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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海商法研究》
中国应否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之研究
【副标题】 韩进海运破产引发的思考
【英文标题】 A reconsideration on adopting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
【英文副标题】 Border Insolvency in China triggered by the bankruptcy of Hanjin Shipping
【作者】 李珠胡正良
【作者单位】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航运管理与法律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破产法【中文关键词】 跨境破产;《跨境破产示范法》;博弈论
【英文关键词】 cross-border insolvency;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game theory
【文章编码】 2096-028X(2019)02-0068-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68
【摘要】 在介绍跨境破产相关定义和《跨境破产示范法》(简称《示范法》)的基础上,分析《示范法》颁布国与非颁布国针对韩进海运破产事件采取的具体措施,引出中国是否应当采纳《示范法》的思考。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范式,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分析中国采纳《示范法》的利弊,并通过模型和分析得出中国现阶段采纳《示范法》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利益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结论,同时提出以根植本国国情为前提,借鉴《示范法》的先进内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跨境破产法律制度的建议。
【英文摘要】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the case of Hanjin Shipping bankruptcy,this article analyzes whether China should adopt the Model Law and how to improve the legal regime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in the Chinese law. The pros and cons of China’s adoption of the Model Law are evaluated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pects with the idea of game theor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urrently China should not adopt the Model Law as it is not conducive to its overall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domestic creditors. Meantime,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egal regime in its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by reference to the advanced contents of the Modal Law in the premise of China’s rea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912    
  世界经济全球化自20世纪80年代大幅加快以来,在贸易和投资的跨境化背景下,跨境化的行动必然导致财产关系的跨境化,由此造成许多破产案件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再局限于一国境内。此类破产由于包含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而被称为“跨境破产”(cross-border insolvency)[1]。{1}为解决复杂的跨境破产法律问题,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简称UNCITRAL)于1997年5月UNCITRAL第30届会议上通过《跨境破产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简称《示范法》)。
  较之国际条约,《示范法》不具有强制性,但采取更为灵活、渐进的方式试图推动法律统一。《跨境破产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简称《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第3条指出:“《示范法》尊重各国程序法之间的差异,并不试图对破产法进行实质性统一。《示范法》不过是提供法域之间的合作框架,在若干细微但颇有意义的方面提出不无助益的解决办法,促进以统一方式处理跨境破产。”《示范法》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UNCITRAL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44个国家通过了以《示范法》为基础的国内立法。中国目前尚未采纳《示范法》,理论界对于是否应当采纳《示范法》争论不一。
  笔者以韩进海运破产事件为例,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模型分析中国采纳《示范法》的利弊,研究中国是否应当采纳《示范法》,并采用对策论证方法分析《示范法》对于完善中国国内跨境破产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示范法》的采纳问题:以韩进海运破产事件为例
  (一)韩进海运破产事件的背景和基本情况
  据Alphaliner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8月1日,韩进海运运营的班轮数量为100艘、61.68万TEU,占据全球3.0%的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7位、韩国第1位。由于受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运价长期低迷,韩进海运收入大幅萎缩,资金流日趋紧张,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笔者根据新闻报道整理韩进海运的破产进程,如图1所示。
  资料显示,全球范围内有四千多家债权人向破产法院—韩国首尔中央法院申报了针对韩进海运的债权,其中包括三百多家中国债权人。{2}
  韩进海运破产不仅重创韩国的就业与经济,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乃至全球航运业、贸易业、物流业、港口业、集装箱租赁业等行业都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二)《示范法》颁布国和非颁布国[2]针对韩进海运破产事件的措施
  韩国于2006年采纳了《示范法》。在韩进海运进行破产重整的同时,破产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计划向43个法域的法院申请承认与协助韩进海运在韩国进行的破产程序[3],然而破产管理人实际提起申请的法院的个数并未达到43个。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新加坡、加拿大、比利时等均批准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提交的破产保护申请,这些国家的法院不同程度地给予韩进海运救济措施。其中,作为颁布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均承认韩进海运的破产保护申请。2016年9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定承认韩进海运的破产程序,准许破产管理人提出的禁止在日本扣押韩进海运财产的请求。2016年9月6日,美国新泽西州破产法院裁定准许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的请求,韩进海运船舶在美国港口不受扣押。2016年9月9日,美国法院裁定扩大给予韩进海运的司法保护范围并延长保护期限,但韩进海运船舶在靠美国港口前必须与港口运营商、货主、码头工人、托运人等各方达成协议。2016年10月3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裁定准许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的破产保护申请并给予救济和协助,但救济效力不涉及其已扣押的韩进海运船舶。
  部分非颁布国亦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韩进海运救济措施。新加坡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承认韩进海运破产程序,并发布了禁止扣押令,但新加坡法院承认韩进海运破产程序的效力不涉及其已扣押的韩进海运船舶“罗马”号;德国汉堡法院于2016年9月23日依据《德国破产法》中跨界破产的规定给予韩进海运破产保护,不允许债权人在德国扣押韩进海运所有的船舶,但不包括韩进海运租赁的船舶。可见,上述非颁布国虽然承认韩进海运破产程序,但对所给予的救济措施有所限制。大部分非颁布国基于对本国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不承认韩进海运的破产程序,允许本国债权人采取扣押、拍卖等方式处置韩进海运的资产。
  (三)中国是否应当采纳《示范法》
  在韩进海运破产事件中,如海外债权人均采取扣船、解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撤回出租船舶等措施,不仅会给债务人和其他债权人造成巨额的损失,而且将给韩进海运破产法院的破产清算程序带来困难。为减少损失的扩大,保障债务人资产的完整性、运营的连续性,{3}以及推动韩进海运破产清算程序的顺利进行,破产法院制定的破产管理人的破产保护申请能否获得外国法院对破产程序的承认至关重要。由于韩国是《示范法》颁布国,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可以向其他颁布国的法院申请承认韩进海运破产程序,以保护韩进海运的利益[4]。上述情况表面上虽不利于对颁布国的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当本国的企业面临破产时,同样可以以这种方式申请获得其他颁布国对其破产程序的承认,并且可以避免在不同国家法院多个破产程序同时进行和个别清偿,从而能够有效处理跨境破产纠纷及保护破产企业的利益。这是跨境破产国际承认的利益所在。
  中国并未采纳《示范法》。除非韩国承诺给予中国司法互惠[5],否则韩进海运破产保护的效力在中国受到限制。当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时,中国法院可基于债权人的申请对韩进海运的船舶或其他财产进行扣押、冻结、拍卖等,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然而,韩进海运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之前,便将其大多数船舶停留在韩国和其他颁布国水域或者公海,以免船舶被扣押或滞留。{4}因而,中国债权人在中国法院扣押韩进海运的资产存在很大难度。中远海运与韩进海运同属于CKYHE联盟[6]的成员。因此,中远海运旗下的租箱公司Florens、中远物流、码头、代理、供应等公司作为韩进海运的债权人,受此不利影响尤为突出。结果是,在韩进海运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中国众多债权人针对韩进海运的债权基本无法得到受偿。
  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日本、南非、韩国、英国、美国等通常被视为具有重要海运和贸易利益的国家,都选择采纳《示范法》。中国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等战略的大背景下,跨国企业日益增多,企业破产的可能性随之增加,而中国未采纳《示范法》,未形成完善的国内跨境破产法律制度。因而,如中国出现企业跨境破产纠纷案件,如何有效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面临重大和急迫的法律问题。尤其是,中国是否应当采纳《示范法》?若中国不采纳《示范法》,如何完善国内的跨境破产法律制度?
  二、中国采纳《示范法》对中国的影响之辨析: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范式
  (一)定量博弈分析
  笔者以韩进海运破产为例进行博弈分析,通过对韩进海运公司公布的债权人名单(截至2017年1月15日)进行分析,总计中国主要债权人的损失金额为115099万元[7],而后根据效用函数的一般式:Rj=Cj(1+i)进行模型计算。为合理运用数据并简化问题,笔者作以下假设:
  ·利率i=6%;
  ·航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后债权人受偿比例为3%(约束对象为颁布国的债权人);
  ·航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后可除去97%的债务(约束对象为颁布国的航运公司);
  ·非颁布国的债权人可通过扣船等行动挽回全部损失;
  ·两国债权人损失相同,且所有损失皆由对方航运公司破产所致;
  ·未申请破产保护的班轮企业对他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为零。
  根据假设,当班轮公司A和班轮公司B均申请破产时,若H国和中国均采纳《示范法》,A和B都去除97%的债务,相当于使对方国家造成的损失为97%的债务,而己方承担损失为3%的债务;若H国采纳而中国不采纳,A的债务将全部受到追偿,即H国损失额为100%的债务额,中国损失为零,B的债务去除97%,相当于H国的损失为97%的债务,而中国承担3%。同理可得H国不采纳而中国采纳《示范法》、两国都采纳《示范法》以及班轮公司A和班轮公司B一方申请破产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博弈值一般式[8]
  
┌───────┬───────┬────┬───────┬────┐  │班轮公司A(B)│(I,I)   │(J,U)│(U,I)   │(U,U)│  │申请破产   │       │    │       │    │  ├───────┼───────┼────┼───────┼────┤  │班轮公司B(A)│-0.03x-0.97y,│-x-0.97y│-0.03y,    │-x,-y │  │申请破产   │-0.97x-0.03y │-0.03y │-x-0.97y   │    │  ├───────┼───────┼────┼───────┼────┤  │班轮公司B(A)│-0.03x,-0.97x│-x,0  │-0.03x,-0.97x│-x,0  │  │不申请破产  │       │    │       │    │  └───────┴───────┴────┴───────┴────┘

  结合实际情况代入数据,可得博弈模型具体博弈值,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具体博弈值
  
┌──────────┬─────────┬────────┬────────┬─────────┐  │班轮公司A申请破产  │(I,I)     │(J, U)    │(U,I)    │(U,U)     │  ├──────────┼─────────┼────────┼────────┼─────────┤  │班轮公司B申请破产  │-118 552,-18 552 │-233 547,-3 557│-3 557,-233 547│-118 552,-118 552│  ├──────────┼─────────┼────────┼────────┼─────────┤  │班轮公司B不申请破产 │-3 557,-114 995 │-118 552,0   │-3 557,-114 995│-118 552,0    │  └──────────┴─────────┴────────┴────────┴─────────┘

  从表2中可得出,在班轮公司A和B均申请破产保护或班轮公司A申请破产保护且班轮公司B不申请破产保护的情况下,中国不采纳《示范法》最为有利。因而,从中国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在韩进海运破产及韩国已经采纳《示范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航运企业现状,不应采纳《示范法》[9]。
  (二)定性博弈分析
  1.中国采纳《示范法》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是否采纳《示范法》,应立足于本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现有经济体制下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和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现有的跨境破产法律现状。
  就中国经济体制而言,中国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简称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是,在2017中国企业500强名录中,约68%为国有控股、持股或国有资产背景,中央直属企业达96家,排名靠前,国有资产企业营业收入占整个GDP的70%以上;约32%为民营背景,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占整个GDP的27%。同时,在2017年世界500强名录中,115家中国上榜企业约69%具有国有控股、持股或国有资产背景,主要以能源、金融、重工业领域为主,且多数为跨境大型企业。因而,中国国有资本占中国整体经济的比重较大。
  航运业是最具有涉外代表性的行业。截至2016年7月底,中国主要航运企业中船队规模前五位的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船舶艘数和载重吨上都不在一个数量级。因此,国有航运企业在中国航运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2015年中国航运发展报告》显示,国有资产投资、持股或控股的企业占航运市场90%的市场份额,民营企业仅仅占有10%。这是由航运业资金密集型的特点以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政策所决定的。此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逾27年[10],但在航运业未有较大变化。
  就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而言,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展现了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潜力。
  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特殊性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国有企业通常不易发生破产。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没有大型国有企业破产清算。但随着中国国有企业体制的深化改革、市场因素越来越多地注入,国有企业破产清算的可能性增大。同时,民营企业破产数量逐年增多。为紧跟跨境破产法律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简称《企业破产法》)第5条原则性规定了跨境破产制度。随着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以及双向投资方式的转变,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而现行跨境破产法律规定远远不足。因此,如何完善中国跨境破产法律制度成为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
  第二,衡量不同主体的利益。中国是否采纳《示范法》,涉及不同行业的利益,而不同行业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因而应以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考虑利益博弈。因此,讨论中国是否采纳《示范法》时,应以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为核心因素,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具体因素,即“一个核心因素、三个方面的具体因素”。
  “一个核心因素”是指以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为核心,衡量中国是否采纳《示范法》。《示范法》对中国整体经济利益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是否采纳《示范法》最根本、最基础的因素。因而,如何正确衡量国家整体经济利益显得至关重要。通常而言,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地位超越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利益的地位。当对中国整体经济利益利大于弊时,中国应采纳《示范法》,反之不应采纳。国家整体经济利益是具体而非抽象的,由不同行业利益所构成。然而,其构成要素并非行业利益的均衡叠加,且行业利益存有主要与次要区分。因而,当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利大于弊时,不等同于所有的行业利益都利大于弊,有可能某一行业利益是利大于弊,而另一行业利益是弊大于利。因此,在衡量《示范法》采纳对中国的影响时,要着重把握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中的主要利益,以此为重点分析采纳的利弊,避免陷入均衡不同行业利益的错误。
  航运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度最广、最深的行业之一,以此为行业代表分析跨境破产问题具有代表性。针对航运业所涉及的利益,笔者所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因素”表现如下。
  第一方面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利益。企业利益是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主要成分。中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家整体经济命脉,并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笔者主要讨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关于跨境破产利益的衡量。
  第二方面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同国家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利益冲突。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跨境破产的复杂性,除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外,不同国家的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亦愈演愈烈。因各国的国情、经济体制、价值目标的不同,侧重保护的主体利益有所不同,决定了衡量不同的主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大不相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侧重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中国在衡量这方面的利益时,需结合具体国情、经济体制等因素。
  第三方面是各国司法程序之间的利益衡量。通常而言,各国司法程序会优先保护本国债权人或本国债务人的利益,以致各国之间产生管辖权、法律适用、承认与协助、国际合作等跨境破产法律方面的冲突。受利益主体保护的多元化、利益形态多样化,以及对他国破产程序的不信任、不合作的影响,跨境破产中会存在多国管辖权同时行使的情形,致使破产程序难以在他国司法程序中适用。为加强跨境破产案件的国际间合作,《示范法》的颁布国通常以该法为基础颁布法律法规。但因各国法律文化等具体国情的差异,会导致各国采纳该法的差异以及跨境破产案件审判标准的不确定[11]。此外,中国现行跨境破产法律制度不仅难以满足中国跨境企业的法律需求,而且无法与这些国家较为完善的跨境破产法律制度相比。因此,除考虑国内法律完善的需求外,中国还需考虑《示范法》颁布国的法律制度差异以及跨境破产案件的审判标准等,以便更好地衡量利弊。
  2.中国采纳《示范法》之利
  第一,符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法律确立完善的跨境破产法律制度,将有助于减少有域外投资能力的国内企业受跨境破产地域主义的影响,从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有助于国内企业将投资方向转向国外。国内融资债权人亦可以实现贷款利率与国际贷款利率一致,从而使其利益最大化。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进行融资贷款过程中,往往对接受贷款的企业所在国的跨境破产问题分外看重,而《示范法》作为UNCITRAL研究立法的结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为提倡。
  第二,有利于完善国内立法。《企业破产法》仅第5条对跨境破产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缺少具体程序和救济途经,因而对外国民事主体在中国民事诉讼中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在具体跨境破产案件中的实现较为困难。《示范法》为了保证颁布国在必要时维护国家自身利益、尊重本国公共政策和具体制度的有效性,规定了平行破产程序的协调等。如果中国采纳《示范法》,可为中国法院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提供重要依据,起到弥补《企业破产法》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国内破产企业利益的保护。《示范法》目的在于统一破产程序而使更多的债权人受偿,避免多个程序同时进行和个别清偿的发生,从而有效处理跨境破产纠纷及保护破产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当前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处于长期不景气时期,跨境破产问题越发受到关注。如果中国采纳《示范法》,中国破产企业因受《示范法》的保护,只需承担部分债务即可实现破产债务清偿,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保护国内破产企业的利益。
  3.中国采纳《示范法》之弊
  第一,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利益。如果中国采纳《示范法》,对于中国破产企业带来的利益将极为有限。这是因为,中国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集中的体现,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并为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保障。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当国内市场遭遇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代表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以强大的应急能力和经济实力,把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做到统筹安排,合理调配。{5}同时,中国企业在政府宏观调控的指导下,努力经营,保持平稳运行,与相关企业相互抱团发展,共渡难关{6},避免走向破产。中国政府通常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指导这些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造成经营不善的跨国企业,帮助其调整结构,稳定其发展,并保障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反观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各个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经营是分离的,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处于无政府指导的状态。{7}因而,当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盲目追求利润而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时,全社会通常很难形成共同抵御经济危机的力量。因此,很多国外企业难以在经济危机中全身而退,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
  此外,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大多数为实力强的国有企业。以航运业为例,以中远海运集团、招商轮船为首的中国国有航运企业占据中国航运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政府对国有企业调控能力强、力度大、导向作用明显,这关乎于维护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以及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8}加上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以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当单一的国有企业遭遇财务困境、无法抵御经济危机时,往往由国家通过行政或经济手段对其进行一定的经济救助,使得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维系其生存和正常运转,极少会出现破产困境,或者由相关国有企业通过采取兼并重组的经营模式,促进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提升抗风险能力与国际竞争力[12]。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兼并重组例子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与招商局集团、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与中国北车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神华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等。毕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破产会引起社会稳定、社会基本秩序、社会失业率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主体矛盾等问题。因而,中国通过采纳《示范法》对这些企业在跨境破产时加以保护,缺乏现实必要性。中国非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经营能力有限,跨境经营不多。以班轮公司为例,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的范围基本上限于国内班轮业务。一旦非国有中小型企业破产,很少涉及跨境破产,依靠《企业破产法》即可实现法律救济,无须通过处理跨境破产的《示范法》得到救济。外国跨国企业则不同,绝大多数是非国有企业,因市场长期不景气或经营不善,可能走向破产。一旦外国跨国企业破产,如果《示范法》在国际上得到普遍采纳,本国法院的破产程序便可获得外国法院的承认,从而将给其带来实在的破产保护。
  中国国有企业破产重整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国内首例退市央企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航油运)破产重整便是突出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基于战略物资储备和能源安全、保护本国航运业发展的需求,{9}推行“国货国运”政策,要求中国货物由中国商船队运输。长航油运是中国长江航运集团这一大型国有航运企业下属的企业[13],曾是国内四大油轮船东之一[14],承担着“国货国运”的责任。受该政策的影响,长航油运在短短几年内扩张船舶的运力,并发展成为国际上名列前茅的油运企业。然而,受国际航运市场不景气的影响,长航油运自2010年起连续三年的亏损,经营陷入困境。2014年6月,长航油运被终止上市,成为国内首家退市央企。2014年7月10日,债权人天津汇丰能源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破产重整申请。由于长航油运是大型国有企业,其破产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组织指导下,2014年7月22日,南京市中级人法院裁定实施破产重整。2014年12月,长航油运完成破产重整。2015年至2017年,长航油运实现破产重整后的“三连盈”。2018年6月4日,长航油运向上海交易所提交重新上市的申请。
  反观韩进海运的命运,最终因破产重整失败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走向破产。为何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韩进海运的经营陷入困境,但与长航油运的命运如此截然不同。长航油运能够顺利通过破产重整,浴火重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助力。
  一方面是基于政府政策性的扶持。国有资产运行稳定关乎于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国资委是代表国家相对集中地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专门机构,有权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进行宏观或者间接管理与指导,推动企业改革与重组等,{10}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与经营效益最大化。因而,当国有企业的经营遭遇破产重整等困境时,国资委通过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职能,协同各部门积极配合、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重组等,从而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损害。因此,当长航油运的经营陷入困境、国有资产面临流失危机时,国资委借助计划、财政、金融等手段为国有资产的运行管理提供宏观调控,{10}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同时,国资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采用债转股的市场化退出机制解决长航油运的债务危机[15],并调整其经营战略,正是贯彻落实国务院于2014年9月3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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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晓琼.跨境破产中的法律冲突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9.
{2}石静霞.韩进破产事件透析—中国跨境破产制度的构建[EB/OL].(2016-12-06)[2017-01-02].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I0NDU5NQ%3D%3D&chksm=838660e3b4f1e9f5703a23511c1d730f2564885834cf0dd4770798f31c1107db24a606446e8e&idx=1&mid=2650131647&scene=21&sn=adad793e4945e221bb1c7e164cae0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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