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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法律权威论
【作者】 郭立新【作者单位】 国家检察官学院
【分类】 理论法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权威;法律信仰;法律自治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2
【页码】 11
【摘要】

法律权威至上是法治的必要要素。法律权威构成要素包括法律的国家性、责任性、强制性和普适性、利导性、程序性。法律权威要从主体、客体和法律实践中介三者的相互作用中去树立。主体应是具有法律信仰的主体,客体应是具有良好内在品性的法律,科学、自治的法律运行机制是树立法律权威的桥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3333    
  
  继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奏响了当代中国法治化的时代强音,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又将其用宪法予以确认下来,从而使“法治”在我国由学术的介导、启蒙、进入到真正的实践过程。而这一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法治国家”的目标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诸多因素都在制约、影响着这一目标的到达,而法律权威的树立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之全局性的问题之一[1]。法治的要义就是法律要有至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法律权威至上是法治必要的要素。本文试就法律权威及相关法律概念作为一分析,并对如何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树立法律权威作一探讨。
  一
  在历史上,权威是人类社会组织化的产物是社会组织成员间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人类社会混沌无序到和谐有序的关键。权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从国家和社会组织管理角度,人类社会权威发展史经历了从氏族酋长权威、君主(皇权)权威、神权权威、法律权威的历史过程[2]。当然在皇权权威、神权权威时代并非没有法律权威,而是法律权威和皇权权威、神权权威融为一体,屈从于皇权权威,神权权威,法律并没有最高的至上权威。所以,今天我们探讨的法律权威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是法的至上性权威,即法律具有成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取得高于其他规范的效力和支配地位的权威。法律权威形成过程就是法治化的过程。
  什么是权威?
  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权威具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威望为前提的力量;其二是这种力量必然导致其他主体对他的信从。有学者把法律权威揭示为因法律对主体行为的方便性(自觉适用它时)或强制性违反它时,就导致的主体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法律的必然信仰和遵从[4]。此解释把法律权威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予以把握,指出了法律权威是法律这一客体与主体之间形成的关系样式,只有法律,而没有主体对其的信从,形不成法律权威,只有主体信从,但其所信从的对象不是法律,也形不成法律权威。该解释揭示了法律权威的真正意蕴和决定因素在于法律对主体的方便性和强制性。解释将法律的对主体的影响力归之于法律对主体的方便性和强制性未免不足,法律对主体具有影响力的属性是多方面的。所以有人把法律权威揭示为:“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5]而法律的内在说服力是什么,此解释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对法律的外在影响力仅归结为强制性也是不充分的。法律对主体的影响力分为外在影响力和内在影响力。有学者把法律的外在影响力概括为由法律所具有的国家性,责任性,强制性三个要素构成的,法律的内在影响力是由法律的习惯性、利导性、程序性三个品质要素构成[6]。对法的外在影响力构成要素我表示赞同,但对法的内在构成要素,我并不完全认同。法律的习惯性是人类遵从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人们基于法律的习惯性对法律的遵从并不必然导致对法的崇信和拜从,不能表现为法律权威。正如我们每天有吃饭,睡觉的习惯,但是我们按照习惯去做的时候,我们从没认为这样习惯是神圣的,具有权威的。法律的内在影响力是由法律的普适性、利导性、程序性构成。法律的普适性是指法律对于所有主体的行为具有同等的效力。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一种规范形式它包含着一种允许、命令、禁止或调整人的行为与行动的概括性声明或指令,而不是对个别的特定的情形所需要的具体而特别的处理方法。“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7]。法律规定不是为个人制定的,相反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无论法律采取规则原则或是概念形式。它都是以安相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尺度构成,而不是由某一处理单一的个别的情形的瞬变而特定的指令构成的。法律的普适性已由内在包含有平等性,正义性要素。法律的普适性一方面决定主体在观念中树立法律对行为判断的至上性,另一方面决定主体在实际行为中法律选择。法律的普适性使法律神圣不仅有了客观机制,而且具有了从心理到行为的良好基础。
  在法制发展的不同时期,法律权威表现不同,在专制社会,法律权威是或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外在影响力的作用而树立起来的,这种外在权威甚至扭曲转变成淫威,法西斯专政时期的法律即是此种。在民主法治社会,法律权威是或主要是靠法律的内在影响力的作用而树立的。民众信从法律不仅是基于法律的习惯性,利导性而表现为从法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法律公正的信赖而形成的,在心理上对法律的信仰而守法。”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以及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8]。公民对法律的支持靠公民对法律公正信赖,以自身利益的兴趣追求,而不仅是基于对法律制裁的恐惧。正如伯学曼所言:“正如心理研究现在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远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9]法治社会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服从是基于对法律的高度认同而产生的自觉的行为和心理上的遵从。
  正确理解法律权威,还须将其和以下几个相关法律概念或观念联系起来。
  1.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指法律在社会调整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一个社会在对各种规范进行选择的时候,法律应当成为最高的规范,法律拥有比各种权力更高的地位。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社会官方机构行使权力的依据[10]。因而法律至上不是表明人与法律的关系概念,而是揭示法与其他规范,法与权力关系的范畴。法律权威揭示的是人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范畴,是法律基于内在品行而对主体产生的影响力和主体对影响力的反应。法律至上即是法律权威至上,法律具有权威是法律至上的前提,法律至上是法律权威的最充分显示。只有在法治社会二者才是统一的。在非法治社会,法律是有一定权威但没有至上性。
  2.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11]。法律信仰是指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及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12]。法律权威是法律信仰的客观机制。法律以其自身固有的内在的对主体的价值力量赢得主体对它的心理信念和行为拜从,从而成为法律信仰的客观基础。尽管有法律权威,并不必然生成法律信仰,法律权威只提供了法律信仰的可能,但是没有法律权威,绝不能有法律之信仰。另一方面,法律信仰是法律权威树立主观机制。首先法律信仰是法律权威的主观显示,主体对法律信仰程度越高,范围越大,表明法律越有权威;反之,如果主体不信仰法律,虽不能说法律没有权威,但至少可以说法律权威没有显示出来。其次法律信仰是检验法律权威大小的主观尺度。再次法律信仰是法律权威的主观结晶,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但预示着法律权威,而且是法律权威的高度观念浓缩和观念结晶,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浓缩和实践结晶。法律信仰就是法律权威的象征。是实现了的法律权威,再没有其他任何形式比法律信仰更能表现法律权威了。因而,培养主体法律信仰是树立法律权威的根本方式和主要途径。
  3.法律权威和法律强制性。法律强制性是指法律的实施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违反法律的行为就得不到惩罚,法律所体现的意志就得不到贯彻,保障,法律得不到遵守,法律就变成一堆废纸,毫无意义,法律也就没有权威可言。法律强制性是法律具有权威的法律品性之一,尽管是法律具有权威必不可少的,但它不是法律权威的所有内涵。如前所述,法律权威不仅包括外在权威,而且包括内在权威,法律强制性是法律外在权成的生成要素。
  4.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13]这道出了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的内容关系。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14]。法律通过国家以正当的程序予以制定或认可,法律就是有了效力。法律具有效力并非法律具有权威,法律效力是和作为法律权威构成要素的外在影响力相关联的。法律权威是通过法律实践而形成的。主体对法律的心理上和行为上信服和遵从,是实然意义上的法律效力即法律实效,所以法律权威是衡量法律是否具有实际效力的一个标志。法律没有实效或较低的实效,法律也就不会具有实际权威或较高权威。如1954年宪法是国内外公认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一部较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但是当宪法对依其选出的国家主席的人身权益肆意践踏而得不到宪法的保障时,怎样说宪法具有权威呢?爬数据可耻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地位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15]随着法律地位的变迁,法律权威几经波折。在“准宪法”时期虽然制定了“五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宪政精神的崇尚,但在制度上没有很好地解决从政治革命向常规政治的过渡,未建立起保障法律的自治性和普遍性的司法制度,根本没有法律权威之存在。“大民主时期”,从根本上否定法律权威,鼓吹无政府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新中国基本国策的历史性转变,党对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看到了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的内在联系,认识到法律必须是有“极大权威”,而“八二宪法”的制定揭开了新中国重新迈向法治的里程。“八二宪法”确立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从而为树立法律权威提供了宪法基础。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法律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法律实践所昭示的是法律的支配性权威性地位仍未树立起来,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丧失。这将严重影响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树立法律权威,唤起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国家目标实现的核心问题。
  如前所述,法律权威揭示的是客体法律和主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此互动关系的实现机制是法律实践,法律的内在影响力和外在影响力通过法律实践中介对主体产生影响,主体在法律实践中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在心理上产生对法律的信仰,并表现于行为上对法律的遵从。没有特殊质的主体对法律的感受和服从,法律权威就无从形成,而客体法律的品质如何正是法律应否具有权威的客观基础。探求法律权威的树立也应是从这三个方面。
  一、从主体方面,主体应是具有法律信仰的主体。
  公众法律信仰的普遍形成是树立法律权威的主体精神动力。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意蕴[16]。法律信仰是强化法律权威的主体基础,观念支持和行为动力[17]。一个社会若失去了民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即便制定出再多再好的法律,尽管它可以以强制力来实现其应有的权威,但这并不能使其化为主体的自觉,从而难以在实践中长久树立法律权威。我国现实的法治实践中已折射出法律信仰危机的征象。有学者把它归为四点:①公众对立法产品的陌生感所导致的法律价值不能转化为主体价值追求的目标;②有法不依的法治实践增加了公众对法律价值的非认同观念,形成“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③司法难以实现社会正义,而致公众对司法崇高信念的失落;④法律工具主义导致人们仅把法律看作是无数统治手段中之一种而影响公众对法律所蕴含的人类终极关切这一价值目标的追求与信仰[18]。传统法律文化遗传给我们的法律信仰因为本来就不多,而刚刚萌发的法律信念又由于现实实践而陷入新的危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培养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既需要主体内在条件更需要外在条件[19]。当前重要的就是要扬弃工具主义法律观和法律万能论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主体。
  法律工具主义是一种关于法律本质和法律功能的法学世界观和法学认识论。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手段。法律工具主义表现为:在法的本质上,强调法律是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法与经济关系上强调法律是经济的工具;在法与国家关系上强调法律是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工具;在法与执政党的政策上强调法律是使政策规范化、稳定化的工具;在法律与道德关系上,将法律作为维护统治级道德和制约非统治阶级道德的重要工具[20]。法律工具主义在法治实践中也时有表现。如有人将“依法治国”简单化,认为只要制定法律、法规并依据其执行就是依法治国,有的将“依法治国”庸俗化,演绎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甚至“依法治家”。为此甚至制定出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而对它们的善意、公平、科学与否,适用的动机与目的是否纯洁不加考虑。有人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管束百姓。法律工具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替人治张目的理论。法律工具主义强调法律仅仅是工具,置法律目的于不顾,法律就不会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法律真正权威也难以树立。
  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必须正确认识法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在现代法治化社会,法律应是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统一,法律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法律既有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有序和谐运作的推动作用,也有控制社会冲突、协调利益摩擦的手段功能;同时,法律“还是一种价值尺度”[21],它以其自身的公正性、效益性价值、权利保障的功能和秩序化的特征来检验其他社会系统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尺。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化、程序化的利益和权利安排应该是社会各系统的目的[22]。法律工具主义把法的工具价值视为法律的唯一。摆脱法律工具主义必须使法律“由手段上开而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至高主宰。它不仅支配着每一个人,而且统治着整个社会,把全部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到一个非人格化的框架中去。”[23]
  “法治万能论”是关于法律作用的另一种法学工具。基于对历史上法律虚无主义所造成的危害的深恶痛绝,人们对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深化,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法治。对法治的过度需求,使从法律虚无主义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法治功能绝对化,把法治当作是完美无缺的良方来解决社会中存在问题,认为只要创设众多的法律,经济混乱、社会缺序不良、精神文明建设不够、文化市场泛黄等都可迎刃而解。在这种“法治万物”的渲染下,似乎各种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都是法制不完善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一遇到法制便会迎刃而解[24]。“法治万能论”把法律功能泛化,而忽视法律的局限性,使民众陷入对法治的盲从,使法律信仰绝对化,丧失对法律的怀疑精神。“没有法律怀疑精神,法律的发展、健全科学便丧失了认识和观念参照。”[25]
  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的存在、增强导致对法律的认识与对其价值的认同,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长;反之,对法律的信仰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从而又推动法意识的增强[26]。没有对权利的要求,没有权利意识,主体就无法产生对法律的需求和渴望,对法律就没有感情的追求,没有对法律的认同感,无从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权利意识萌芽于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中,经济主体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在自愿、平等、互利、公平的交易中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利益是权利的催发剂,利益的不断增长,相互冲突以及交易安全的需要,必然伴随权利意识的发展壮大和对法律的需求,催发法律的生长。因而,加快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倡导和确立以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而强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法律权威信念,以内心原动力支起法律信仰的道德基础。
  二、注重法律内在品性的培育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客观基础。
  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27]法律得到服从是基于法律自身的内在品性,是“良法”。树立法律权威,应注重对法律内在品性的培育。从一定意义讲,法律权威是或主要是法律内在品性展示的对主体的影响力。
  (一)现代法应是以利利为本位的法,同时又是规制权力的法。
  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法应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权利本位的法所表明的是,“握有公共权力的政府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向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是,各种义务的设定均须以保护社会主体间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换言之,政府主体对社会主体所施加的义务约束必须来源于、服务于并从属于平等的权利,公共权力应当以保障公民、法人等社会主体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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