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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州学刊》
《周礼》确立的司法制度理性考论
【英文标题】 The Rational Study of Judici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Rites of Zhou
【作者】 程政举【作者单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周礼》;司法制度;天人相应;理性
【英文关键词】 The Rites of Zhou;judicial system;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ration
【文章编码】 1003-0751(2019)02-0057-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57
【摘要】 《周礼》将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哲学理念融入司法制度的设计之中,构成了司法制度的合理内核。秋官、路鼓、肺石、三刺、五听、五戒、五禁、五刑、五罚、九棘、嘉石、圜土等司法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先秦时期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理念。《周礼》还将儒家的仁爱、慎刑观念融入司法制度的建构之中,形成了多层级的预防犯罪发生的规范体系。三刺、三宥、三赦制度是基于仁善之理念设计的慎刑制度。
【英文摘要】 The Rites of Zhou constitutes the rational core of judicial system by integrating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and image number a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into the design of judicial system.The design of judicial system such as Qiuguan,lugu,feishi,sanci,wuting,wujie,wuxing,wufa,jiuji,jiashi,yuantu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and image-number a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The Confucian kindheartedness and concept of cautious penalty are also blended into the design the judicial system by The Rites of Zhou,constructing the multi-level system for preventing the crimes from happening. Sanci,sanyou,and sanshe are the system of cautious penalty based on the idea of kindnes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922    
  
  《周礼》又名《周官》,成书于战国中后期[1],是一部规模宏大且较为系统的有关官制的著作,其中有关司法机构的设置、职权及处理司法事务的程序的设计,影响了古代中国两千多年,堪称古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圭臬。《周礼》的作者继承了战国时期以前诸子百家的优秀研究成果,以及战国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观念和国家管理思想,如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协和、义理象数、仁爱、慎刑、政教统一等观念和思想,并将其融入司法制度设计之中,构成司法制度的精神实质和合理内核。正是由于《周礼》设计的司法制度的继承性和合理性,使得《周礼》在西汉晚期被刘向、刘歆父子推出密室后迅速引起研究热潮,并对其面世后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设计的部分司法制度蓝图变成现实并影响了后世,如秋官、登闻鼓、五刑等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周礼》在唐代被列为“经”,取得了较高的经学地位,成为“三礼”[2]之首。任何事物都有缘起,一部经典著作能够传世并型构现实,一定有支撑其生命力的因素存在。制度的生命力在于理性或理念,在于制度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及其合理内核。有关《周礼》之司法制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具体的诉讼制度方面[3],对于《周礼》确立的司法制度的理性内核及其反映的时代文化特征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性。本文尝试探讨《周礼》确立的司法制度理性,以就教于方家。
  一、《周礼》司法制度设计中的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之理念
  根据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人作为天地化生的产物,其生命活动离不开宇宙自然,其精神活动也离不开宇宙自然。“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4]仰观、俯察、取类比象是古代人认识自然和社会,进而设计社会制度的思维方式。《周礼》将中国古代有关宇宙自然的认识融入官制的设计之中,将哲学理念与职官制度相结合。这是《周礼》的一大特色,也是《周礼》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司法机构、司法官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官制的设置上,《周礼》根据天地四时六合理论,将国家机构分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天地四时之官,即六卿也。天官主治,地官主教,春官主礼,夏官主政,秋官主刑,冬官主事。六官,官各六十,则合有三百六十官。”[5]《天官·小宰》郑玄注曰:“六官之属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时日月星辰之度数,天道备矣。”此外,周官之“周”还有“周天”之意。《说文》曰:“周,密也。”周,在词意上有绕一圈之意。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代关于天地的形象认识,因此,“周官”之名本身就有法天之寓意。秋官为《周礼》中的司法机构或司法官,其冠名和职能均被纳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的官制设计之中。《周礼》中“六官”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与阴阳五行理论是相契合的。“春官为木正,夏官为火正,秋官为金正,中官为土正。”[6]地官,又称土官;司徒,又称司土。天官为天子贰官,又名冢宰,不言“司”,协助天子统摄百官,不归属五行;其余五官分别名曰司徒、司礼(宗伯)、司马、司寇和司空,与土、木、火、金和水相对应。根据四时阴阳理论,秋属阴,代表气体下降的运行方向。在五行上,秋属金,秋天树叶凋落,有肃杀之气,代表气体向内收缩的运动方式。在阴阳二气的消长上,立秋之后,阴阳平衡被打破,开始阴长阳消的渐变过程,秋天审案行刑,有顺阴助阳之理,是顺应天道之行为。《秋官·叙官》郑目录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遒也,如秋义杀害收聚敛藏于万物也。”
  根据中国古代哲学理念,诉讼属“阴”,在情感上表现为忧。因此,司法官在审理狱讼案件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7],这是人们对待诉讼的正确态度。在方位上,左为阳,右为阴;东为阳,西为阴;东方为木,西方为金,木主生发,金主内收。《周礼》在设计诉讼制度时将左右这一阴阳哲学理念融入其中,“左”代表道德教化,“右”代表诉讼或刑罚。如《秋官·朝士》曰:“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远穷民焉。”《秋官·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这里的“罢民”是指“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意思是有过错但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其行为属于违礼行为,应归入教化改造的范畴。“丽者,附也。未附于法,未著于法也。”[8]对“罢民”施行的“坐”“役”之罚属于教化之罚,而非刑罚之罚,故为“左”嘉石之罚。《周礼》所称刑罚意义上的“刑”指的是有亏形体的责罚,除此之外,不能称为“刑”。《地官·司救》记载的司救职能充分说明了嘉石在惩戒违礼行为方面的教化作用:“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这里的“诛”为责罚之意。对有邪恶过失者的责罚方式是用礼来教化,促使行为人改过从善。嘉石之耻坐、司空之劳役、圜土之收教等都是对违礼行为人的教化型刑罚,是促使行为人改恶从善的教化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施行的劳教制度有点类似于嘉石平罢民的做法。
  右属阴。肺石制度是一种告诉制度,属于诉讼范畴。关于肺石制度的作用,《秋官·大司寇》中有进一步的延展说明:“以肺石远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可见,肺石制度是为了解决“穷民”告状难的问题而设立的,其实质是告诉的一种补充形式。
  路鼓制度是《周礼》设计的一种直诉制度,也属于诉讼范畴。《夏官·大仆》曰:“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路鼓建于大寝之门外。路鼓是建于大寝门外之左还是之右?对此,《周礼》及其注疏均未释明。但从《周礼》的阴阳设计理念推演,路鼓应是设置于大寝门外之右,因为路鼓是用作起诉或告诉的,是告诉的一种表现形式。魏晋时期路鼓制改称登闻鼓制,至清末一直被统治者沿用,宋代还设有登闻鼓院,专门负责处理直诉案件。
  二、《周礼》司法制度设计中的数理之理念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知于术数。”[9]数,在中国古代有一定的哲学含义和象征意义。河图洛书给我们展现的是象数图案,具有较为深邃而抽象的哲学昭示意义。“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三三者九,以应九野。”[10]在《周礼》的制度表述中,以数字给制度冠名的做法较为普遍,不同的数字有不同的寓意。在天官部分使用的数字多为“六”“八”“九”,因天官为天子贰官,主治,故其数字有主治的特色。在先秦时期数理哲学的象数意义上,“六”意为天地四时六和;“八”代表八方,即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九”代表至尊。在表述司法制度时,“三”“五”较为常见。在《周礼》中,数字的使用绝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哲学意义和象征意义。在礼制社会,数,不仅被赋予礼制秩序之蕴意,而且负载着人们一定的情感和精神寄托。
  (一)贯通“天、地、人”的司法审判制度和行政处罚制度之设计
  《周礼》设计的司法制度中,有多个制度以“三”冠名,如三刺、三宥、三赦、三让、三罚等。《说文》曰:“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凡三之属皆从三。”天、地代表阴、阳,人乃天地化生之物;化生又涉及五行运化之理。因此,“三”代表天地阴阳及五行化生之大道。用“三”冠名司法制度,意味着司法审判者在进行司法审判活动时,在审理特定诉讼案件时,应揆天地之理、度人情。
  1.揆天地之理、度人情的三刺、三宥、三赦之慎刑制度
  《秋官·小司寇》曰:“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秋官·司刺》曰:“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壹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郑玄注曰:“刺,杀也;讯而有罪则杀之。宥,宽也;赦,舍也。”三刺、三宥、三赦是司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广泛听取群臣、群吏和普通百姓的意见,同时考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能力、主体责任能力,防止冤假错案发生,以达到司法判决的情理之平的一种司法制度。此司法制度被冠名“三”,旨在表达揆天地之理,同时量度人情的司法审判理念。
  《周礼》中三刺、三宥、三赦制度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通达“天、地、人”的司法审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礼记·王制》曰:“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郑玄注曰:“又,当作宥。宥,宽也。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管子·法法》曰:“文有三侑,武毋一赦。”[11]这里的“侑”应解读为“宥”。[12]《管子·戒第》曰:“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13]可见,三刺、三宥、三赦制度是先秦时期较为普遍的一种诉讼程序制度,《周礼》接受这一制度的设计理念并将其纳入制度设计之中,使其体系化、系统化。
  2.兼具“天、地、人”之情怀的司救制度
  《地官·司救》曰:“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根据《周礼》对职官的权属分工,地官主教,司救是地官之属官,有实施教化的职能。司救实施的三让、三罚制度是对有违礼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即邪恶行为)或虽已构成犯罪(有过失)但不宜施加刑罚的行为人所采取的“长善救失”制度。郑玄注曰:“邪恶,谓侮慢长老、言语无忌而未丽于罪者。过失,亦由邪恶酗酒好讼,若抽拔兵器,误以行伤害人丽于罪者。诛,诛责也。古者重刑,且责怒之,未即罪也。”《说文》曰:“诛,讨也。讨,治也。让,相责让也。罚,罪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贼,但持刀骂詈则应罚。”从《地官·司救》的经文及郑玄注来看,作为教化之官的司救在实施教化时可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采取不同的教化处罚措施,如对邪恶之民采取“三让而罚,三罚而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的处罚措施,对过失之民则采取“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的处罚措施。三让、三罚中的“三”,是指司救制度的实施应具有上天的威严、大地的宽厚情怀、人的仁爱之心,能真正使有邪恶过失者改过从善,成为社会的积极分子。
  3.包含大、中、小三种市刑的市场管理处罚制度
  《地官·司市》曰:“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其附于刑者归于士。”郑司农云:“宪罚,播其肆也。”郑玄注曰:“徇,举以示其地以众也。扑,挞也。”这三处表述的意思是:对于违反市场经济秩序或管理秩序者,小的处罚是将其违法行为在其所在的集市上广而告之,中型处罚是将其违法行为在其所住的居民区广而告之,大的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挞伐。司市是地官之属官,承担教化职能,主要负责“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工作。对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违反市场交易规则以及其他违反市场禁令的行为,司市可根据行为的危害程度在宪罚、徇罚和扑罚三种责罚方式中择一进行处罚。这体现了《周礼》调整经济关系、管理交易市场的制度设计中也蕴含揆天地之理、通达人情的理念。
  (二)敬畏天地,贯通“天、地、人”的司法官制度之设计
  在《周礼·秋官》中,司法官的名称除中央司法官称“司寇”外,其他司法官多以“士”名之,如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讶士等。《周礼·秋官·叙官》郑玄注曰:“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者。”贾公彦疏曰:“训‘士’为‘察’者,义取察理狱讼,是以刑官多称士。”士作为司法官,最早见于《尚书》。《尚书·舜典》曰:“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惟明克允。’”孔安国传曰:“士,理官也。”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司法官的最早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司法官多被称为“士”。《论语·子张》记载:“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集解]包曰:‘阳肤,曾子弟子;士师,典狱官。’”[14]《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一段对话:“孟子谓齐宣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注曰:“士师,狱官吏也。”[15]
  从数理哲学来看,《周礼》用“士”冠名司法官还蕴含着数理意义和象征意义。《说文》曰:“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从“士”的笔画构成来看,是三画,上下结构,由“十”和“一”两部分组成。根据《易》《说文》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象数解释理论,对“士”可作如下解读:“十”者,阴阳交于午者也。[16]阴、阳又代表天、地;“午”与“五”谐音,又可解释为“五行”;“十”之两画垂直交叉形成直角,意为立身中正;“士”下面之“一”短于组成“十”之两笔画,“十”下之“一”可理解为人。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显得很渺小,意为人对天地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同时,要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自然和社会之大道怀有谦卑之心。从字形意义上讲,士,应是通天地、知人事、立身中正、公行正道之人。[17]《礼记·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18]
  先秦时期的先哲们对“士”赋予了较多的道德成分。“士”往往与“君子”一起表述,如“士君子”。这也许是《周礼》用“士”冠名司法官的又一意蕴。《论语·子张》曰:“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意,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孟子·尽心上》曰:“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在孔子、孟子的思想里,“士”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修身志事、居仁由义的君子。荀子对“士”也有一段论述。《荀子·哀公》记载:“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谓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则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故富贵不足以益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在荀子的价值观念里,“士”低于“君子”,“士”主要是能“志于事”,“善于任事,能入官”[19]之人。
  与司法官的称谓不同,在《周礼·地官》中,负责教化的司徒之地方职官分别名为乡师、乡大夫、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等,并没有以“士”称谓之。《周礼》的作者也许已深刻意识到司法审判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0]“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21]公正的、理性的司法裁判向社会大众宣示正义规则。公正的司法裁判能达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22]以及“明刑弼教”[23的社会效果。无论是在人治社会,还是在法治社会,人们对司法官都寄予很高的期盼,希望他们能上通天理、下达人情,还事实以清白,还人情以公道。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循吏,正是千百年来人们追寻的司法官精神的浓缩和最好的表达。循吏,循理之吏也。
  (三)兼具五行之道的礼、令、法、刑之设计
  在古代中国,人们的哲学观念中,木、金、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即为道。清代著名理学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解释“道”时指出:“道,犹行也;气化运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24]这里的“犹行”之“行”是指五行。阴阳二气推动自然五行生生不息地运动就是天地之大道。《说文》曰:“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于午也。”金文中的“五”为上下两横,中间一撇一捺交叉;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地,中间一撇一捺交叉代表阴阳交叉于午(“午”为居中之意,谐音“五”)。
  《周礼》中用“五”冠名的制度较多,如五戒、五禁、五礼、五刑、五听等。这实际上是在传达一种数字理念与信仰,即所有的制度设计、法律、法令、礼仪规范都应符合天地的运行法则,要体现天地之道。《周礼》用“五”冠名司法制度的设计如下。
  《秋官·士师》曰:“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秋官·大司寇》曰:“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郑玄注曰:“刑,法也。纠犹察异之。”贾公彦疏曰:“此五刑,与寻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别,刑亦法也。”
  《秋官·小司寇》曰,“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此处的五刑,是指墨、劓、刖、宫和大辟。五听狱讼,求民情,是先秦时期总结的用察言观色的方法探求案件事实真相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对此,郑玄注曰:“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
  《秋官·司刑》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这里的“五百”,应取以“五”冠名之意,意为审断刑狱并对犯罪行为人施“刑”时,要符合天道法则,应公平、正当。
  “五行”在先秦时期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传播。《尚书》中“五行”被多处提及,所表达的有天道之意,也有制度之意。如《尚书·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孔安国传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是则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弃废天地人之正道。”这里的“五行”,有天道之意。《礼记·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伦。”这一记载也印证了五行即天道的意思。《尚书·大禹谟》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这里的“五”,也是在表达一种天道。
  (四)代表王权的“九棘”审判制度之设计
  《说文》曰:“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九”意为阳之极,至尊也,“究尽”也。《管子·五行》曰,“终者,九也”,“天道以九制”。[25]《周礼·天官》中多次用到“九”,如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因天官主治,是天子贰官,故“九”有至尊之意蕴。
  《周礼》中用“九”冠名的司法制度只有一个,即“九棘”审判制度,代表王国至高至尊的审判制度。《秋官·朝士》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九棘为参与审判者(孤、卿、大夫、群士以及公、侯、伯、子、男、群吏)的位次。左右各九棘位次的规定,可理解为国王在外朝召开的审判案件的听审会上,左右各有九个位次,以示审判的高规格及对狱讼案件的重视,体现了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朝士为秋官属官,掌外朝之法中关于三公、群士、群吏等位次的记载(应是关于廷议议罪会议的位次记载)。在秦汉时期,官员集体讨论案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人数最多时达六十多人。[26]
  三、《周礼》诉讼制度设计中的象物思维之理念
  喻理于物,以物喻理,这是先秦时期的先哲们经常采用的说理方法。如《道德经》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将为善比喻成水—利万物而不争,谦卑处事,君子修到这种如水的品德就接近道了。《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将为政修德、德政比喻为北斗星,众星拱卫之。这些形象的比喻使一些难以名状的思想、情感、事理豁然开朗。“理义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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