价值3524元,二被告人在将车推出100米左右被群众挡获并扭送至公安机关。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被害人丢失车辆的陈述等证据证实。胡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某的口供系刑讯逼供取得,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并举出胡某进入看守所体检记录证明胡某在进看守所体检时在左面颊,右上臂,右腹部后外侧有草黄色皮下出血区,左胸部软组织轻度肿胀,听诊第一心音低顿。如果本案将胡某的供述以刑讯逼供取得为由排除,那么认定胡某多次盗窃的证据只有同案犯雷某的供述。面对辩护证据与指控证据的矛盾,法院采取了向公诉机关送达“补充侦查建议书”的形式。公诉机关也向法院补充了两份“情况说明”:一份是看守所的“情况说明”,内容为雷某、胡某在看守所期间没有办案人员对其刑讯逼供;一份是办案民警自书的“情况说明”,说明胡某身上伤痕系被群众挡获时由群众殴打导致的,但因当时群众过多,故无法查证是哪些群众殴打所致。法院认为两份“情况说明”内容属实,胡某的伤不是刑讯逼供所致,其口供系侦查机关依法取得,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法院确认了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并判决二被告人有罪,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本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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