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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试析证券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的局限性
【英文标题】 Limit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Civil Compensation in Securities Cases
【作者】 王祖志【作者单位】 海南大学
【分类】 证券法【中文关键词】 证券 民事赔偿 司法解释 局限性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30
【摘要】

证券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毋庸置疑,但其存在的诸多局限性,仍然使受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司法救济。如前置程序屏障、揭露日和基准日的确定、揭露日前卖出证券不受保护、诉讼方式的限制等问题,亟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诠释、完善和解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627    
  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并给受害投资者获得司法救济带来了希望,但从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的有效性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层面而言,《司法解释》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前置程序问题
  《司法解释》中的前置程序,要求受害投资者在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必须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公告、或者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文书作为案件受理的前提条件。这种“先行政后民事”和“先刑事后民事”的前置程序屏障,虽有利于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但其负面性仍十分明显。因为这一规定,不仅剥夺了投资者应有的诉权,而且实际上拖延了投资者行使诉权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日后诉讼的难度,最终可能一无所获。不难设想,当漫长的前置程序走完后,时过境迁的被诉上市公司也许已无赔偿能力。譬如东方电子案,它已将其虚增收入的10.39亿元经会计调整后挂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上,但实际,公司已没有这样一笔巨额资金留在帐上。出售股票收入所被确认的收益,部分已采取现金和红股方式分配给全体股东。而10.39亿元虚增收入,主要与“伪造”内部职工股及进行内幕交易有关,这势必被确定为非法所得,并极有可能在日后的行政处罚中被要求以货币资金的形式上缴。那样的话,姗姗来迟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将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持续经营和投资者的赔偿诉讼。由此可见,前置程序的存在和制约,并没有达到有关方面竭力寻求的“便民诉讼”目的。因此,应从民事诉权不可剥夺的角度赋予投资者享有选择权,即投资者既可选择前置程序行使诉权,亦可自行收集证据提起赔偿诉讼。
  二、揭露日的确定问题
  尽管《司法解释》给虚假陈述揭露日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揭露日问题仍然成为法律界人士争执不休的焦点。从理论上而言,“揭露日”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其一,可能是某一媒体自己进行调查(有可能查不出问题),媒体进行报道的时间;其二,可能是证监部门确认责任者造假并在媒体上披露的时间;其三,可能是证监部门确认责任者造假并在媒体上披露的时间。但到底哪一个算揭露日,《司法解释》并没有讲清楚。在实践中,案情千差万别,揭露日的确定更是难以把握。就银广夏案而言,以《财经》杂志的文章发表之日作为“揭露日”是可以的,但许多案件则比较模糊。譬如媒体公告中国证监会立案查处某公司,算不算揭露日?虽然是全国性媒体,但揭露的内容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算不算?虽然是内部刊物,但揭露的问题真实可靠,这算不算?揭露后,有的被上市公司澄清,后又证明这种澄清属错误的,又怎么算?另就有关个案东方电子和生态农业来看,其虚假陈述揭露日似乎是个难解的谜。先说东方电子,在其股价暴跌后有过三次公告。2001年7月25日公告称,“到目前为止,公司一切经营活动正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公司将继续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有关的公司信息”。同年9月10日公告称,“本公司正接受中国证监会调查,公司将积极主动配合本次调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同年10月15日公告称,“公司在信息披露、利润确认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结果的确认将以证监会的调查结论为准。”其间虽有媒体也做了报道,但都有些滞后,内容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而这三次公告用词含糊,没有明确向投资者传达其虚假陈述等实质性的信息,更没有自行更正虚假陈述,能算得上是揭露日或更正日吗?再说生态农业,其弄虚作假问题是在2001年10月26日出版的《金融内参》最早披露的。但《金融内参》属内部刊物,这一日期能作为“揭露日”吗?2002年1月22日,生态农业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2002年1月12日,董事长保田、董事总会计师黎洪福,董事会秘书王意珍及7名中层管理人员被公安机关拘传接受调查,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之中。”这一重大事项公告由生态农业通过全国发行的媒体发布。这一日期是否可以被确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似乎也值得考虑。毕竟公安机关拘传有关人员接受调查这一事实,有力地向投资者传递了虚假陈述行为可能存在的信息。但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更具体、更周详的司法解释或个案批复。否则,无论是判决还是和解,都会出现具体规定上的模糊空间而难以操作。
  三、虚假陈述被揭露日前卖出证券不受保护的问题爬数据可耻
  《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采取因果关系认定论,明确“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的属“不存在因果关系”,即这部分投资者虽然事实上因虚假陈述蒙受了损失,也不能通过诉讼形式取得胜诉权。这一规定虽容易操作,但很不合情理。因为不少原告之所以在揭露日或更正日前抛出股票,是事先已听到市场传言或原告自己亲自到公司现场考察过证实确有其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原告于揭露日前抛售股票,但他作出抛售的决定本身和虚假陈述之间显然是有因果关系的。实际上,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前抛出股票的投资者,同样也深受上市公司造假之害。就拿东方电子来说,其股价从2001年7月16日起,由前一个交易日收盘17.44元开始异常下跌,到9月10日东方电子收盘价已跌至9元以下,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出现50%左右的异常跌幅。假如以2001年9月10日或10月15日该公司公告为揭露日或更正日,那么在这跌得最狠的两个月中抛出股票而遭受巨额损失的投资者,就可以被认定为“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不可能通过诉讼索赔获得胜诉权,这合理吗?另一方面,如此规定还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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