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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海商法研究》
“干净船”制度的思考
【副标题】 以中国海商法体系进行探讨
【英文标题】 The consideration of mechanism concerning“clean vessel”
【英文副标题】 on basis of Chinese legal framework within maritime law
【作者】 聂书恒傅廷中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海商法
【中文关键词】 “干净船”制度;船舶抵押权;与船舶联系密切的债权
【英文关键词】 “clear vessel”;maritime mortgage;the creditor’s rights related to ships
【文章编码】 2096-028X(2019)01-0082-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82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只明确规定船舶优先权可以依司法强制出售而归于消灭,而未明晰船舶抵押权等担保物权以及与船舶联系密切的债权也可以适用“干净船”制度,会因司法强制出售而消灭。针对这些权利是否可以因司法拍卖消灭,该文采用利益考量的方法,分析在不同情况下不一样的法律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法律的修改提出一些建议。
【英文摘要】 In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nly maritime lien can be eliminated by judicial auction. Whether other encumbrances such as maritime mortgage,liens and those closely-related claims can also become the objects of the mechanism of“clear vessel”is still not clear. This paper,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interest consideration,analyses various legal consequences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897    
  
  对于船舶经过司法拍卖产生的法律后果,需要思考的一个前提是司法公开拍卖船舶到底是公法性质的行为还是私法性质的行为,因此产生了“公法说”和“私法说”,一般认为法院的司法拍卖属于公法行为,{1}故而引发了公法性质下司法拍卖船舶的特殊制度,即“干净船”制度:当船舶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拍卖后,船舶上就不再附有任何债务,船舶竞得人可以完整地占有、使用船舶,此时船舶便成为了“干净船”。对此,仍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之所以将通过此种司法拍卖程序得到“干净船”的司法实践称之为“制度”,是由于在1994年7月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规定》(简称《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中已明确提出此项程序。因此将此种司法实践中的做法称之为“干净船”制度并无不妥。
  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出发,“干净船”制度是指当船舶被法院进行司法拍卖后,原依附于船舶上的船舶优先权、其他不论何种性质的担保物权以及一些与船舶密切相关的债权都不再依附于船舶,{2}46船舶成为了“干净船”,经司法拍卖取得船舶所有权的人不用承担任何船舶上的债务负担。从民法逻辑出发,此项制度在许多民法学者的眼里不尽合理,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船舶抵押权这一物权以及其他担保物权的性质和效力,使依法设立的物权对物权人的保护效果大大减弱。可于此同时,此项制度又被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关于船舶优先权和船舶抵押权的公约所确认,这其中国际公约的态度与民法理论迥然不同的缘由值得进行探讨;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关于船舶拍卖的立法实践也值得关注,从中可以了解到不同的船舶拍卖立法模式,并且可以从立法实践中学习借鉴先进的经验。再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以及司法现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修改之际对《海商法》以及相关立法提出一些可能的建议。
  一、中国海商法中的“干净船”制度
  (一)“干净船”制度的雏形
  1.《海商法》的规定
  毫无疑问,《海商法》是中国海商法律体系和框架中具有最重要地位的法律之一,其中不乏“干净船”制度的影子[1]。可是在《海商法》中似乎仅仅规定了不太完整的“干净船”制度,只认可船舶优先权这一项权利经法院强制出售后就归于消灭,不再依附于船舶。《海商法》对于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以及其他一些与船舶密切相关的、会影响船舶实际营运的债权又是否会因为司法拍卖而消灭的问题没有给予回答。也就是说对于除了船舶优先权以外的附于船舶上的第三方权利何去何从,《海商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对此,有学者指出,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等其他担保物权也可依照法院拍卖程序予以消灭。可是对于原因,只是简单地提到“同理”,{3}其大意应该是指与船舶优先权一样的道理而归于消灭,此处的“理”应该是指“干净船”制度能更好地保护船舶拍卖中买受人的利益,使其获得完整的、无任何瑕疵的权利。同时,此种做法也能够节省法院的司法资源,不致于使法院在同一标的上浪费过多的司法资源。仔细想来,此种观点不无疑问,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作为一种法定物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其与《海商法》下的船舶优先权的性质并非完全一致,其权利的产生过程和行使过程也都不相同。船舶留置权因具有脱离留置权人占有而消灭的特性,在司法拍卖中归于消灭尚可理解,可是关于船舶抵押权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凭空消失的理由并不充分。船舶抵押权的消灭使得船舶抵押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相应权利,并丧失了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优先受偿的权利,导致一项在担保物权下的特殊债权变成了普通债权,且物权人的权利可能不能很好地得到保障。因此,对于船舶抵押权为何可以通过司法拍卖消灭应该予以更多解释和说明,而不应简单地一笔带过。除此之外,不对船舶买受人和原物权人双方哪一方利益更值得保护进行比较,简单地只对船舶抵押权通过司法拍卖消灭后所带来的益处进行梳理,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船舶抵押权也可以通过司法拍卖予以消灭。因为法律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讨论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干净船”制度时,对于能很好保障第三方权利的担保物权或与船舶紧密联系的债权来说,不能轻易地认为其当然适用“干净船”制度。
  2.《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的规定
  实务中和理论上大多都支持“干净船”制度,并且认为在拍卖中船舶买受人不用承受任何债务负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可能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施行的一项司法解释,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在该司法解释第1条“拍卖船舶”第十五项中明确规定:“拍卖船舶结束后,海事法院应在前述报刊上刊登公告,说明船舶业已公开拍卖给买方,船舶所有权及其风险自移交时起已经转移,买方对船舶在移交以前所负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船舶原所有人应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该项条款中“买方对船舶在移交以前所负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表述被认为是对“干净船”制度的完美诠释,即拍卖船舶的海事法院有义务在拍卖结束后刊登公告,说明被拍卖船舶已经成为了“干净船”,在船舶移交以前附于船上的债务不再对船舶购买方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可是如果仔细阅读此项司法解释上下文的表述就会发现,这项重要的“干净船”制度竟然是法院在拍卖流程结束后通过公告申明所确认的,而不是直接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晰的,由此可能会产生疑问:如果法院没有在拍卖结束后刊登公告说明被拍卖船舶已经成为“干净船”,那么“干净船”还“干净”吗,买方是否仍然能够继受“干净船”制度下无需承受任何债务负担的船舶呢。因此,需要明确一个前提:《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中提及的“干净船”制度究竟是在拍卖中买受人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还是需要法院进行特别说明予以确认的一项由法院决定是否附赠的权利。
  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多种方法,在《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的语境下,买方在“干净船”制度下享有的继受“干净船”的权利应该视为一项法定权利,而不是法院有自主裁量权可以自由确认买受人是否享有的一项权利。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条文本身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在条文中的用词是“说明”,即法院拍卖结束后刊登的公告仅仅是履行一项说明义务,是对拍卖结束后买方于船舶上不承担任何债务负担进行的说明,不影响买方本身对此项权利的享有,权利应该被视为拍卖结束后自始存在。其次,在《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中已经明确指出该规定的制定是“参照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作法”[2],而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作法大多是参照《1993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简称《1993年公约》)和《1967关于统一船舶优先权和船舶抵押权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1967年公约》)的规定。在这些公约中已经明确了“干净船”制度是拍卖船舶的竞买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即使该竞买人购得“干净船”还需要履行一定程序[3]。最后,不承认买受人此项法定权利将会导致船舶买受人可能还需面对船舶抵押权人或债权人追索的潜在风险,导致其权利时刻承受着危险。
  (二)“干净船”制度的衍变
  “干净船”制度在学界和在司法实务中都有不少支持者,可是究竟第三方于船舶上享有的哪些权利会因为法院司法拍卖船舶后归于消灭,却一直有不一样的声音。唯一可以看作“干净船”制度的正式法律渊源—《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被废止之后,在中国海商法体系中再难以找到类似《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中清晰明确的关于“干净船”制度的表述。就2015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2015年船舶扣押和拍卖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干净船”制度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仅在《2015年船舶扣押和拍卖规定》中明确废止了《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4],而且《2015年船舶扣押和拍卖规定》全文没有任何关于“干净船”制度的表述。自此,中国海商法体系下有关于“干净船”的正式的、有法律拘束力的法律条文仅剩下《海商法》中有关于船舶优先权消灭的条款。由此令人产生联想:在“干净船”制度上,最高人民法院是不是改变了以往与国际习惯、国际惯例接轨的做法,仅承认船舶优先权被法院司法拍卖后归于消灭,而船舶抵押权等担保物权以及其他与船舶有密切联系的债权会依然依附于船舶上,被船舶买受人所继受。
  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简单地认为没有“干净船”制度的法律表述后,中国的“干净船”制度就只承认船舶优先权这一项权利可以通过司法拍卖消灭,拍卖后船舶买受人还需要继受其他船舶债务负担。也有可能是因为《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中的“干净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一项通行的“潜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便不在司法解释中重申,司法实务中海事法院拍卖船舶可以依旧依照《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进行操作,事实好像也的确如此。{4}52-55尽管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修改有种种猜测,在实务中,一些海事法院在拍卖船舶时仍旧没有区分《1994年船舶拍卖规定》中“船舶移交以前所负的债务”中的“债务”是否适用于所有海事请求中的债务,实际上使得船舶买受人在拍卖后无需承担任何负担。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在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应客观地判断权利在司法拍卖中消灭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分析第三方享有的其他类型的权利是否应一概地适用“干净船”制度,综合考量之后,做出较为合适的、能够平衡各方权益的选择。
  二、“干净船”制度的立法实践
  正如有学者提出,“干净船”制度在实践中有几种常见的不一样的处理模式,各个国家根据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将会采取不同的做法。{5}179以下将分别进行讨论。
  (一)承受主义
  承受主义是指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等各项担保物权和与船舶紧密联系的债权不因拍卖程序而消灭,而是随着船舶转移,由买受人承受。此种立法处理模式与民法中物权追及效力以及所有权的继受等理论可以很好的衔接,{6}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吸收了民法中有关于物权的相关制度。承受主义的优点也在于此,因为通过拍卖购得的船舶是具有一定债务负担的,船舶竞买人能够凭借更低的价格买到一般情况下不能够通过拍卖获得的船舶,能够鼓励拍卖人进行拍卖,加速船舶流转。
  但是承受主义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承受主义的立法模式会导致拍卖中船舶竞买人的权利时刻处于风险之中,难以完整地行使权利,势必会导致资源不能最大化利用,不符合经济原则;其次,拍卖前对船舶享有权利的第三方权利人也会因为船舶的多次流转导致实践中难以确定对应的义务人,难以主张权利;最后,海商活动具有其特殊性,《海商法》的相关规定需要与其他部门法协调适用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不能一味的在民法上寻找海商问题的适用依据。{7}承受主义下不加区分地吸收民法中有关于物权的规定,在民商合一的国家里可能做到了“于法有据”,但是在中国,正如傅廷中教授所指出的,不加以考虑直接适用民法规定在海商活动中产生的后果犹未可知。
  (二)涂销主义
  采取涂销主义的立法模式则完全接受了“干净船”制度的内涵和立法价值取向,其含义具体是指经过船舶拍卖程序后,附于船舶上的一切债务纠纷以及第三方海事请求都会消灭,船舶竞买人不会承担任何继受船舶债务负担的风险。此种处理模式能够很好地解决上文中提到的司法实务中出现的第三方维权难和竞买人的权利风险等问题,因此为近些年来的国际公约广泛认可。虽然涂销主义很好地保护了拍卖船舶竞买人的权益,但是却忽视了原附于船舶上第三方担保物权人或债权人的利益,有时甚至会导致担保物权人或债权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例如当船舶抵押权人不能从债务人处得到清偿时,由于船舶抵押权在拍卖中已经归于消灭,也无法行使抵押权去向船舶竞买人主张担保物权的行使,最后可能会使权利处于危困状态,导致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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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向明华.船舶司法拍卖的内涵及其法律性质辨析[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23(8):68.
{2}傅廷中.海商法[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3}李晓枫,高俊涛.我国船舶司法拍卖规范的冲突与调适[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25(4):71.
{4}伍载阳,刘乔发.船舶拍卖实务问题研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8(6).
{5}向明华.船舶拍卖程序的独立价值[J].武汉大学学报,2008,61(2).
{6}吴星奎.强制拍卖船舶中各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分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6):41-42.
{7}傅廷中.海商立法中若干层级与环节的协调[J].地方立法研究,2018,3(5):73-76.
{8}向明华.从国际立法视角看船舶司法拍卖的正当程序问题[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7):25-26.
{9}吴胜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缺陷及制度重构[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8,29(2):16.
{10}向明华.船舶司法拍卖的瑕疵担保请求权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08(5):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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