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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由儒入道:曾国藩礼法思想三重奏
【英文标题】 From Confucianism to Taoism:Three Implications of Zeng Guofan's Thought of Rites and Laws
【作者】 夏新华陈仁鹏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曾国藩;湖湘法治文化;礼法思想;一生三变
【英文关键词】 Zeng Guofan; Huxiang's etiquette culture; etiquette and law thought; three changes in a lifetime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9)06-0020-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20
【摘要】

曾国藩为湖湘传统礼法文化的近代转型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但目前学界未能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对其礼法思想及事功进行深入考察。纵观曾国藩礼法思想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随其阅历的增长和价值理念的更迭,礼法思想也由儒法兼用到师法申韩,最后融道入法,可谓“一生三变”。通过实地考察曾国藩故居、曾国藩墓等遗存,可以切实感受其心路历程与礼法思想之嬗变。在不同礼法思想的影响下,其法制实践也从一秉于礼到重典救时,再到审慎用法、宽严相济。

【英文摘要】

Zeng Guofan has introduced new connotations in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xiang's traditional etiquette culture. However,nowaday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failed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of his etiquette thought and achievement with a dynamic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Looking at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Zeng Guofan's thought of law and discipline rite, we can find that as his experience increased and his values changed, the thought of law and discipline rite has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t first absorbed the ideas of both the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Then, only followed the Legalism. Finally it infused the Taoism into the Legalism. The whole process can be described as “three changes in a lifetime”. Through the field visit to Zeng Guofan's former residence, tomb and other relics, you can really feel the change of his heart and his thought of law and discipline rit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itual thoughts, its legal practice also evolved from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rituals to focusing on the salvation function of the classics, and finally to using the law with great prudence, which emphasized the strictness and humanism at the same tim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3963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兴起研究湖湘文化的热潮。言及湖湘文化,不可不言其代表性人物——曾国藩。岳麓书社自80年代初成立后,便启动《曾国藩全集》出版工作,通过整理、研究珍稀史料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在社会上引起一股“曾国藩热”,也为学界研究曾国藩奠定坚实基础。随着唐浩明、王兴国、王继平等学者的深入发掘,学界逐渐改变了单纯以阶级分析范式评判曾国藩的模式,转而以语境论的方法对其客观评价[1]。然而,目前学界较为关注曾国藩在推进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的历史功勋,及其开创新儒学方面的贡献,对其礼法思想及事功未能足够关注。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位褒贬不一的传奇人物,为近代湖湘传统礼法文化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曾国藩法律思想及实践的成果中,或选题宏大[2],或注重个案分析[3],少有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检视其嬗变者。从儒法兼用到师法申韩,再到融道入法,可谓“一生三变”,跌宕起伏,其故何在?个中缘由实值得探究。古语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为切实感受曾文正公的心路历程,我们开启了曾国藩故居故址的寻踪之旅。

一、白玉为堂研习礼法,儒法熏陶程朱修身

白玉堂为曾国藩少年居所,正厅悬挂着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治家四字经“书、蔬、鱼、猪”[4]的牌子。东厅是被誉为“湘军摇篮”的曾国藩的父母曾麟书夫妇房间以及曾国藩的寝室、书房。湘乡秀才周念忠在《念忠先生逸事状》中记载了一则与曾国藩有关的故事:

先生少从父学,钝甚,不数年遂辍学而农。至是,乃复就馆读,父讶之。询其由,喜。然先生故无记持性,每授书百言,读之数百千巡,犹弗能熟。方其读,两手据几,足踏几下砖,戛然有声。日久,几凹痕十指历历,砖上双趺隐然,窊且数寸。尝夜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有盗伏窗下,将俟其寝而穿以入。鸡已鸣,先生读犹未熟,盗怨訽曰:“蠢如此,何读书也!吾耳犹熟烂矣,其背诵与汝听[5]。

可见曾国藩并非天资聪颖,而是坚毅非凡。那个呵斥曾国藩愚笨并流利背诵文章的盗贼后来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为今人所知的是,曾国藩以恒心和耐力成为“同治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五岁启蒙,受学于庭,六岁入家塾“利见斋”,二十八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后,曾国藩对太常寺卿唐鉴和大学士倭仁以前辈之礼事之,并受其影响,以朱子为日课,致力于宋学。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鉴答:“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6]可见,曾国藩治学尤为注重经世致用。礼法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也引起曾国藩特别的关注。他在《孙侍讲刍论序》中写道: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丘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安,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沣氏遂修《五礼通考》,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7]。

曾国藩将上古《周礼》至明清礼学加以概览梳理,认为经世实学与礼学互为表里,是最大的学问。他在杂著笔记中又谈到: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苟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8]。

由此观之,在曾国藩看来,礼学就是经世之学的源流,并且他将礼学的功用和范围阐述得十分详细。“礼”作为古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既规定了社会等级秩序,也为各等级的人设计了一套行为规范和是非观念。在我国古代,从一般的社会生活规范来讲,在古人心目中,“礼”就是传统社会中的“法制”的主体,礼法合流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礼”是曾国藩法治思想的基础。他遵循《礼记·曲礼》中的“礼治”原则[9],这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的法律思想基石。

毋庸讳言,若以今人的法治素养为标准评判曾国藩的礼法思想,无疑会认为其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会认为其只具有朴素的自然法观念。但我们不应站在今人的立场苛责古人。而应在充分考量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检视曾国藩把礼作为“经世之术”,从而提出“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思想。他在《王船山遗书序》中进一步阐释了“礼”与“仁”的关系: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 [10]

如果说唐鉴、倭仁将曾国藩引入了高高在上的理学之门,那么王夫之教给曾国藩的就是切于实际的经世之学。我们在白玉堂里发现了一幅“曾家九处十室分布图”,图中描绘了曾家分布于娄底各处的宅邸等祖产,并标注了毗邻的衡山县、衡阳县和湘潭县。白玉堂恰位于娄底、湘潭、衡阳三地接壤之处,这为曾国藩博采众长提供了天然的地理优势。自“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搜集整理王夫之遗作,编纂《船山遗书》后,王夫之的地位便逐步上升,享有灼灼大名。事实上,参与1842年《船山遗书》刊印的学者,全都与湘军诸领袖关系密切,王夫之的著作在湘军内部也流传甚广。王夫之有关拨乱反正之道的历史著作为湘军将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力量。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道,1862年12月,他已在帐中读此前未刊布的王夫之《读通鉴论》,每晚数页不辍。攻打太平军时,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此书[11]。1866年6月,曾国藩又用四个月时间精读王夫之著作,并为新版《船山遗书》作序,可见王夫之对曾国藩影响之深。王夫之于明亡之后隐于山中,主要活动范围就在衡阳。湖湘文脉自衡阳传至娄底后,又向东北传承发展,所以在王夫之、曾国藩之后,从韶山冲走出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便成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毛泽东曾在杨昌济的引导下,研习性理之学,他对本体论、心性论等问题尤为关注。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到超凡入圣境界的仅有曾国藩一人而已[12]。1915年8月他在《致萧子升信》中就将曾国藩与周孔并称,他谈到:“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13] 1921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盛赞王夫之“开一代风气之先”,“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14]。可见毛泽东深受王夫之和曾国藩的影响。

二、练兵推崇申韩,重法治军涤荡乾坤

坊间广为流传着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曾国藩虽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晚晴第一名臣”,入仕后更有十年七迁的惊人表现,但他并非一直顺风顺水,早年间就曾三次受辱、三次自杀寻死。曾国藩第一次寻死即是在靖港兵败之后。据说当年惨败后,他来到长沙伏龙山桐溪寺办团练,与住持宝月大和尚言语相投,彼时已有意以伏龙山作为归葬之地。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1岁,其灵柩由南京运回湖南老家,是年选址浅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两年后,其与夫人欧阳氏合葬于伏龙山。据郭嵩焘记载:

“(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偕徐寿蘅、郭子美同至平塘,为文正公相地,盖沅浦(曾国荃)去岁所得者。在兴国寺后山,曰伏龙山,寺后主峰曰狮子山。地名桐溪港,故亦名寺曰桐溪寺。”[15]

可见,曾国藩在伏龙山的长眠之地实际上是曾国荃寻得的,并非如坊间传闻所述——系曾国藩练兵时寻得宝地,并与桐溪寺主持宝月和尚约定先逝者葬于此。但坊间传说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世人对曾国藩兴办团练的关注。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在充江西乡试考官途中忽闻母亲去世,赶忙归家丁忧守孝。时逢太平军攻入湖南,在郭嵩焘、左宗棠等人劝说下,曾国藩决定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恳请,墨绖出山在湖南招勇办团练。同年十二月,曾国落奉旨到长沙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自此开启他后半生轰轰烈烈的“中兴”事业[16]。曾国藩深知他的敌人众多,不仅有太平军,还有湖南本地的会匪,即所谓的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除此之外,还有教匪、盗匪、游匪等,名目繁多,他们往往成群结党,平日里啸聚山谷,太平军入湘后就附之而去[17]。因此,曾国藩认为决心严办土匪以靖地方[18]。

曾国藩深知治乱世用重典的道理,若要兴办团练,保卫乡土,必须先涤净湖湘,将乱匪处以重刑。因此,他在寓馆内专设审案局,委派妥员二人,拿获匪徒后,立即严审。曾国藩曾在批牍中写道:“当此有事之秋,奸民狡焉思逞,不随时惩治,则恐酿成巨案,断不拘泥常例,稍存姑息。”[19]曾国藩认为当此多事之秋,不能按常理出牌,而要下猛药,以威猛救从重从严惩处不法分子,以起威慑镇服之作用。但正因于此,曾国藩被时人痛斥为“曾剃头”,他显然对此已有意料,因而在奏折中说道“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20]。实际上,曾国藩的重典治乡并非一味使用严刑峻法,他深知公正司法、审慎执法的重要性,在其批牍中可以窥见一斑:

“犯究以何名为最要,何名为次要,仰该县细心访查。于原告被告之外,另传绅耆再三推求,密行禀闻。本部堂亦傍询博访,互相研证,以期不枉杀一人,不宽纵一人,想该县能体我苦衷也。”[21]

可见,此时的曾国藩虽师法申韩,却也深谙“法者,平之如水”的道理,在重典治乡、重法治军的同时,也尽可能的讲求公平公正,在司法时能够傍询博访,互相研证。然而,曾国藩设审案局通过杀伐立威立命是不争的事实,他曾坦言:

“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遂设一审案局,与湘人约:凡捆送会匪、教匪、抢犯来者,立予正法。前后杀戮二百余人,强半皆绅耆擒拿。国藩因博武健之名,而地方颇收安静之效。”[22]

湖广总督吴文镕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在这封私人信件中曾国藩所言可信度较高。审案局自成立以来“前后杀戮二百余人”,即平均每天杀一人,这种杀伐立威之举,难免会产生冤假错案,但曾国藩此时无暇顾及,他只希望能通过霹雳手段、严刑峻法来保境安民,为自己办团练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讲究礼法结合,宽严并济。一方面,他保留了书生带兵特有的气质,主张:“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曾国藩认为带兵不仅要教其行军打仗,也要教会其做人的道理,其以诚、仁、礼、义、廉作为带兵的准则,教会士兵以爱民为第一要义。除了曾国藩此种以礼相待的带兵方式,以法带兵更是其重要内容。为约束士兵的行为,曾国藩立下《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对扎营、开仗、行路、守夜、军器等军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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