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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积极发挥指导性案例在“一带一路”建设司法保障中的指引作用
【副标题】 以首批“一带一路”建设专题指导性案例为切入点
【作者】 赵海峰郭旭阳【作者单位】 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6【页码】 6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689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发布了第21批共6件指导性案例,这是首批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性案例。“一带一路”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事业,法治化是其重要保障。[1]此次发布的6件案例,均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涉外案例,涵盖范围广泛,对于统一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涉及类似法律争端之解决具有指导作用,是通过法治方式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5年和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分两批共发布18个涉“一带一路”典型案例,2016年和2017年又发布了十大海事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均与首批“一带一路”建设专题指导性案例有联系。关于指导性案例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或者以此为背景来分析该制度的学术研究成果则尚未见诸报道。此外,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实践中依旧存在适用不足等问题。[2]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6件指导性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对6件指导性案例案情与裁决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案例的整体特点,同时进一步明确指导性案例制度的价值,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之司法保障提供一些实践指南和有益思考。
  一、指导性案例制度与“一带一路”
  (一)各级法院在推进“一带一路”案例方面的成果
  为使涉“一带一路”案件审理更加专业和便捷,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各级人民法院、专门法院在职责范围内出台了相关文件,具体落实相关的案例制度。2018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天津法院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状况白皮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分别发布了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这是高级法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相关精神的具体体现;上海海事法院于2018年8月发布了中国首份《“一带一路”海事审判工作白皮书》,专门针对过去3年审理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关案件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在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制度方面具有示范作用。深圳市前海法院发布了《总纲:关于深入实施审判精品战略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保障案件裁判标准统一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若干规定》《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和激励机制实施办法》等。其中,《关于进一步强化案例指导工作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坚持依法实施原则、严格管理原则、科学管理原则、高效便捷原则,依据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结合前海合作区法院的审判实践进一步细化了案例指导工作。《细则》扩大了指导案例的范围,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外,还包括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深圳市中院发布的典型性案例以及本院整理发布的精品案例。同时,该《细则》明确了参照原则。参照是指根据指导性案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反映的法律精神、确定的法律思想、适用的裁判规则等对类似案件作出裁判,而不是生硬照搬。此外,该《细则》其他条款规范了具体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程序,如《细则》第19条规定了集体讨论的情形;第20条、第22条明确了关于案例引述的规范以及例外情形;第23条明确了主审法官未援引指导性案例时应说明理由等。这些实践为其他各级人民法院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机制化贯彻落实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
  (二)“一带一路”首批专题指导性案例之生成
  本次集中发布的6件涉“一带一路”建设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综合整理和研究近年来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的基础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发布的。其中,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案来自于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之十大海事审判典型案例(2016-6)。另有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 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案来自于2017年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7-1)。此外,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案(2015-2)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诉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案(2017-1)分别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之前所发布的两批涉“一带一路”典型案例。总体上看,这4个案例今年升级为指导性案例,体现了典型案例与指导性案例之间所共同具有的案例指导功能和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升级过程,可以理解为挑选、加工和制作指导性案例的理解和解释过程,这其实也是一个产生新作品的过程。[3]指导性案例又具有了原来典型案例所不具备的特征,不仅在指导功能,而且在意义层面也更具普遍适用价值。
  (三)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之解决路径——明确引用的操作规范
  虽然指导性案例制度已经在各层级法院逐步实践应用,但关于指导性案例的引用,即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参照指导性案例,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司法解释对此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为使未来“一带一路”指导性案例得到更有效的推广适用,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引用细则。《实施细则》规定了案件承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负有主动查询指导性案例的义务,并规定如果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指导性案例,应引述其编号和裁判要点。此外,各级人民法院在参照指导性案例时,只可将其作为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据来引用。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胡云腾大法官的意见,指导性案例具有与司法解释同等效力,其裁判要点可同时作为裁判说理和裁判的依据来援引,对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的引用可以考虑放在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引用之后。[4]这为实践中的引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操作标准。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6个指导性案例分析
  (一)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坚持意思自治原则: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指导案例第107号)
  1.案情回顾
  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国克虏伯公司)与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新加坡公司)于2018年签订了采购合同。中化新加坡公司根据该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货款,但德国克虏伯公司交付标的物石油焦质量与该合同不符。中化新加坡公司认为德国克虏伯公司交付不合格石油焦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采购合同,同时要求德国克虏伯公司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主张。[5]德国克虏伯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一审中部分法律适用错误之处予以纠正。
  2.判决内容评析
  本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的有关规定,认定德国克虏伯公司由于其实际交付的石油焦HGI指数不符合采购合同约定,从而构成违约是正确的,但此违约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则成为案件审理之争议点。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中具体分析了该行为是否为违约行为,判决认为,虽德国克虏伯公司交付HGI指数为32的石油焦的行为构成违约,但并不构成根本违约,采购合同仍然有效,且返还的相应货款金额与赔偿一审原告的堆存损失费也应相应减少。[6]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准据法适用,以及对CISG认定根本违约的内涵作了充分阐释。作为典型的涉外案件,从涉外性质的界定、案件争议所应适用的法律规则到事实争议的法律适用,本案二审判决严格依据国际国内法规进行说理,逻辑清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准确恰当。
  (二)妥善处理海上运输关系,维护公平航运贸易秩序: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A · P ·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指导案例第108号)
  1.案情回顾
  2014年6月,浙江隆达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从宁波港出口一批不锈钢无缝产品,目的地为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隆达公司通过货代向A · P ·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订舱,该批货物于同年6月由4个集装箱装船发出。7月9日,隆达公司通过邮件告知马士基公司:因为发现货物运错目的地而要求改港或者退运。马士基公司回邮件称,因货物马上到达科伦坡港,无法改港。如果要退运,还要与科伦坡港口确认之后才可作出决定。次日,隆达公司再次询问是否可以采用替代方案原船带回,马士基公司回复无法原船带回。同日,隆达公司向马士基公司邮件询问是否还有其他办法,马士基公司未回复。本案货物于两天后到达科伦坡港,马士基公司根据隆达公司的要求签发了正本提单。2015年5月,隆达公司通过邮件方式说明已经根据马士基公司的要求申请退运,但此后马士基公司通知隆达公司这批货物已被拍卖。
  本案初审由宁波海事法院于2016年3月4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隆达公司诉求。[7]隆达公司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高院经审理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要求马士基公司向隆达公司赔偿损失。[8]二审判决作出后,马士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作出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判决。[9]
  2.判决内容评析
  本案是关于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争议,尤其涉及航程中托运人要求变更运输合同权利时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合同法中的一般运输合同条款应基于海商法的立法目的与宗旨,以及在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此外,合同法第五条作为合同法之基本原则,在本案适用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时,也应适用该条款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基于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托运人行使变更之权利也要受到一定限制。同时,承运人在特殊情况下也享有一定的抗辩权利。本案为国际班轮运输合同纠纷,承运方马士基公司的船舶中运载了隆达公司和其他货主的货物,且隆达公司是在货物即将到目的港的前3天才向承运方提出改港或退货请求,承运方以航程等原因无法满足此请求提出抗辩。在这批货物运抵科伦坡港后,因无人提货,承运人最后将该批货物卸载至科伦坡港的做法,并不违反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针对海上货物运输之具体事实特点,明确了在海上货物运输争议案件中如何适用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之法律适用基本原则,明确了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一般运输合同规定与海商法相关条款之适用规则,清晰准确地适用了相关法律,公平合理地平衡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三)准确适用准据法,维护国际交易安全: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东方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指导案例第109号)
  1.案情回顾
  开发方东方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置业公司)与承包方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集团公司)以及施工方安徽外经建设中美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中美洲公司)三方在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签订了哥斯达黎加湖畔华府项目施工合同。外经集团向中国建设银行安徽分行提出申请,转开行确定为哥斯达黎加银行,向作为受益人的东方置业公司开立履约保函,保证内容为该施工项目。之后,哥斯达黎加银行开立履约保函,担保人为中国建设银行安徽分行,委托人为外经贸集团,受益人为东方置业公司。此后,建行安徽省分行同时向哥斯达黎加银行开具反担保函。因施工过程中出具的检验报告认定施工项目存在施工不良、品质低劣等问题,需要修缮,外经集团公司与东方置业发生争端。2012年2月,外经集团公司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保函欺诈诉讼,同时申请中止支付相应保函项下的款项。一审支持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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