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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私法研究》
人格权法立法展望
【副标题】 “民法典青年沙龙”第一场会议综述【作者】 王竹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分类】 人身权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第10卷)
【页码】 20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530    
  
  2011年4月1日至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典研究所、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侵权行为法研究所承办的“民法典青年沙龙第一场—人格权法立法展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顺利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长秋副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马特副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满洪杰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系副主任高飞副教授、四川大学法学院王竹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典研究所所长张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商研究》杂志社编辑耿卓博士等发起人参加了本次沙龙。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陈传法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肖新喜博士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部分师生也参加了本次沙龙的研讨。
  4月1日晚7:00,沙龙在文泰楼模拟法庭隆重开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麻昌华教授首先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和国家级重点学科—民商法学科致开幕词,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法研究所副所长、四川大学法学院王竹副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杨立新教授对沙龙的举办表示祝贺。随后沙龙进入研讨阶段,共有五场学术报告。
  第一场:“人格权之基本理论维度”
  报告人:张红博士
  主持人:耿卓博士
  张红博士的主题报告认为,在中国现有基本法律体系中,并不存在一种立法意义上的“人格权”表达。在《民法通则》的时代,由于对一般人格权,当时的立法者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属于谨慎的“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渐进式立法模式。在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不将“人格权”明确予以规定,则显然是有意为之。随着中国近30年来的社会发展、人权意识的觉醒,学术研究及司法实践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已经清楚表明,人格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其无疑应该获得基本法上的明确承认。
  不管人格权之调整范围如何变动不居,既然我们用“权利”来概括其本质,那么其终究是一项权利,这就指引我们要循着一般的“权利理论”去努力阐释人格权的历史、内涵与外延等基本理论范畴。对人格权的历史与未来进行纵横交错的梳理是首要的要务,明白其源流嬗变,通晓其在比较法上的运作,不仅有利于认清其本质,而且更可以为我们的制度设计提供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只有深究人格权的权利属性,再对其进行公法与私法的二维解读,才能把握其在整个现代法制体系中的运作,才能使公、私法不至于相互干扰,而共同服务与服从于以人之尊严维护为中心的法之根本目标上来。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则是人格权的内涵问题。对于权利的解读,始终不能忘却的是该权利的主体。因为,权利始终与主体不可分离,主体是权利的前提。人格权的基础与核心在于维护人之尊严,其主体自然为自然人。但是,对于自然人出生前与死后的人格利益保护,却是一个旷世难题。这其中牵涉到权利能力问题,牵涉到对财产、遗产等民法基本概念的重新审视问题,牵涉到道德与法律的紧张关系问题,是人格权权利基本理论范畴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人格权要从其历史比较之维、本质的权利属性之维、内容的二元性之维和特殊主体的人格权保护之维来审视,以构建其基本的理论范畴。
  王竹博士评议认为,张红博士的报告创造了人格权新的理论体系展开框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尤其是解决了人格权法和侵权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与规范配置理论相结合,确定人格利益的支配规范、授权规范和保护规范。
  满洪杰博士评议认为:第一,通过解释人身可以解释出人格权的含义。中国的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运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保护人格权在立法上是没有障碍的。我国侵权法的开放模式是可以将认为需要保护的利益纳入保护范围之内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缺乏这样一个造法的动力。第二,人格权很容易和宪法上的人权、人的基本权利等发生关系。宪法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而私权利是对世权。因此,在关于齐玉苓案的争议中,由于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解释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的人身、财产,因而没有必要援引宪法或者教育法。第三,在近代特别是现代以来,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出现大量的人格权新问题。
  马特博士评议认为:第一,在现代社会,在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包括大众传媒的发展之中,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但正是因为处于这样一种威胁之下,它的价值才弥足珍贵。第二,如何让人格权独立这个命题,在规范的设计上、在学说的推动上,能够真正立得住,是我们新一代民法学者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第三,人格权和宪法权利是人格权与外部法律的共同关系,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关系是人格权利内在属性的关系。人格权本身不纯粹地包含精神价值,还包含财产价值。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实际上是在希望打通宪法私法化的通道。
  刘长秋博士评议认为:第一,对人格权的理解不应该单纯地从民法学的立场着眼,还应该从公法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立场来理解。一方面,人格权,既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更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格权还是伦理性的权利、道德性的权利。第二,现代民法学界对人格权的探讨建立在“非人即物”的二分法的假设的基础上。应该在理论上承认作为中间状态的“人格体”,如尸体、胎儿、精子、卵子、器官、血液。在生命伦理观念中,这些人格体上所凝结的人格利益远远大于它所体现的物质利益。
  第二场:“死亡权论纲”
  报告人:刘长秋博士
  主持人:高飞博士
  刘长秋博士在主题报告中认为,死亡权是一种新兴的权利,是现代社会权利需求的体现。这个命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死亡权的提出奠定了技术基础;第二,医患关系的变化为死亡权的提出提供了权利基础;第三,社会观念的转变使死亡权的存在具有了意识基础。具体来说,死亡权包含死亡方式的决定权、死亡标准的选择权以及自我生命的终结权三个方面。从法理上论证人应该享有死亡权的主要理由是:第一,权利是对权利主体利益和自由的确认或保障,而死亡权则是对人们死亡自由的确认与保障。第二,死亡权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死亡意愿的尊重和保障,是社会法制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第三,人享有死亡权是权利本位所蕴涵逻辑的必然延伸。作为一种直接决定人自身生命终结的权利,死亡权有着不同于传统人格权利的诸多特征,具体体现在:第一,死亡权是隐身于生命权中的一项权利,同时也存在着对这一权利行使的诸多限制,使得这一权利无法像其他权利那样彰显。第二,无论是死亡方式的决定权,还是死亡标准的选择权,抑或是自我生命的终结权,都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而存在,是一项人所固有的天赋权利,这主要是源于死亡这种状态的必然性。第三,死亡权难以得到司法保护和救济的权利,具有非诉性。死亡权应当通过安乐死法、脑死亡法及自杀干预法等死亡立法得到有条件的宣示和承认。
  王竹博士的评议意见,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死亡权的确立,有一定的理论空间,但不应单独立法,而仅需要在《人格权法》中加写条文即可。第二,死亡权的核心利益,是以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为前提,以人格自主为主体,以人格尊严为内核,以人格自由为手段。第三,死亡权的行使可能存在社会公共利益和亲属利益等的多重限制。第四,个体的自杀实际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他杀。死亡权的构建必须解决多个具体问题,如选择死亡的方式、死亡标准的选择人、未成年人死亡权的限制和死亡权是否包括身后遗体处理。
  马特博士评议认为:第一,从跨学科的视野来看,死亡权概念的提出在现代民法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即安乐死和脑死亡。第二,在人类发展的长河当中,死亡到底是义务,还是权利,还是事实,确实是充满了争论。刘长秋博士关于禁止自杀的三个正当性理由,即自爱的本能、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和基督教文化,都有可商榷的地方。只需要在生命权中增加生命的自主决定内容,对生命的处分在适当条件下放宽,安乐死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没必要构建出一个独立的死亡权。第三,对于权利的概念,应该参考霍菲尔德的理论,将英美法的权利分为四种,即自由、权利、权力和豁免。死亡权严格上来说不是权利,而是自由。
  满洪杰博士的评议意见,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对于死亡的认识和态度有很强的民族性。第二,和其他文明相比较,我们中国文化中存在避死文化。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最世俗化的,是最缺乏宗教追求的。第三,死亡实质上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自主的决定。至于说现代科技对死亡制度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脑死亡的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权利的问题,不如说是技术的问题。
  张红博士的点评主要侧重从实证法上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确立死亡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第一,死亡权在立法上缺乏空间。从人格权的体系来解释,对生命健康权进行反面解释,可以认定死亡权的存在,因而没有必要确立死亡权。第二,死亡权的确立会阻吓营救行为。如果确立死亡权,如果实施营救,反而是侵害死亡权,这可能会对其他正当的营救行为产生阻吓,这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第三,死亡权的行使存在问题。设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医院里要求实施安乐死,而其近亲属不同意。那么,一旦实施了安乐死,近亲属会起诉;如果不实施,病人会起诉。第四,由于管理的不规范,死亡权可能成为侵害他人生命权谋财害命的工具,尤其是在近亲属之间发生纠纷时,更缺乏对之进行救济的可育七。
  第三场:“司法实践中的荣誉权”
  报告人:满洪杰博士
  主持人:高飞博士
  满洪杰博士在主题报告中认为,荣誉权在人格权法理论中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荣誉权存在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立法中;另一方面,荣誉权在比较法上和理论上却鲜见讨论。对荣誉权的评价也呈现出一个两极性。持肯定观点的认为,从《民法通则》以来,我们已经建立了荣誉权制度,这项制度已经被《侵权责任法》所再次肯定,这样的制度有其合理性。持否定观点的则认为,荣誉权完全是一个误会,是立法上的一个失误,其并不符合人格权的体系结构。如果说荣誉权既不是人格权,也不是身份权,在比较法上也没有规定,但是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是正常的,这就起到了立法的应有作用;我们就应该支持荣誉权在人格权体系至少在人身权体系中应该有它的地位。反之,如果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它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怀疑它在立法中的合理性,并提出我们的质疑。
  荣誉权直接来源于《民法通则》第102条的规定,此后司法解释和立法多次予以确认。根据学者的考证,荣誉权很可能是在翻译苏联教科书时翻译误差的产物,及把俄语中既包含“荣誉”也包含“名誉”的词翻译成了我们汉语中的“荣誉”,这就导致了在我们的立法中凭空出现了关于荣誉权的规定。通过对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济南市两级法院受理的40万件民事案件的检索发现,以荣誉权为案由的案件只有3件。通过对各种案例数据库、新闻报道的检索发现,从1994年到2010年至少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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