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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研究生法学》
宋代大赦制度及其对唐之传承与异变
【作者】 陈一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律史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两宋;唐代;大赦;法制变迁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4
【摘要】

大赦是贯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源于先秦,在西汉逐渐走向制度化,经魏晋的发展至唐代趋于成熟和完善。两宋在继受唐代法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大赦制度,使之成为常制,相较于唐代在继承其主要功能的同时也发生异变,功能上进一步多样化,范围越来越广,频率极大增加。这一方面确实对当时抵御外敌入侵、缓和国内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大赦呈现滥用的趋势,也给宋朝的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负担。我国现行的特赦不同于传统的大赦,既体现了对中华优良文明的继承,展现了其固有功能和时代价值,避免了传统大赦的弊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3974    
  
  

赦免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历史久远,早在《尚书》《周易》等古籍之中就有相关记载。纵观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有关赦宥之记载更是频见于各正史典籍以及稗官野史之中。最晚至西汉中前期,赦免已经逐步开始制度化,经魏晋时期的发展,在唐代已趋于成熟和完善。宋承唐制,在继承唐代赦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和强化,甚至发展为常制。

宋代的赦宥品目繁多,其中大赦规格最高、出现次数最多,根据沈家本的统计,两宋时期的大赦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部分皇帝在位期间甚至达到几乎一年一大赦的频率。[1]大赦也是最为传统的一种赦宥,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有“大赦”的记载。唐宋时期的大赦,又称“恩赦”“赦降”,而相应制定的赦书是大赦令的载体,也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事实上的一种法律形式。特别是宋代,历朝立法大都有整理赦书的活动,编修成《赦书德音》颁布执行[2]其制度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功能上相较唐代亦有所异变。

一、宋代大赦的缘由及动因

如上文所言,宋代的赦宥频率相当之高,[3]其中尤以大赦为最。但无论如何,大赦本质上依然是基于特殊或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产生的,其施行必然需要一个正式的官方缘由。宋代大赦的频发使得施行大赦的缘由较多,而其背后的动因亦值得考量。

(一)宋大赦之缘由

宋代赦降的缘由繁杂,上至新帝继位、收复失土,下至天文异常、皇室喜忧,皆可成为赦降之由。而“其非常覃庆则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释杂犯死罪以下,皆谓之大赦”,[4]大赦的官方缘由虽相对较为严格,但依然有很多事由可寻。

第一,吉庆大典赦降。宋代的吉庆大典名目诸多,包括新帝登基、皇帝上尊号、泰山封禅等重大皇家庆典事项,在此之后经常施行包括大赦在内的赦降。尤其是新帝登基,在宋代几乎是固定的大赦缘由,赦降等级最高。宋太祖陈桥兵变“继位”皇帝后,即在建隆元年颁布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5]宋太祖作为两宋诸多政治传统的奠基人,也由此形成了宋代新帝继位必行大赦的传统。“常赦所不原者”还出现在太祖、太宗二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如太祖平南汉、收吴越,太宗降北汉以及李继捧献定难五州时,皆有过此赦降。吉庆大典赦降主要还包括郊祀大赦。郊祀大赦始于汉唐之际,至宋代,包括北郊明堂祀和南郊圜土祀,祭祀后必行赦降,而“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6]每三年就会大赦一次。

第二,皇室喜忧赦降。虽然宋代皇室的喜忧皆可行赦降之事,但一般而言,皇子(女)诞生、皇帝疾愈等皇室之喜的赦降等级不高,相反的,当遭受帝不豫、皇后疾或太后疾等皇室忧惧时,才会行大赦,以祈求平安。

第二,辽金同和或战胜赦降。由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等原因,两宋面临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都较其他历代中原王朝更加严峻,特别是北宋,到幽云十六州在五代的陷落,其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中原腹地门户洞开,御敌战争不断。每当辽、金、西夏等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因战胜或讲和而退兵时,通常会行赦降甚至是大赦。甚至于,连年的外敌入侵使得“岁无兵凶”[7]也成为大赦的官方缘由。两宋频繁的抵御外敌战争也使得大赦的频率显著增加,这在传统中国的其他朝代是不多见的。

第四,天文灾异赦降。该缘由向来为中国传统帝制王朝统治者所采用,两宋亦不免俗。宋代统治者把旱灾、水灾、日食、地震、星变、冬雷等自然现象,视为上天对统治者为政不仁的警告或惩戒。为尊崇“天意”和“冀感天心”,每遇灾异出现,必行赦降以救其灾。天文灾异赦降的等级视异象的程度而定,最高可进行大赦。例如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十月,以冬雷赦”。[8]天文灾异赦降也在南宋逐渐成为定制。除灾异外,“屡获丰年”等祥瑞自然现象亦可行大赦。

可见,两宋三百余年,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使得宋代统治者拥有诸多理由进行包括大赦在内的各种赦宥,大赦频施成为宋代法制的一大特点。

(二)宋代大赦频行之动因来自北大法宝

赦免制度作为通行于传统中国历代王朝一项特殊法律制度,自然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价值。就历史渊源来看,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一直是所谓的中国正统思想,而儒家向来倡导“仁政”,赦宥制度无疑可以贴合儒家这一政治理念。从现实价值而言,赦宥制度无疑是历代王朝收拢民心、缓和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治理手段,这点无论在王朝的初期、盛世还是在末代均可适用。一般认为,王朝初建,百废待兴,统治者急需快速稳定社会秩序以利于国家的发展建设,通过赦宥“以示更始”,展现自己的“仁德”,给予民众以希望;王朝中期平稳阶段,社会秩序整体稳定,发展良好,行赦降以显盛世之象;王朝末代,民变不断,行赦宥可以有效缓和社会矛盾,以图再次“中兴”。

当然,两宋的大赦频施,除了以上这些历代王朝皆有的原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动因。

首先,宋代统治者重视慎刑恤刑的法律思想。自唐末藩镇割据至五代十国,王朝更迭一般都是武将政变所致,甚至宋太祖赵匡胤亦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郭、柴家族的政权。因此“五代以来,典刑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9]太祖虽为武将出身,但从五代藩镇割据的经验教训中,他深知法制之重要与慎刑之关键,认为“王者禁人为非,莫先法令”。[10]建宋后,太祖亦一改以往武将政权多用武人为守牧的习惯,“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狱”。[11]有了太祖奠定的基础,其后的太宗、仁宗等历任皇帝也均延续了这一做法。例如,太宗即主张“夫刑法者,理国之准绳,御世之衔勒”,[12]为其兄太祖思想之延续。宋代的帝王虽然注重法律的作用且“颇行重典”,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选择“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以至有宋三百余年“其君一以宽仁为治”。[13]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宋朝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全面体现了“仁德”的色彩,例如太祖制定折杖法,一改秦汉以降的传统“五刑”,使得刑罚体系更加温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宋代自太祖起的这种法律思想和做法一直得以延续,即便到了南宋,高宗等皇帝依然“其于用法,每从宽厚”。[14]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达到最高峰。”[15]从这个层面上说,宋代大赦频施,只是属于其所谓慎刑、仁德施政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不过就事实而论,宋作为传统中国仅有的两个延祚超三百年的帝制王朝,不能说其慎刑恤罚的法律思想在其中没有作用。

其次,宋代文官政治的推动作用。宋太祖深知唐末及五代时期武将作乱的对国家的危害,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剥夺了武将的兵权,大力发展科举制度,扩展科举规模,形成了庞大的文官政治体系,开启了传统中国的文官政治时代。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的科举内容基本均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因此,大量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入朝为官的文官,其实都属于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士大夫。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士族子弟,甚至出身贫寒。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对于曾经五代时期严苛的刑法深感不满;饱读儒家经典,有着传统儒生心怀天下、倡导仁政的文化涵养。作为宋王朝法政领域的主力干将,他们对于法制的主张也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法律和政策。在上书皇帝的奏章中,他们无不时刻提醒当世皇帝宜慎刑恤刑,“有劝陛下严刑峻法以威肃四方者,宜拒而勿听”,选拔司法官吏时“宜得明厚重之人,宣布朝廷宽大之泽,施恺悌之政,变刻薄之风,则太平之隆可垂拱而致。”[16]在这种文官政治的氛围下,宋代法制必然以温和体恤为主流,频发大赦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最后,宋代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使得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为历代中原王朝之最,这也是两宋频施大赦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晋高祖石敬瑭起兵称帝时,为得到契丹的支持,割让了幽云十六州,使得其后的中原王朝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太祖的回赎政策随着其在“斧声烛影”中的突然驾崩戛然而止,太宗的北伐夺取也最终“兵败高粱河”以失败告终。结果便是,两宋三百余年不得不一直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斗争,战争频仍,这在定都开封的北宋时期尤甚。[17]抵御外敌入侵,一方面需要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上下一心赶走入侵者,另一方面对外战争也需要大量的兵丁负责前线作战和后勤保障。行大赦则可以同时达到两项目的。一来大赦天下以笼络民心,缓和国内矛盾,把重心用于对外战争;二来大赦后的一部分已决犯可以在减刑后充当戍边兵丁,达到补充兵源的效果。因此,在战乱频发时期,大赦往往显得更多。北宋末年皇帝“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18]面对北方游牧民族连年不断的入侵,徽宗朝选择高于一年一赦的频率进行大赦,表明了大赦在宋王朝面对外敌入侵时起到的特殊作用。

综上,两宋之际的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大赦的施行,本质上是出于巩固政权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两宋社会文化和儒学发展的产物。此外,宋代御敌战争的实际需要也加剧了大赦的频施。

二、宋大赦对唐之传承与演变

大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赦免已决犯的罪行,但随着赦免制度的发展,唐宋时期的大赦除此之外,还衍生出了其他的作用。例如,“推恩”在汉唐之际逐步发展成为大赦的主要职能之一,在大赦之际对臣民进行各种优恤和赏赐。而唐中期以后,大赦还衍生出了申禁处分的职能,在大赦诏书中加入行政禁令等内容,以整饬各级官员在行政过程中的弊病。宋代在唐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功能有着更进一步的变化。

(一)大赦“推恩”的扩大

在行大赦的同时给予臣民以封赏和恤悯这一做法,经过两汉和魏晋时期的实践发展已相对较为成熟,在唐代基本成为定制。两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化和制度化。

其一,无功亦可受禄。宋代的大赦往往伴随“加恩百官”“优赏诸军”等内容。一般而言,文官政绩突出、武将战功显赫方是升官加爵之道,至少也要保证文官治下之处整体太平、武将出征能打胜仗。但宋代大赦的推恩使得文武官员可以在没有任何功绩的情况下因大赦的恩赐而获得晋升。太祖建隆元年称帝之时,就开大赦“赐内外百官、军士爵赏”[19]之先河。此后,宋朝历代皇帝在继位、改元、大祀等缘由进行大赦后,通常会伴随此类恩赦,使得文武百官在大赦的推恩下“各以序进秩,或加阶勋、爵色有差”。[20]频繁的大赦推恩也使得宋代文武百官无功进迁成为常态。

其三,大赦恩及已决的职务犯罪官员。在唐宋之际,官员职务犯罪后,一般可以通过官当、八议以及请、减、赎等司法特权获取一定程度上的豁免,甚至可以在禁止期过后重新被任命。[21]因此,大赦通常并不会涉及对于已决职务犯罪官员的恩赏。宋代皇帝在大赦是否应恩及已决职务犯罪官员的问题上亦有过反复。太祖在开宝六年曾“特赦诸官吏奸赃”,[22]成此制之先河。太宗继位后考虑到其不良影响和必要性的缺乏,下诏“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23]不过,此后的真宗、仁宗乃至南宋光宗等诸皇帝皆于在位期间的大赦中诏令赦免已决之职务犯罪官员。两宋历代皇帝向来对于太祖、太宗的祖训不敢违背,但在大赦赦免贪官这一问题上一再选择无视祖训,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宋代在赦免问题上多少显得有些没有底线。

(二)申禁功能的传承

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原本的律、令、格、式、敕等官方法律文件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在一时无法制定新制以解决问题之前,唐朝统治者选择在大赦诏书中加入申禁处分的内容,试图利用赦书在全国的影响力来缓和晚唐政治社会所出现的积弊。例如,唐昭宗在天复元年的改元大赦中,就诏令“畿内军镇不得擅于要路及市井津渡,妄置率税杂物及牛马猪羊之类,其有违犯者,有人纠告,以枉法赃论之”,“应诸坊于公私地内浮造屋宇,每月地课,不得更有收征”,“其两军元造曲,制下后便勒逐斤减价,六月三十日已前货卖官曲,其私不得更货卖,至七月一日以后不得更卖官曲之限。……其传典卖奴婢,如勘问本非贱人,见有骨肉证验不虚,其卖主并牙人等节级科决,其被抑压之人便还于本家,委御史台切加察定。”[24]可见,晚唐在大赦诏令中花费大量篇幅来颁布申禁处分,内容也相当丰富,包含了课税、买卖部曲奴婢等诸多方面,还规定了违反每种申禁的后果及处罚,如若不明说此诏书为改元大赦诏令,单就其内容而言难免与行政敕令混淆。

入宋后,唐大赦诏令的申禁功能依然为宋代统治者所继承,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行政效率的提高,申禁功能不再像唐代中后期那般重要,所涉及的篇幅不及唐代那么多,内容更是大幅度精简,不再同唐末大赦诏令般难以与行政敕令区分,往往只涉及个别问题的申禁处分。例如,仁宗天禧二年,在蝗旱之后的大赦诏令中,就有申禁处分的内容,规定蝗旱之后全国各地减免税收且“不得折变及支往他处。欠负物色,未得依限科校,候丰熟日渐次催纳。修造上供,追集百姓工匠,有妨农业,并令权罢。”[25]仅在诏书中简略规定了关于减税的相关申禁处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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