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公检法权力制约路径
【副标题】 以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为视角【作者】 王星光
【作者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司法制度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6
【页码】 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676    
  
  编者按: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已渐次带动诉讼程序重构、审判方式革新、职权配置优化,直接言词、集中审理、辩论、证据裁判等原则被深入贯彻践行,庭审正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同时,诉讼参与人出庭率有待提高,笔录中心主义根深蒂固,间接审理模式难以有效消除;公检诉前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取证违规制约事实认定,审判标准未能完全确立;法庭辩论无法针锋相对,被告人难获有效质证,审理亲历性无从切实实现……如何完善配套机制、强化人权保障、厘清权力边界、理顺侦诉审及审诉辨关系,以确保庭审效果进而增进审判权威,微观层面上审判中心语境下的司法公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期围绕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进路策划了专题,选取不同视角展开讨论,以实证分析的方式探索其完善之路,以期审判能够真正成为事实认定中心、法律适用中心、权利保障中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自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从顶层设计层面全面推开。但实践中,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对何谓“以审判为中心”有不同的认识,对以审判为中心是否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以法院为中心甚至以法官为中心等基本命题尚未达成共识,进而导致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合与制约路径模糊,其中,尤以长期弱化的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最为明显。因此,笔者尝试在考察现有主流观点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深度解读的基础上,从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角度窥探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公检法权力制约的实践路径,希冀对司法实务有所助益。
  一、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审判权与侦查权、检察权的关系辨析,必然离不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对象等核心要素的厘定。遗憾的是,尽管以审判为中心早已在《决定》中明确提出,但这一口号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相关改革的着力点到底在哪里,尚未有一个准确对焦,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讨论尚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1]故有学者指出,对以审判为中心这样一个重大命题进行正确解读,已经成为当下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2]
  (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应当具有双重性
  众所周知,改革的目的、对象等决定了改革的方向,也必然决定着改革的具体路径。就以审判为中心而言,改革不仅直接影响到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案件裁判的质量与效率,而且最终关系到司法的公信与社会的稳定。
  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与对象的认识主要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诉讼职能说认为,以审判为中心调整的仅仅是侦查、起诉与审判三种诉讼职能之间的基本关系,而非解决公安、检察院、法院之间的主体关系,因此,以审判为中心应当是一种诉讼职能上的区分和侧重。例如,陈卫东教授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中心”是针对刑事诉讼职能而言的,即以审判为中心是从诉讼职能的角度来理解的,不是从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等诉讼主体层面来讲的。[3]龙宗智教授也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确定了侦查、起诉与审判三种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关系应当以审判为中心,从而要求侦查、起诉必须按照审判的要求进行。[4]第二种诉讼标准说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公安、检察与法院三者之间案件认定的标准不统一问题。正如樊崇义教授所认为的,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审和裁决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确保案件质量,防止错案的发生。[5]实务界也较为认同该观点。例如,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是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核心是统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6]第三种诉讼阶段说认为,诉讼的过程应当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诉讼阶段,但公检法三机关在各个诉讼阶段中的地位作用并不完全平等。因此,该说认为,在诉讼阶段明确划分的基础上,以审判为中心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理解:一是在宏观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关系上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二是在审判阶段应当坚持以庭审为中心。[7]第四种诉讼主体说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重新界定公检法三机关的地位,就是意味着法院法官的权力和地位要高于公安和检察。[8]
  综合分析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不同认识,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到底是重塑侦查、检察与审判三种诉讼职能间的关系,突出审判职能对前两者的制约,纠正以前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以侦查为中心的弊端,还是规范侦查、检察阶段的取证活动,保证具体刑事案件的公正裁判,抑或是直接重新确立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地位。二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对象到底是公检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三个阶段,抑或是侦查、检察与审判三种诉讼职能,又或是就是指以庭审为中心,等等。
  笔者认为,一方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对象应当是侦查、检察与审判三种诉讼职能。这是因为,其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符合现有法律规定,不宜轻易改变。其二,要求侦查、起诉阶段的证据证明标准达到审判阶段的标准,既不符合诉讼规律,也不符合人类的认识特点。试想一下,在案件事实刚刚查明,证据还没有全面审查判断的基础上,侦查机关如何能够做到法院定罪量刑所要求的证据标准?尽管刑事诉讼法设定的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仅仅是从程序意义上而言。[9]当今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对证明标准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规定方式。如英国1994年《皇家检察官准则》规定公诉证明标准为“有罪判决的现实期待性”,即检察官预测对被告人定罪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不定罪的可能性。[10]美国联邦和绝大多数州的公诉证明标准与逮捕一样都是“合理根据”,实践中掌握的证明标准只是略高于逮捕。[11]法国规定的公诉证明标准是“足够的证据”。[12]德国的公诉证明标准是“充分理由”,即检察官认为被告人极可能被定罪,那么理由就是充分的。[13]其三,以审判为中心并不完全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诚然,庭审作为审判的中心环节,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庭审仅仅是审判中的一个环节,与其相对的应当是庭前准备程序、审后程序等;而审判作为范围更广泛的一个概念,与其相对的是侦查、起诉等。进而言之,如果《决定》中的以审判为中心就是指以庭审为中心,完全可以直接规定为以庭审为中心,没有必要在这类重要文件中玩概念转换。
  另一方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重塑三种诉讼职能间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强调侦查、检察向审判标准的看齐,而应当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即,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在重塑侦查、检察与审判三种诉讼职能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保证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的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前者可谓此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后者则为改革的终极目的。这是因为,根据《决定》的相关规定,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就在于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综上,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指通过重塑侦查、检察与审判三者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保证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的事实经得起法律检验的一次诉讼制度改革。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重点在于审判权对相关权力的制约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既涉及公检法三机关,又涵盖了侦查、检察与审判整个刑事诉讼流程,可谓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一次重大革命,需要多方面的共同改进方能完成。其中,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是此次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意义深远。
  1.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符合现行法律和政策的基本要求
  (1)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符合现有法律的规定。当前,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公安、检察和法院的相关规定,无一例外均确定了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例如,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此外,素有人权保障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第七条也有相同规定。从现行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三机关的关系应当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换言之,三机关间的配合和制约是相互的。审判权作为人民法院的主要权力类型,对于公安机关(包括享有案件自侦权力的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和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应当享有一定的制约性,此是现行法律关于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相互关系的应有之义。
  (2)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符合现行的政策要求。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政策则是当前环境下国家统治阶级的具体要求,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社会治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便是政策最集中的体现。根据《决定》的相关要求,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条也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由此可见,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也与现行党和国家对刑事工作的政策要求相吻合。
  2.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应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侦查权作为一种带有明显行政性质的国家权力,具有单方面自行启动的功能和强烈的强制性,其运行往往带有行政化色彩,如果不予以适当控制,就可能引发非法取证、暴力取证现象的发生,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14]但长期以来,我国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在实践运行中畸形发展,最集中的体现在于,法院的判决基本上是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和检察机关起诉书的翻版,有的判决书几乎与起诉书一字不差,检察官诉什么,法官就判什么。[15]此种模式被形象地定义为侦查中心主义。在该种模式下,公安机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得的证据会很顺畅地通过起诉、审判等流程,最终被用于对当事人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导致检察权和审判权的空转,无法实现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这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做饭—端饭—吃饭”的弊端,强化侦查权、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制约。毕竟,如果审判的制约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即使侦查结论错误,也不至于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3.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亦是改革的必要保障
  尽管权力制约的主要范式可以划分为政治学范式、法律学范式、伦理学范式与社会学范式4种,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学权力制约范式仍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早已受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以及近代西方的洛克、孟德斯鸠等的推崇。政治学权力制约范式追求的是权力相互制约,其强调:(1)任何权力都不能脱离其他权力的制约而任意行使;(2)权力的分化、分立、分工与分设是权力制约的前提;(3)权力制约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权力划分与权力配置的艺术,使每一种权力都受制于其他权力;等等。[16]比较而言,侦查权、检察权与审判权完全满足政治学权力制约范式的各种要求,为了防止各个权力的滥施,通过司法行政机关间的政治设计与权力运作,以分权制衡实现三者之间的制约无疑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紧迫的现实性。这是因为,从应然角度而言,侦查权、检察权与审判权在具体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侦查权决定了具体刑事案件的启动与否,是整个刑事司法程序的起始端,可谓意义重大,也对后续的检察权和审判权产生了直接的制约。检察权作为监督权的一种,从批准逮捕的审查、审判活动的全过程等各个方面对其他两种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审判权作为审判活动的主要权力类型,其是由法庭审主持,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辩论,法官居中裁判所组成的一套特殊的程序设置。法院作出一项事实认定,必须是在完成这样一系列的庭审活动之后才能够实现。而侦查和审查起诉都不具备这套特殊的程序设置,无法保证事实和证据的确实和充分。[17]因此,审判权应通过审判过程尤其是庭审过程的全方位公开等方式,加大对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制约力度,倒逼其他两种权力的运行暴露在阳光之下。
  但实践中,侦查权和检察权的作用确实一直在充分发挥,但审判权的制约作用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其中尤以庭审的虚置化最为明显。既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保证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的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则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必须改变当前的颓废趋势,此是本次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
  二、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审判权制约困境及成因分析
  审判权对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制约,应当满足权力制约的目标要求,即实现审判权的有限性与有效性。所谓有限性,是指审判权应在其界限或边界内行使;所谓有效性,是指审判权的行使能够产生预期的实际效能。前者解决的是权力恣意滥用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权力流失无效的问题。[18]当前,影响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制约的有限性与有效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不清,影响审判权的制约边界
  如前文所述,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何谓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尚不统一,由此导致对该项制度改革的涵摄范围认识不同。如果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则缩小了其边界使其仅适用于庭审的全过程,弱化了庭外活动的作用。如果认为以审判为中心适用于从侦查机关立案到审判结束的整个诉讼流程,则其边界不仅包括庭审的实质化改造,而且还包括对诉讼总体结构重新审视乃至调整,甚至涉及对公安司法机关宪法关系(刑事诉讼法关系亦然)的重新调整。[19]
  具体而言,第一种情况下,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主要从庭审的实质化角度进行。这是因为,在将刑事诉讼区分为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几个阶段的诉讼阶段论的语境下,各个阶段事实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国的侦查终结标准、起诉标准和定罪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对案件的实质性调查在侦查阶段已经完成,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与否在审前基本已成定局,无罪判决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庭审已经成为对侦查阶段所确定有罪的再次确认。[20]为了改变此种现状,《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第二种情况下,审判权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制约不仅包括庭审的实质化,而且还包括司法权对侦查手段的制约。
  (二)公检法三机关的现实地位削弱了审判权的制约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意味着公检法之间尤其是法检关系、法警关系在司法体制中的调整与重构,昭示着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司法原则需要重新审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6367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