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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 李玉萍【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5【页码】 1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7913    
  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自2010年10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试行以来,已经近一年的时间。如果从酝酿、局部试点到在全国部分法院试点算起,这项改革已经历时6年有余。实践表明,量刑程序改革不仅对我国刑事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弥补了现有刑事诉讼立法的不足,拓宽了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适时对量刑程序改革进行回顾与总结,并立足长远谋划下一阶段的工作,对于推动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量刑程序问题、规范量刑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历程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和“三五改革纲要”中确定的改革项目,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和亮点之一,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为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5年就开始对量刑程序改革问题开展研究,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量刑程序指南(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召开了“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会议”,初步指定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各两个基层法院开展改革试点工作;200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并于同年8月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4个中级法院、8个基层法院共12个法院开展试点工作;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自2009年6月起在全国120多个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之后,在总结试点经验、反复论证、多方协商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签署了《关于量刑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于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行工作。至此,量刑程序改革由法院一家主导转为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多部门联合推进。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发挥着组织协调、积极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量刑程序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强人们的量刑意识,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定罪,轻量刑”、“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打击与保护同步”、“实体与程序兼顾”的司法理念,正确把握定罪活动与量刑活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充分认识量刑活动的重要性、复杂性与特殊性,确保将量刑活动纳入诉讼程序,尤其是确保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促进量刑的公开和公正。为实现上述目标,量刑程序改革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是强化有关量刑事实的调查取证工作,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注意收集和审查有关量刑的事实和证据。二是引入量刑建议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可以就被告人的刑罚适用问题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发表量刑意见。三是加大对被告人指定辩护的力度,明确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有争议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要求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倡导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五是加大裁判说理的力度,要求在裁判文书中反映量刑活动,说明量刑理由。
  回顾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此次改革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与实体改革同步进行,两者相互推动,既规范了有关量刑的诉讼程序,又规范了法官量刑的方法和步骤,共同促进我国量刑规范化的制度化建设与完善。其二,参与改革的主体广泛,改革内容不仅指向审判活动,而且涵盖了侦查活动和审查起诉活动,对辩护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三,从法院内部来看,此次量刑改革是一次典型的自上而下、上下联动的改革模式。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是改革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引领者,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则是改革的探索者、践行者和检验者。{1}
  二、量刑程序改革的效应
  随着量刑程序改革的推进,改革的效应逐渐显现出来,之前的“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现象有了很大改观,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程序改革和制度创新,促使人们对现有立法和刑事诉讼理论进行反思。
  (一)量刑程序改革对实务部门的影响
  其一,量刑程序改革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量刑改革高度重视,随着试行工作的开展,各地法院对量刑活动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其相对于定罪活动而言的特殊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积极探索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方式、方法,在法庭审理中重视调查量刑事实,引导控辩双方发表量刑意见、进行量刑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量刑理由,由此进一步促进了量刑活动的公开性、参与性和公正性,改革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
  其二,量刑程序改革对侦查活动、审查起诉活动、审判活动、刑事辩护活动及相关人员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改革的辐射效应明显。量刑程序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控辩审各方的有效参与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有一方不配合或者配合不到位,改革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如果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不注意收集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包括法定证据和酌定证据、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以及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法庭审理中就很难获得足够的量刑信息。又如,如果被告人不能有效行使量刑辩护权,则很难实现控辩平等对抗,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维护。在前期的调研和试点活动中,我们发现,被告人辩护能力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并直接影响着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因此,量刑程序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程序改革和制度创新,如促使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重视收集量刑证据,规范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引导辩护律师重视量刑辩护,进一步推动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等。
  其三,量刑程序改革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立法的有关规定。通过量刑程序改革,人们逐渐意识到,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一起构成刑事诉讼的基本内容,两者前后相继、各具特色。其中,定罪活动是量刑活动的基础和前提,量刑活动则是定罪活动的必然延伸,是定罪活动的目的和价值得以实现的保障。遗憾的是,纵观我国整个刑事诉讼立法可以发现,其中并没有关于量刑活动的特别规定。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就量刑程序专门规定,仅在第一百八十九条和第二百零四条两处使用了“量刑”字眼,分别规定的是二审中针对不同的情况如何作出判决以及人民法院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尤其是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如何处理定罪活动与量刑活动之间的关系既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被告人充分、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关键,但是由于立法中没有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如何开展定罪活动和量刑活动,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常常感到无法可依。为解决这一问题,量刑规范化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改革意见,有效地指导了审判实践。此外,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如何对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以及是否有必要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定罪辩论,现有立法也没有明确规定。针对此种情形,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中根据案件所适用的不同审判程序,确定了法庭审理的不同模式,强调庭审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从而明确了庭审的重点,在保障案件质量的同时提高了诉讼效率。
  (二)量刑程序改革拓宽了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与以往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司法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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